从《莱茵报》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阅读视野与理解路径
代建鹏
摘要: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是追求现有与应有统一的理性批判主义。马克思在《莱茵报》后期意识到自己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借助于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方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完成了对自己思维方式的第一次批判和转折，接下来在《德法年鉴》时期作品中进一步明确了边界意识和现实意识，在《手稿》中通过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主体意识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 理性批判主义 主谓颠倒 黑格尔 费尔巴哈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于1932年首次在MEGAI中以德文全文发表，自那时以来，关于《手稿》的整理编排与研究一直是青年马克思研究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焦点。直至1982年MEGAII出版新版《手稿》时仍采取了两种非常不同的编排方式:一种是按写作时间，另一种是按逻辑结构。按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编排既体现了《手稿》自身的“自己弄清问题”的未成形性质，同时也体现了《手稿》的解读难度。回溯《手稿》的最初出版情况时可以看到，1927年《手稿》笔记本III的大部分就以俄文发表了，但出版者误认为它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出版后也没有引起大的注意。另外，另一个《手稿》版本几乎与MEGAI版本在同一天出版了，这就是朗兹胡特和迈尔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这两个版本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编排方式就有很大的区别。而在《手稿》MEGAII版出版仅仅一年之后，尤尔根·罗扬就在奥地利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国际会议上发表了《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题》的长篇论文，论文认为以往的许多《手稿》研究没有对《巴黎手稿》进行“史料批判”，研究结果缺少文献学支持。罗扬认为所谓的《手稿》只不过是马克思从1843年底到1845年初撰写的一系列经济学研究笔记之一，换句话说，根本就不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一本书。［1］罗扬的研究结论能否成立暂且不论，它最起码提醒《手稿》研究不能就《手稿》自身研究《手稿》，虽然这是该做的。《手稿》研究应该是多视野多路径的，研究者必须明了自己的研究只是通达《手稿》真意的一种视野下的可能路径之一。
本文考察马克思自《莱茵报》至《手稿》这一时期的文本，梳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线索和演化踪迹，以期为《手稿》的解读提供一种可能的阅读视野和理解路径。
一、《莱茵报》:追求现有与应有统一的理性批判主义
《莱茵报》时期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报刊实践为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实验平台，通过这个平台马克思的思想经受了现实的考验，更收获了对自身的认识。
通观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主要文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据此把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类文本如《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和《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等论文全文笔力雄健，气势充沛，文章以不可阻挡的逻辑一往无前而不以情感取胜。第二类文本如《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虽然在逻辑上仍然有力，然而已经是层层推进，已经缺少了第一类文本那种从容泼辣和一剑封喉，关键时候甚至需要用道德来支撑，这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显然，两类文本在主题上有较大的差异:第一类文本的主题主要涉及精神领域，如书报检查和新闻自由，其主旨是精神自由;而第二类文本涉及的主题都是具体的现实问题，如林木盗窃和共产主义，其主旨是现实的自由或称物质自由。两类文本文风差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马克思根据不同的论述主题选择了不同的论述策略，而是在第一类文本中运用自如的言说方式遇到第二类文本的主题后不得不作出某种回旋、游击乃至避让。这根本就不是策略的问题，而是真实的障碍。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第一类文本之所以那么出色，原因有三点:第一，马克思刻苦钻研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精通黑格尔辩证法的言说艺术，这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可以看出来。马克思从辩证法中受益最多的一点是对概念的敏感，尤其是对概念的区分。卢格说:“关于出版自由，以及在捍卫出版自由方面，从来没有、甚至也不能有比这说得更深刻更透彻的了。在我们的时论中，出现了这样有真才实学、有气魄、善于理清普通的概念混乱的文章，真是值得我们庆幸。”［2］(p55)此话虽有同仁过誉之嫌，但仅就“善于理清普通的概念混乱”而言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第一类文本的主题都是精神性的，即相比于第二类文本都是比较抽象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适合本质同样是抽象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论述方式与论述主题都偏抽象。这两点容易看出来也比较好理解，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点原因，这就是通贯第一类文本的立论主旨——自由，其支撑思想应该是启蒙思想，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关于马克思是如何具体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依据现有资料较难考察，仅仅知道一些很粗略的情况，如他父亲倾向于法国启蒙思想，这对少年时期的马克思应该起过影响，马克思就读柏林大学时的老师甘斯倾向于法国思想，还有与马克思有过交往的赫斯等德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另外可能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了。三点原因中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维方式，启蒙思想体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念。
从第一类文本到第二类文本既有从逻辑到道德的转移，相应的更有从方法到立场的转变。在第二类文本中辩证法虽然仍然是剖析抨击的利器，但已经部分失去了在第一类文本中的作用:有的时候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持，有的时候更成为论证自己道德立场的武器。从逻辑到道德的转移已经显示了辩证法即使是运用纯熟的辩证法也绝不是永远能够驳倒对方、揭示事物的实质。不如说，辩证法的功能更多地在于揭示出对方的立场和言词、论点和论证之间的矛盾与歧异。马克思运用辩证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很大原因在于他坚持的政治立场，虽然他自己未必而且开始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虽然在政府与民众之间他倾向于民众，但更大程度上他认为自由报刊以及自己是超然的，因为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所体现的以及自己所坚持的是客观理性。这种理性必然是批判的，而且只存在于批判之中。因此，在第二类文本中当立场问题突出的时候，辩证法的批判在第一类文本中所“享受”的那种貌似具有超然地位的景象便不复存在了。援引道德既体现了客观理性逻辑的不足，也把逻辑背后的立场推到了前台。这里，理性批判主义中的追求现有与应有统一的理念显示出某种苍白无力，遇到了真正的危机。但就在立场已经定了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辩证法仍然在剖析抨击方面显示了自己的犀利，这虽然是一次漂亮的防守反击，但也是最后的完美绝唱。
理性批判主义需要对象作为展示自我辩证法批判力量的平台，这个平台越大越好。马克思《莱茵报》时期能够遇到以及现实能够提供的最大平台就是国家。理性批判主义最怕遇到的是真实的现实事物，最怕面对的是立场选择，而生活已经把这两点都推到了马克思的面前。扩大平台是理性批判主义遇到问题时的唯一出路，然而，平台越大问题也越大，越难解决，当平台无法再扩大时出路只有两条——用解释遮掩问题或是面对问题勇敢否定自己。马克思选择了否定自己，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这除了其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他对思想彻底性的偏好与追求。这种否定也就是对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重新考察。价值理念虽然更为重要，却是由思维方式带出来的，因而马克思考察与反思的首先是思维方式。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一次反思
马克思在1942年3月20日致卢格的信中说到“我不能随信为下一期《轶文集》寄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了(虽然这篇文章也是为《末日审判的号声》写的)”［3］(p27)。虽然不知道马克思是如何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但根据他《莱茵报》时期的文本可以有把握地说，马克思的批判应该主要是针对黑格尔的行文方式而不是辩证法本身。因此，严格说来，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一次反思，更是其青年时期思想的第一次大转折。
清楚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特别是理性批判主义的困境，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只有在《莱茵报》时期之后才有可能来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偏偏会选择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只有意识到了自己所用的黑格尔辩证法有大问题才有可能转身去反思它，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维方式的现实映照就是国家观，或者说国家观就是现实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分析的正是《法哲学原理》第三篇伦理篇的第三章国家章，而且马克思没有分析国家章中的第二节国际法和第三节世界历史，甚至没有分析第一节中的第二小节对外主权。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分析的虽然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其实是自己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完全是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主要考察的并不是内容而是言说方式，马克思几乎是逐句逐字分析黑格尔的话，而且这种分析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探讨或试探的色彩，完全是针对性非常明确的批判。马克思最根本的批判有两点:第一是直接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辨的、抽象的、二重性的、神秘主义的;第二是指出第一点的根源在于黑格尔把抽象的事物作为主体，在行文中就是主语、主词。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不过是换了装的逻辑学。
判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第一次反思黑格尔的辩证法，第一次思维方式大转折并没有太大难处，真正困难的问题是马克思这样做有什么必然性?换句话说马克思当时为什么能够非常迅速地意识到自己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并弄清问题的实质所在?对此现有资料只能允许做一些大胆冒险的推测，而这些推测主要地与费尔巴哈有关:马克思在1842年3月20日致卢格的信中说到在《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里“我不免要谈论宗教的一般本质;我同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冲突，这个冲突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不管怎样，宗教是不会从中占到什么便宜的”［3］(p27)。虽然很可惜马克思没有具体说出这些“冲突”、“原则”和“理解”究竟是什么。但梅林说的应该是谨慎稳妥的，“在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里，还看不到费尔巴哈的影响”［2］(p72)。正是也只有在《莱茵报》时期后期理性批判主义的弱点充分暴露出之后马克思才有可能意识到费尔巴哈提供的成果对自己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细节，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1843年3月初致马克思的信中说，“今天早晨，我在收拾房间，把棋子放回原处，捡拾烟头，打扫烟灰时，拾到一张纸。这是你把你的朋友路德维希的著作肢解了，把这重要的一页遗留在了这里”［3］(p598)，这本著作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当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著作最重视的就是《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这两本著作的主旨正是批判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神学本性。如果没有其他更强有力的材料，从这些情况可以判断，费尔巴哈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是推动马克思在1843年完成自己第一次思维方式重大转变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而且这种影响是以一种爆发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发生的。
三、《德法年鉴》时期:边界意识，马克思开始创立自己的思想(www.xing528.com)
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自己那种黑格尔辩证法所具有的抽象性、思辨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自觉，这种抽象性、思辨性也就是某种虚假的总体性。再加上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研究了西欧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使得马克思思想中除了哲学之外还增加了一些历史和政治的成分。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认为布鲁诺·鲍威尔混淆了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如果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应该不会做这么明确的区分，而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这两种解放是有很大区别的。《莱茵报》时期在黑格尔辩证法总体性的视野中，马克思更可能会看到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一致性。只有在反思过黑格尔法哲学之后马克思才会不满布鲁诺·鲍威尔关于国家的抽象笼统的论述，而要求对国家作出某种区分。就目前所知，在《德法年鉴》时期之前马克思关注最多研究最深的是哲学，在克罗伊茨纳赫时期集中明确地研究了历史和政治。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马克思虽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但把国家区分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仍然遵循了黑格尔的思路，马克思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看法也来自于黑格尔，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整个的论证思路和架构还带有《莱茵报》时期的许多特点。如马克思谈论的与其说是犹太人不如说是犹太人的精神，与其说马克思是在谈论金钱不如说他在谈论金钱的抽象意义。马克思的整个言说仍然带有很强的抽象性，毕竟他才从抽象中醒过来，虽然他力求谈论现实的感性的事物，但不可避免会带有以往论述的色彩。表面上马克思是在谈论犹太人或者金钱，实际是在说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不管怎样，马克思已经有了某种边界意识，他希望摒弃抽象的议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相比于《论犹太人问题》又有自己的特点，也可以说前进了一步。《论犹太人问题》可以说仍然是对现实事物做抽象论证，或者说是抽象地谈论现实事物，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开始从抽象论证下到现实事物，开始着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主要地只谈论市民社会本身，通过对市民社会本身的分析论证无产阶级的实质和作用，而这一切论证的背后仍然矗立着那位大师，论证的核心思想就是黑格尔的异化观念。而对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不难发现两个特点:第一，《论犹太人问题》是先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而后用以分析犹太人问题和金钱等，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无产阶级问题是最后才出现的;第二，从文风和行文来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更为娴熟、流畅、气势磅礴，如《论犹太人问题》有较多格言式的小段落，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较少，通常是长篇大论。
由于缺乏对《克罗茨纳赫笔记》系统的解读，因此，在探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直接解读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不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间的某些思想关系不易说清，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之间也有一些不易说清的理论问题。例如，如果不深入研究《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无产阶级问题就如从天而降，让人难以知其思想脉络。
四、《手稿》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象化与异化，再论主体
这里对《手稿》的讨论只针对［笔记本III］中的［对笔记本II第XXXIX页的补充］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令人吃惊地时隔一年又回到了黑格尔，这次回来带着艰苦得到的收获:第一，马克思现在批判的已经不仅仅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国家哲学，而是他的整个哲学。经过一番辛苦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不仅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4］(p316)，而且认为辩证法是《精神现象学》的伟大的最后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4］(p319—320)。从《莱茵报》到《手稿》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莱茵报》时期辩证法是马克思根本的思维方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思辨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实际已经恢复了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到了《手稿》马克思更明确指出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伟大之处——但这时辩证法已经不再享有主体和主语的超然地位。第二，马克思重论主体，但已经不是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和费尔巴哈那样进行主谓颠倒，而是进一步讨论主谓的关系，讨论人和辩证法的关系，关键就是分析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由于马克思坚持辩证法的辩证性质，他同时批判纯粹的或抽象的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又由于他把费尔巴哈的人作为自己的主体、主语，因为费尔巴哈的人毕竟不是现实的一定的人，因此，马克思没有办法把对象化和异化根本分开，而是陷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谜中。
五、小结:文本解读与理论重构
以上只是非常简单地叙说了马克思从《莱茵报》到《手稿》的思想发展。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特点，吴晓明说得好:“像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其哲学来历既渊源有自，其探索路径亦开合有定，所以除非其思想发展进程本身产生一种真正的内部需要来(由这种内部的必然性来呼唤)，否则的话，他是既不可能任意变换门庭，也不可能随便向他偶然遇到的某位角色摭拾牙慧的。”［5］(p413)而早在《手稿》1932年才出版时，由于《手稿》相比于当时广为人知的马克思其他的文本具有鲜明的异质性，亨·德曼就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中指出了一个现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至今还把马克思一生的创作(至少是1843年以来的创作)看做一个体系，并且不加区别地用《法兰西内战》(1871年)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中的引文来证明他们对这个体系的看法。”不加区别地引用马克思的文本不仅妨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妨碍对马克思青年时期文本的解读。亨·德曼还说，《手稿》“首先只是关系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应当把这个‘人道主义的’阶段看做马克思学说的后来被克服了的预备阶段，还是看做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本身现在已经不能再回避了”［6］(p348)。
这个问题提得足够坚决也足够明确。28年后阿尔都塞的《论青年马克思》给出了第一个答案，67年后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在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阿尔都塞说没有预备就没有固定，张一兵说没有预备，也没有固定。
［1］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2］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当代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中央编译局编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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