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手稿》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研究的科学意义
权文荣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710065)
摘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理论孕育和形成时期的重要文稿，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过程中占据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它的写作不仅标志着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特殊世界观的科学孕育，而且标志着马克思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整体科学孕育。这种科学孕育的关键，就在于《手稿》对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的科学探究。由于这种研究，马克思不仅在理论逻辑上达到了对“历史之谜”的初步科学破解，初步形成了由社会生活观、实践观、价值观、实践方法形态观相统一的唯物史观，而且初步形成了新唯物主义普遍世界观和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特殊世界观、辩证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特殊世界观相统一的整个科学世界观。也就是说，《手稿》的写作为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萌芽和唯物史观的初创，建立了可靠的科学根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逻辑前提。
关键词: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的存在和本质 科学意义
一、马克思在《手稿》之前对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早期之所以对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进行研究，既在于马克思在成为“费尔巴哈派”之后的研究路径，是一条以探寻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主旨的实证性理论批判的逻辑研究道路，又在于他在把一般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相统一而初步形成新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同时，把人的生活世界当做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特殊总体来看待。这样，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的探寻，就归结为破解“历史之谜”。而破解“历史之谜”之所以是探寻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前提，一方面在于，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原则既不是像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那种“教条主义的旗帜”，也不是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片面学说，它不仅“涉及到真正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而且涉及“人的理论生活”［1］(p416)。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本身作为人类历史的必然结果，不仅在于扬弃资产阶级政治国家这种与市民社会个体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的虚假的普遍形式，使个人生活真正成为作为社会的“类生活”，而且在于扬弃利己主义个人的片面性，使其达到向作为真正社会的人的回归，使人类获得真正解放。因此，他对黑格尔法哲学以及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和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等的实证理论逻辑批判，对经济学的研究，对历史动力问题的考察，都是以对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的探讨为中心而展开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问题作了首次科学探讨。在人的存在问题上，马克思在把人理解为社会存在物的前提下，既在资产阶级社会层次阐明了“公民”和“市民”的联系及差别，又对人本身的结构问题作了探讨，他认为，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个体与总体，个人与类(全体)的统一。但是“全体性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本质的、精神的、现实的特质。全体性不是某种使单个人失去存在单一性的规定的东西，而只是由单一性构成的全数。一个单一体、众多单一体、全体单一体。一个、众多、全体，——这些规定中没有一个规定能改变主体的即单一性的本质”［2］(p145)。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不仅表明，黑格尔抽象地、孤立地考察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作与它们对立的东西，“但是，他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2］(p29)。而且表明，“如果在阐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这些社会存在方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么家庭等等就表现为主体所固有的特质。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但这些实体性东西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共有的东西”。［2］(p51—52)。可见，在这里，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不仅通过对黑格尔历史观及国家观的批判，已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开始着眼于从市民社会的解剖中寻找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而且根据科学抽象的“抽象唯物主义”的基本思维方式，把人的存在看作个体与总体、个人与类(全体)的有机统一，把人的本质看作社会特质，这就越出了费尔巴哈那种仅仅局限于一般自然观视域对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的考察，只承认人的自然本质并把它按感性直观看作水及食物，男性和女性，又按照理论直观归结为思想的形而上学人本观的窠臼。他虽然在这里还没有明确指出国家只不过是人的“类生活”的虚假的普遍形式，是人的存在和本质的虚幻表现形式，而把国家当作类的存在方式和人的本质的客体化的实体，当作一切人共有的东西和“人的现实普遍性”，但他把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加以考察，并把人本身的结构初次描述为“一个、众多、全体”的统一，实际上是描述为个别、特殊、普遍相统一的逻辑结构，表明他已赋予了费尔巴哈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命题以新的含义。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相混同的资产阶级政治观时，不仅分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表明“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但是，“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2］(p170.180)。而且，一方面既认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在这里，即在人把自己并把别人看作是现实的个人的地方，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像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2］(p172—173)。又表明，“政治国家的成员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政治民主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在这里，人，不仅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是享有主权的，是最高的存在物，但这是具有无教养的非社会表现形式的人，是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是本来样子的人，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而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一句话，人还不是现实的类存在物。”［2］(p179)。也指出，“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2］(p184—185)。在这里，“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2］(p185)。另一方面，马克思表明，“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p189)。
可见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的分析，已不仅把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看作人的类生活(类存在)的虚假的普遍形式，并把这一政治国家的成员看作“非现实的类存在物”，把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看作与政治共同体分离开来的利己的“尘世存在物”。表明作为“类生活本身的社会”，只不过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和“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而且在阐明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关系的同时，表明人类的真正解放，既在于扬弃资产阶级政治国家这种虚假的“类生活”的表现形式，又在于扬弃市民社会的个人的利己主义，使“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使“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这就是说，“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2］(p198)。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把对黑格尔法哲学所做的批判看作“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它相联系的现实所做的理论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的同时，不仅表明，“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p199)。表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p207)。而且，把自己的哲学当作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并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看作“人的解放”，以及把否定私有财产当作这种解放的先决条件，当作无产阶级的社会原则。表明“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2］(p213)。从而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命题中，引申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革命的结论。可见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把人的存在和本质看作社会的存在和本质，而且已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主体即无产阶级，阐明了否定私有财产这一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主要社会原则，并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看作人类的解放。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人的本质，他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有没有这种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3］(p24—25)。可见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进一步把人的本质看作“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看作人们创造即生产的结果，而且把私有财产关系条件下的作为非现实的类存在物的现实的个人，视为“人自身的异化”或“异化的人”，并把异化了的人的本质视为类的非本质。即人的社会本质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的非本质形式中获得存在。
马克思的这种研究，不仅为《手稿》的研究和写作开启了科学理路，而且为唯物史观社会生活观、实践观、价值观的孕育和形成作了科学逻辑铺垫。
二、《手稿》对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的研究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随着以科学抽象为基本思维原则的科学思维方式的运用，随着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体系的逻辑批判的展开，以及随着对自然界内在结构的双重科学解读，也就是说，随着“新唯物主义”普遍世界观基本逻辑结构的形成，马克思不仅运用普遍辩证法，通过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深入批判，全面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基本科学规定，从而达到了对“历史之谜”的一般科学逻辑破解，而且在人的生活世界总体阈及层次对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作出了进一步科学解读。
首先，与费尔巴哈那种仅仅局限于感性直观并仅仅从生物个体属性的一般自然规定上，去考察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非科学的研究方式不同，与黑格尔那种从绝对观念的自我反思的外化逻辑演绎出等同于自我意识的人的研究方式相对立，马克思不仅着眼于从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产生生命的生活”的特殊性上来考察人的存在，从“生产生活本身”的特性上来考察类生活即社会生活的存在，而且着眼于从作为“种的类特性”的生命活动的特性上去考察人的本质。在他看来，一方面，人的生命生活之不同于动物的生命生活，乃在于动物的生命生活是一种本能的消极适应自然界的生活，而人的生命生活则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的能动生活，是以劳动实践为存在方式和基本特性的“生产生活”。由于作为“产生生命的生活”的“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而人的类生活即是他们的社会生活，因此，社会生活及人本身便是以劳动实践为基本属性和存在方式的。一方面，“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p273)。因此，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性质的类本质便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以创造对象世界(包括自身)为规定的客观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实践。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类生活即社会生活总体上看，作为人的类生命活动的实践活动过程，便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只不过由于随着总体劳动实践的发展所产生的以商品生产为形式的异化劳动的出现，由于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私有财产关系(即私有制关系)的产生，人的类生活和类活动(即人的类存在和类本质)便获得了谋生生活和谋生活动的异己的外观，它们仅仅作为自身的对立物并存在于这种对立物的形式中罢了。也就是说，私有制关系前提下的人的生活和活动，丧失了或者说尚不具有人的社会生活和生命活动的科学现实规定性，即在私有制前提下，个人的生活还不是现实的类生活，个人的生命实践活动还不是现实的类本质。由此可见，如果说人的类生活(社会生活)以实践为存在方式，人的类生命活动的本质在于实践，那么，在人的生活世界最一般层次阈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科学判断，便是合乎科学逻辑的。如果说马克思在对自然界作出双重科学界分时科学地看到，“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2］(p326)。即人既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自然存在物，又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和自身的类存在物。那么，确认实践是人的类生活的存在形式，以及人的类生命活动的表现或特性是实践，也就为科学区分人和动物的差别建立了可靠的科学根据。
其次，与费尔巴哈那种在整个自然观上只承认有差别的个别物的存在，而把整个物质世界仅仅看作许多有差异个别物的简单集合，并把通过科学抽象所得到的反映整个物质世界的物质、自然界概念仅仅当作主观的想象的形象，当作“虚空的抽象”，以致否认不同层次个别的特殊的总体物辩证联系而构成的整个自然总体物质的存在的解读方式不同，马克思既表明一切个别“实体”、实物的客观存在，又表明作为不同层次总体总和的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他不仅把反映不同层次物质世界的物质概念，看作是对这些不同现象实物总和的科学抽象，而且把从整个宇宙世界一切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物质形态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物质概念，当作最普遍最高的物质概念，当作整个物质自然界这一对象的本身和本质一样。在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问题上，与费尔巴哈那种只承认单个生物人的存在，并把类仅仅当作男女两性的机械加合，或仅仅当作无数个体的简单集合，以及又把类概念看作纯主观想象的考察方式不同，马克思依据科学抽象的思维原则，按照辩证逻辑结构的机理，在对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存在问题的考察中，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科学见解，从而把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关于人本身内在结构的思想加以科学丰富及推进。他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2］(p302)。这表明，马克思在人的生活世界总体(在人类历史观总体)层次上，不仅把人当作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个体，而且把人看作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社会的主体”的总体，看作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在这里，个体的存在和个体的生命活动既包含着总体的存在和生命活动，是总体存在及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又是总体存在及生命活动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总体并非是无数个体的简单加合，它是全部历史个体的有机总和。作为总体的类概念是对一切个体总和的科学抽象。因此总体也既是以类为表现形式的个体，而且是一个作为“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是一个寓于一切个体之中的生命机体。正是对人的这种理解，马克思既把个体的生命生活表现看作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又表明“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2］(p302)。按照这种见解，马克思一方面看到，人作为社会的主体的存在，作为生命表现的总体，其生命活动过程乃是一个以劳动实践为中介(关系)的人与自然(作为社会存在的自然)之间的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是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包括人本身)的能动生活过程。这就是说，作为人的生命表现总体的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另一方面看到，人作为个体，作为单个的特定的社会存在物，不仅表明作为总体生命表现的人的生命活动，是通过历史上一系列世代相继的个人的生命活动来实现的，是由世代相继的一切个人的劳动实践所创造的，而且表明，单个的人之间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实践关系，才能成为特定的社会存在物，才能同自然界发生实践关系，也才能实现个体生命活动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个人的生命活动也以个人间的社会实践关系为中介。虽然这些个人间的关系，在作为历史总体的人的生命活动中，只不过是人本身同他自身之间的同一关系(在私有制前提下，这种同一关系仅仅存在于人本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立的非现实的异化形式中)，但是，他们之间的实践关系同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总和，却反映着人的类生命活动的本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一方面形成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思想，一方面进一步把作为生命表现总体的人的生命活动的生活过程，即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是由一系列世代相继的人们的有限实践所构成的无限实践活动过程(尽管在私有制前提下，实践以异化的形式在对立物的运动中歪曲地表现着，但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是实践的)。(www.xing528.com)
总之，《手稿》的研究和写作表明，马克思沿着理论批判的逻辑研究路径，在不断获得对整个物质世界内在逻辑结构科学解读，并形成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科学自然观的同时，通过对人的生命生活和生命活动的特殊性的研究，以及通过对人类劳动实践过程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研究，不仅使“历史之谜”得以总体上的初步科学破解，而且初步对人的生活世界这一整个物质世界之特殊总体的基本科学规定作出了科学解读，以及初步形成了他的“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生活观(社会存在或社会物质观)和实践观(社会本质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观(包括价值观)，以致为初创唯物史观的逻辑系列体系，奠立了理论基石和前提，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的孕育。
三、《手稿》对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探讨的科学意义
《手稿》的研究和写作也表明，马克思把人的存在和本质的探讨作为中心，他对人的生命生活和人的生命活动特性的科学考察，并非仅仅关涉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研究作为他的科学世界观理论体系创建活动的一部分，本身也是对人的生活世界这一整个物质世界普遍总体所包含的特殊构成部分及特殊内在发展环节基本科学规定的研究，是对人的生活世界这一特殊总体生成及发展规律的研究，或者说，也是对“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这一特殊世界观内在科学逻辑规定的研究。《手稿》作为唯物史观的科学孕育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人的生活世界阈上，马克思既把这个世界在其普遍总体层次当作一种不断处在历史生成及发展中的社会生活加以研究，又把这个世界在其特殊总体层次当作私有财产关系产生前的远古时代的社会生活，私有财产关系的社会生活，以及作为私有财产关系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这样的依次递进、顺序相承的特殊总体环节的否定之否定的生成及发展过程加以研究，尤其是对作为特殊总体的资本社会生活的生成发展规律加以逻辑研究。从这个时期的这种研究成果上看，一方面，马克思不仅把整个人的生活世界的历史看作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p310)，而且把作为“生产生活”的劳动即物质生活实践过程看作是从作为人的类生命活动特性本身的原初的低级劳动，经以私有财产关系为前提的谋生劳动(异化劳动)，到作为总体的类生命活动本性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这样的实践的否定之否定的总过程。在这里，异化劳动之所以是总体劳动实践过程的必然环节，也在于“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2］(p276)。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社会生活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考察，不仅把共产主义看作异化劳动的克服，看作“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而且在表明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的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2］(p311)。
第二，在这种研究中，马克思一方面不仅把人的生活世界总体本身的存在，看作人的生命生活的存在，看作作为“类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存在，把社会生活看作人的生活世界这一特殊物质形态的本原，而且把实践看作“生产生活”实践，看作作为人的生命生活即社会生活的基本性质，表明“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即实践运动——引者)的一般性质”。［2］(p301)。这就是说，把生产实践活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看作人的生命生活的基本特性和存在方式，即把实践看作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和存在方式。表明“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2］(p306)。这种观点，我们从马克思对“生活”、“类生活”、“生命生活”、“生产生活”、“社会生活”概念的运用及考察，以及对“劳动”、“生产”、“实践”等概念的运用及考察中可以明显看到。同时，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劳动、实践范畴的批判及改造，也揭示并阐明了他的实践概念的另一科学内涵，这就是实践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作为人的生产活动，乃是一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创造对象世界的能动活动。他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但由于黑格尔把人与自我意识相等同，并把其看作非对象性的唯心主义唯灵论存在物，把劳动看作作为绝对观念外化的人在外化范围内的自为生成，因而他虽然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他既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又把劳动仅仅看作抽象的精神劳动，因此，他所理解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人的现实的历史”。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也把实践在科学上理解为人们创造对象世界及自身，并创造一切实践关系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能动性活动，从而初步形成了他的“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观和辩证扬弃观。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作为“类意识”的社会意识同作为社会存在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表述，不仅指出“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而且表明，“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2］(p302)。这说明，通过这种研究，马克思在这个时期不仅初步形成了他的“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即社会生活观和社会本质观(实践观)，而且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社会意识观(包括价值观)，即形成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第三，对人的生命生活特性和人的生命活动特性即对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的科学考察，对劳动实践问题的研究，不仅使马克思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表明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特质，经《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表明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手稿》中的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并形成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思想。而且使他从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历史动力，发展为把劳动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发源地，已由从市民社会中寻找理解历史的钥匙，发展为从劳动发展史中去寻找，并在对劳动、实践问题的考察中找到了这把理解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奥秘的钥匙，这即
是劳动创造人及人化自然界本身，从而创造人的生活世界历史的科学原理。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看来，这个原理至少包括:(1)劳动作为人类独具的创造性活动，是人同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2］(p273—274)。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更加明确的阐发，即“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4］(p67)。马克思考察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旨在从逻辑上研究人的生活世界这一特殊物质世界总体的基本科学规定，或者说，在于探究人类社会生活区别于其他特殊物质总体，区别于整个物质普遍总体世界的科学逻辑规定性。由于作为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实践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从而把人的生活世界从整个物质世界中诞生出来，因此它便是区别于其他特殊物质运动形态，以及区别于普遍总体物质世界的基本科学规定，同时，它又是全部社会生活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和基础。因为劳动、实践既是人所独具的创造性活动，又是一种物质状态(社会生活实践关系状态)。(2)劳动创造人类本身，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马克思认为，人在自然界的生成，人的生活世界的产生，或整个自然界生成人及人的生活世界，是以人通过劳动创造对象世界的途径而实现的。“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274)。所以，马克思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3)私有财产是人类劳动的异化，工资、资本、利润、地产和地租是这种异化系列的不同环节和不同表现形式，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使异化劳动得到克服，反过来也一样。(4)劳动实践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作为人们的物质创造活动，既创造了劳动本身及人本身，又创造了人的生活世界的生活关系，也创造了人化自然界，从而推动了社会生活的无限发展。因此，“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
第四，在这种研究中，马克思不仅对人的生活世界本身内在逻辑结构作了初步探讨，而且初步阐明了人类解放的途径和表现方式。就前者来看，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内在结构的探讨，乃是对人的社会生活和实践内在逻辑结构的探讨，从而也是对人的生活世界本身内在逻辑结构的科学探究。在这个时期，他虽然没有直接把人的社会生活本身表述为以个别、特殊、普遍为基本结构的科学逻辑系列，但他把人本身的存在和本质描述为“一个、众多、全体”，把人的生活看作个体生活和类生活的统一，把人看作个体与总体的统一，并对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个体与总体之间的关系加以阐明，表明他的人本观结构已经萌生。就后者来看，他不仅把人类的解放看作是社会从私有财产的解放，看作是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必然扬弃，而且表明社会从私有财产的解放，只能通过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表现出来，而“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
最后，马恩对德国哲学家们的“一般人”的批判，乃是对他们借助这个作为概念、观念的“一般人”的名称，而把纯粹抽象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作为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本原，并把历史仅仅归结为意识的发展史这一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而不是否定不同社会生活层次总体人的客观存在。相反的，他们不仅在《手稿》中明确肯定了作为“社会的自为主体”的总体人的存在，指出了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同类的一致，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肯定了马克思在《形态》写作之前，在人的生活世界普遍总体层次对人本身结构的科学探讨，以及有关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总体存在的统一等观点，表明“新唯物主义”最先作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这表明，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章以及在《手稿》中所运用的“人的本质”和“类本质”、“类生活”等概念，虽然是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但却是他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按照科学抽象的思维原则所理解的反映不同总体层次人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和本原的科学概念，它是同唯心主义把这些哲学术语直接当作人类历史的本质和本原的世界观相对立的。因此，那种在唯物史观特殊层次上，仅仅承认“现实的个人”的存在，而否认唯物史观普遍层次总体的人的存在，即否认由一切个人共同活动相联系而构成的历史总体人的存在，而把它简单地混同于德国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那种作为概念的“一般人”的观点，是不符合马恩人本观结构原则的科学规定性的。这也表明，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等问题的研究，是对他和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理论系统的孕育。
总体而论，在《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初步形成了包括社会生活观、实践观、社会意识观(包括价值观)以及实践辩证法的特殊方法形态观等在内的“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初步形成了“新唯物主义”的普遍物质观和普遍运动观，因此我们说，《手稿》的写作既标志着唯物史观的科学孕育，也标志着马克思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整体科学孕育。它既为科学世界观的萌芽和唯物史观的初创，建立了大量的可靠科学根据，又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逻辑前提。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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