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新闻职业声望的获取从外部影响转向内部授予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商业报刊自在中国出现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无法吸纳优秀的“士人”投身其间。不能“学而优则仕”或开馆授课的读书人，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委身于报馆。由于需要读书识字者从事新闻采写和编辑事宜，有出路的读书人又不愿意加入，报馆因此很难挑选到特别中意的人才。晚清时期的报馆中人坚持参加科考，夜班编辑谎称“教读夜馆”……类似的例子充分说明:商业报纸的从业人员“职业意识”一度淡薄到了极点:在他们眼里，报馆充其量只是一个暂时栖身之所。这种情形，随着民国之后商业报刊的陡增、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国而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是，与当时不少人重用亲朋、熟人不同，胡政之坚持按照报社的实际需要招录人员。为了提高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和报道的广度，胡政之在初任《大公报》总经理和主笔之初即开除了报馆内的“脑中专电制造专家”，稍后即登报招录各地的通信员;新记《大公报》复刊之后，胡政之更是在人才遴选方面严把入口关，进入《大公报》后还要历经时间不等的见习期才能成为正式记者……大体上说，胡政之自1916年接替英敛之主办《大公报》后，在报社人员的引入方面就已经彻底地从以前的被动接受转为了主动挑选。
自主地挑选从业者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可以及时地给报社补充有热情、有理想、有能力的新鲜血液，而且有助于营造相互竞争和相互促进的工作氛围，从而提高了新闻工作的效率。新闻业尤其是商业报刊一般偏好引进名人，看重的是他们的名气，希望以他们的名气来提高报刊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受众。比如，早期的《申报》《新闻报》等，聘请的多是有功名的读书人。但胡政之不轻易接受和重用已经成名的人，而是大胆引进和放手使用有才学的年轻人。胡政之的用人思路尤其是大公报社优秀人才层出不穷的事实，为新闻业的人才策略从重名望向重能力、重工作业绩转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胡政之不仅重视个人能力，而且一直坚持从报社的一线采编人员中选拔优秀的、又有培养潜质的年轻人递升为编辑部和经理部的中高层干部。这一做法，有助于充分调动记者和编辑工作的积极性、保证他们有一个顺畅的上升通道，更有利于报社在从生产到广告、销售的各个环节保证一线记者和编辑的利益。也就是说，一线的采编人员只要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和骄人的成果就可以在报社脱颖而出并获得名望。这样，采编人员获取名望的方式，和报社获取积极的社会效益进而赢得巨大经济利益的目标趋于一致。新闻职业从业者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因而与报社发展壮大的目标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注释】
[1]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2]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33页。
[3]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286页。(www.xing528.com)
[4]胡政之:《在重庆对编辑工作人员的讲话》，《大公园地》第9期，1943年12月。
[5]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2页。
[6]以专电而言，1882年l月，《申报》刊出驻京记者发来的电讯，可以说是最早的新闻专电。但《申报》在这方面发展不大。1904年，《时报》于“发刊例”中宣传该报于北京、天津、金陵、日本东京、伦敦、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圣路易，均置特别访事。它的要闻专电，确比其他报纸为多。关于特约通信，在日俄战争时该报曾派观战访事员，随时通信。而“北京特约通信”，则是创自《时报》与黄远生。《时报》一创刊，黄即担任北京通信，写出了有系统的、文艺性的观察时局、评论人物的通信，笔调轻松而幽默，为读者所称道。该报伦敦通信也曾经有过独家新闻。那是留英学生谢某，为争取官费，大闹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持枪欲射击某公使。这一事件，只有《时报》作了报道，曾经轰动一时。这种加强专电与特约通信的措施，开始引起日报界的竞争。(袁义勤:《上海〈时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新闻研究资料》(第六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7]胡政之、张季鸾:《自由与正义胜利万岁——本社对美国广播致辞》，《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5月15日。
[8]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大公报》1936年9月1日。
[9]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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