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新闻职业观:重用宽容左派新闻人才

8.5　重用且宽容左派新闻人才

《大公报》始终标榜无党无派。报社内部一旦发现某人有国民党方面的背景，立即开除。但奇怪的是大公报社确确实实有不少地下共产党员或左派人士，如杨刚、李纯青、范长江、吴砚农、孟秋江等。据在《大公报》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回忆:当时报社内的外勤记者多数是左派，一部分居中，极少右派。胡政之对有些左派人士的身份，应该有些了解，但他却不闻不问。其中缘由，很有探究的必要。

范长江在《大公报》的经历，很能说明胡政之的态度。1935年，《大公报》资助默默无闻的青年范长江以“旅行记者”名义去遥远的大西北采访;^[102]他的旅行通讯，《大公报》新辟了专栏，以特大的标题刊出，而且将“长江”二字排在标题之下。这一时期《大公报》记者只有在发表长篇通讯时，才允许在文尾署上和正文字体一样大小的笔名，所以“将长江以大字排于标题之下，意在助范成名”^[103]。这些西北旅行通讯，轰动了大江南北;结集为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又畅销不衰，范长江一举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名记者。从范长江写于1969年的“交代材料”中，我们看到了胡政之给他提供的舞台以及对他的器重:“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我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是他决定原文发表的。一九三七年我写的关于访问延安的报道，也是他决定发表的。抗战初期，我写的‘可杀刘汝明’，也是主要由他决定发表的。我在一九三五的报道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是和国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相冲突的，也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这八年间国民党区合法报刊上所禁止的。对于延安访问的报道，虽然他动摇过几次，并要我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但这终究是和蒋介石自己的宣传完全矛盾的。他终于不顾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它发表了，曾因此触怒蒋介石。在报上公开主张要杀国民党一个省主席和军长，揭露他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得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104]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杨刚。1939年萧乾赴英之前，推荐杨刚来接替他主编《文艺》副刊。胡政之一开始不同意，说杨刚是“赤色分子”，担心会给报纸带来麻烦;但在萧乾的说服下，他还是同意了聘请杨刚。香港馆沦陷后，杨刚去了东江游击区。在东江游击区生活、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见，她来到了《大公报》桂林馆。胡政之热情地欢迎她，并让她接替张蓬舟继续主持《文艺》副刊。1943年10月，又把杨刚调至重庆，主编《大公报》重庆、桂林两馆的《文艺》副刊，并兼任《大公报》的外交记者。

为什么左派人士能够得到胡政之的垂青呢?除了左派人士有闯劲、有能力之外，胡政之的新闻观和经营策略也是主要原因。胡政之认为，《大公报》的最高目的应该是“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所谓“不参加实际政治”，就是不接受政府津贴，不为政府代言;而“有政治意识”，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关注政治走向和政府动向、解读政治现象和政府政策。在1921年以后的中国政治版图中，中国共产党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苏维埃地区和后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情况等内容，无论从分析和判断中国政治走向的角度还是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衡量，都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但是，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下，与共产党相关的新闻是不能公开报道的。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一度只能通过潜伏在报刊社中的地下党和左派人士发出微弱的声音。因此，胡政之容纳左派人士，表达了他试图通过《大公报》这个平台，报道中国共产党各种情况的态度。当然，要强调的是，胡政之的初衷和目的，不是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而是致力于全面记录当时政治版图和政治斗争的真实情况。

胡政之容纳左派人士，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于经营方面的考虑。由于国民党实行的封锁策略，国统区人民对于共产党的实际情形知之甚少。因此，有关共产党的报道，无疑具有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可以刺激发行量。其实，在一定尺度内报道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新闻，一直是胡政之的经营策略之一。^[105]曹世瑛就回忆道:1934年初，他接编《大公报》为招徕广告而添设、只限平津两市发行的《本市附刊》，有些材料的进步意义非常明显;但因为适合青年读者的兴趣、能够扩大青年读者的发行量，因此胡政之并不过问。胡政之本人的表态证明了曹世瑛的分析和判断。在前面提到的《大公报》老干部对范长江高额的差旅费不满时，胡政之明确表示:“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106]

写稿的是左派人士，见报之后承担责任的是胡政之和张季鸾。而在宽容左派人士这一点上，胡政之其实比张季鸾走得更远。如果胡政之不肯承担触怒蒋介石的责任，那即便是能扩大发行量，他也不会冒险。当然，胡政之或许已经洞察了当时的情形:以《大公报》的声望尤其是蒋介石与张季鸾的关系，报纸封馆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他才敢如此作为。比如范长江的西北报道刊发后，“当时轰动了上海。报纸销路大增。15日下午，报纸到了南京，和蒋介石上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根本不同”^[107]，蒋介石盛怒之下，也只能责骂张季鸾了事。

总之，胡政之的新闻人才观主要表现在:既重视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也注重考察他们的从业态度和职业操守;重视人才录用环节的甄别与遴选，更重视录用后的培养。在人才使用方面，既给予其发挥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的足够空间，又能够使其自觉地服从于《大公报》的整体风格和特色。而对左派人士的宽容与重用，则体现了胡政之把人才养成策略与实现其新闻思想、落实其报馆经营管理理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些做法，在当时收到了奇效，对于当下的媒介经营和人才培养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1902.6.17—2002.6.1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第2页。

[2]《新闻出版报》，1988年6月22日。另据徐铸成回忆:“1949年百万大军渡江成功，我和王芸生、杨刚等随军南下，周恩来同志曾为我们饯别，席间，周恩来说，大公报张、胡两位，曾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新闻人才。”(徐铸成:《对大公报的几点个人看法》，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25页。)李纯青也好几次听见周恩来同志说:“大公报培养了很多人才”，“大公报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事业心”。(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料》，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大公报》提携和培养的人才，不仅为《大公报》作出了贡献，而且不少报人在离开《大公报》以后，也在新闻界和其他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有:吴砚农离开《大公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组织部部长、共青团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冀西游击队政治部副主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导主任、冀中行署副主任、晋察冀边区政府秘书长、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担任天津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和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家经委副主任;王芸生因编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中日关系研究的专家;徐铸成历任《文汇报》主笔、总主笔和总编辑，晚年撰写了多本回忆性质的著作;范长江创办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主要领导，后来又负责科委的工作;徐盈历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萧乾晚年致力于翻译工作，成了著名的翻译家，还担任过中央文史馆的馆长;李纯青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副主席、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和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等职;杨刚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主任秘书、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务;蒋荫恩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主任，成为著名的新闻教育家;孔昭恺后来担任了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金庸长期在香港报刊上撰写连载小说，并主持香港《明报》的笔政，成为著名的作家和报刊活动家;刘克林后来成了中宣部有名的笔杆子，是“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主要执笔者;唐振常潜心于史学研究，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等等。

[3]吴天生:《中国之新闻学》，见黄天鹏编《新闻学论文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16页。

[4]20世纪初担任过《申报》的主笔。

[5]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见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之第三编“五十年来之新闻业”，第27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

[6]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见王韬《韬园文录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7]邵飘萍:《新闻学总论》，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8]邵飘萍在1924年曾详尽的论述了新闻记者知识结构的要求:“新闻记者之知识，除关于新闻学之研究外，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及其他之科学等，平时必有数种专门之特长。各国之语言文字，尤为诸种学科以外，必不可少之练习。而知识方面为新闻记者所当特别异于常人者，即须具有最普遍最丰富之‘高等的常识’是也。世每有专门学者，对于彼之所学有甚深之研究，有特别之发明，然此类专门博士，可以居大学之讲座，而不能任新闻社之记者。因其于某种专门学科之外，不免所知之事务甚少，故不足以应千变万化、内容复杂之新闻。新闻记者则眼光四射，尽其天才时间之所能及，无所不读，无所不听，养成普遍丰富之高等的常识。无论纪载何事，与何种人接洽，对于凡事凡物皆有相当之理解。是因其平时耳目所触，无不十分注意，积之既久，其脑筋遂如百科全书，应有尽有，不至动辄暴露俗语所录‘外行’与失态。是故新闻记者既须奋勇于职务，更当时时勤学，自强不息。其心目中每日必有新知识增加，虽不敢谓无所不知，而常识之丰富，殆非一般人或专门学者之所能及，此新闻记者知识方面之第一必要条件也。”(邵飘萍:《新闻学总论》，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页。)

[9]邵飘萍:《新闻学总论》，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10]胡政之:《本报发刊辞(一)》，《新社会报》1921年3月1日。

[11]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12]胡政之:《〈国闻周报〉发刊辞》，《国闻周报》(第1卷)1924年第1期。

[13]胡政之:《新闻记者最需要责任心》，《燕京校刊》1932年4月29日。

[14]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页。

[15]胡政之:《新闻记者最需要责任心》，《燕京校刊》1932年4月29日。

[16]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柟斧斤，终不能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如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也就是说，一位高明的历史学家要有三方面的修养:史才、史学、史识。史识，指正确的观点、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史才，指编纂史书、叙述史事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学问渊博。这“三长”，是对优秀史家的标准的恰当而贴切的说明，不仅当时人觉得精辟，而且得到后世史家的公认和发挥。

[17]胡政之:《对桂林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6月13日。

[18]胡政之:《本报“社训”和“同人公约”的要义》，《大公园地》第8期，1943年9月20日。

[19]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6页。

[20]胡济生、黄敏:《回忆父亲》，见胡玫、王瑾编《回忆胡政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2页;胡济生:《忆我的父亲胡政之》，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21]曹世瑛在《从练习生到外勤课主任》一文中也说:“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什么都管，他既要注视着发行、广告、会计各课的情况，处理工厂各部门的事务，也查考记者、编辑和各地通信员的工作，写社评也有他一份。同时他还是《国闻周报》的总编辑，最初几年是他自己发稿。全报馆的人事行政，内部更替，外部派遣，都由他决定。每周还要去北平一次，采访新闻，照顾国闻通信社。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半月才回家。”(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22]曹世瑛:《〈大公报〉与胡政之》，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23]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2—153页。

[24]胡政之:《作报与看报》，《国闻周报》(第12卷)1935年第1期。

[25]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料》，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26]李纯青:《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论文》，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21页。

[27]曹世瑛:《从练习生到外勤课主任》，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徐铸成也回忆说当时的编辑部人员几乎全部身兼数职:“胡政之兼任副总编辑，张季鸾名义上也兼任副总经理。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几乎也都身兼两职。要闻编辑许萱伯兼编国际新闻。本市新闻编辑何心冷兼编副刊《小公园》，还要指挥外勤记者。各地新闻编辑王芸生兼编《国闻周报》。”徐铸成自己则先编教育与体育版，后调到经理部当会计主任，兼编经济新闻;后来调任各地新闻版编辑，同时协助徐凌霄编辑副刊，有时还充任特派记者。(徐铸成:《初期〈大公报〉编辑部》，见徐铸成《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28]曹世瑛:《我与新记〈大公报〉》，见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29]曹世瑛:《我与新记〈大公报〉》，见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孔昭恺的回忆与曹世瑛的略有不同:“在楼上一个大房间里，大概就是编辑部吧，见到了主试人许萱伯，他只问了问在学校的情况和家庭状况，就叫我回去听信，也没有笔试，我心里直嘀咕。不料几天后接到录取通知，让我找个保人，于9月1日到报馆。”(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30]当时5元钱能买两袋面粉。伙食也不错，“像上饭馆”。稍后不再供餐，每月改发10元饭费。见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31]曹世瑛:《从练习生到外勤课主任》，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32]汪松年:《天津时代的〈大公报〉发展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总第14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5页。

[33]黄克夫:《我考入桂林〈大公报〉为练习生的回忆》，见《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34]《大公报》的各地办事处，实际上是《大公报》办事处、“国闻通信社”办事处和《国闻周报》办事处三位一体。

[35]曹世瑛:《从练习生到外勤课主任》，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31页。

[36]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页。

[37]李纯青:《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论文》，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03页。

[38]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262页。

[39]曹世瑛、汤恒:《报业巨子胡政之》，见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40]周雨:《沪馆采访课纪实》，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41]张篷舟:《我在大公报的经历》，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42]其中包括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就被报社录用，如徐铸成等。

[43]徐铸成:《第一次采访》，见徐铸成《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44]徐铸成:《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203页。

[45]曹世瑛:《我与新记〈大公报〉》，见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46]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47]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48]曹世瑛:《我与新记〈大公报〉》，见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49]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50]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262页。(https://www.xing528.com)

[51]唐振常:《上海大公报依旧》，见周雨编《大公报人依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52]袁光中:《大公报的经营管理》，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53]胡政之:《对桂林馆经理部同人的讲话》，《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7月5日。

[54]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192页。

[55]萧乾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大公报社，不久即听室友说:《大公报》的经营办法，许多是仿照东京《朝日新闻》的。(萧乾:《我与大公报(1935年—1939年)》，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孔昭恺也说:“我不识日文，却欣赏日本报纸的版面安排。此时《大公报》的版面安排和他有些相似之处。”(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56]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57]这些日本报纸，应该是日本人免费赠送的。包天笑回忆道:“我在(《时报》)报馆里的时候，常常看到日本报，所有东京、大阪的各大新闻，都有得寄来。因问楚青，是否与他们特约交换的。据楚青说:‘我们并未与他们交换，我们开报馆后不久，便送来了。’我起初以为楚青、景韩、继兴，他们都是日本通，所以与日本新闻界有所联系，特别寄送时报。继见别家报馆，也一样赠送，可见日本的宣传性质，器量甚大。不过这种日本报纸，送到各报馆，大家看也不看，原封不动，送之字纸篓中。不但他们不懂日文的人，即如我们馆中景韩、继兴，都谙日文的，也不屑一顾呢。”(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7页。)

[58]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59]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60]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6页。

[61]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62]曹世瑛:《我与新记〈大公报〉》，见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

[63]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64]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65]曹世瑛:《我与新记〈大公报〉》，见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66]曹世瑛:《我与新记〈大公报〉》，见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67]主要有:《对桂林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见《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6月13日)、《对桂林馆经理部同人的讲话》(见《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7月5日)、《在重庆对编辑工作人员的讲话》(见《大公园地》第9期，1943年12月21日)等。

[68]胡政之:《在上海馆编辑部会上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5期，1947年7月5日。

[69]胡政之:《在上海馆编辑会议上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13期，1947年7月14日。

[70]胡政之:《对津馆经理部同人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7期，1947年7月18日。

[71]胡政之:《对天津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7期，1947年7月21日。

[72]胡政之:《在上海馆社评委员会上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9期，1947年8月25日。

[73]胡政之:《在上海馆编辑部会上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6期，1947年10月22日。

[74]胡政之:《认清时代维护事业——对渝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16期，1947年11月27日。

[75]李侠文:《精神、事业、做人——敬悼政之先生》，《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4月21日。

[76]张逢舟:《大公报大事记(1902—1966)》，见《新闻研究资料》(总第七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77]张逢舟:《大公报大事记(1902—1966)》，见《新闻研究资料》(总第七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78]许乃玲:《〈大公园地〉和父亲许君远》，《大公报》(香港版)“大公园”，2007年2月2日。《大公园地》复刊后的编辑陈伟球则回忆道:“《大公园地》这刊物，早年在津馆已经出过，后来因为战事及报社的播迁，一停就是好几年。”(见陈伟球:《故园寻踪——也说〈大公园地〉》，《大公报》(香港版)“大公园”，2007年6月18日。)

[79]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1页。

[80]唐振常:《上海大公报忆旧》，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81]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82]萧乾:《我与大公报》，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83]贺善徽:《大公报的抗日言论》。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84]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85]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86]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87]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88]萧乾:《我被感动过》，《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4月21日。

[89]曹世瑛、汤恒:《报业巨子胡政之》，见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90]曹世瑛:《我与新记〈大公报〉》，见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91]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版，第13页。

[92]萧乾:《我与大公报(1935年—1939年)》，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93]萧乾:《我与大公报(1935年—1939年)》，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94]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95]曹世瑛:《〈大公报〉与胡政之》，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96]王文彬:《新闻工作六十年》，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295页。

[97]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这与曹世瑛的回忆有出入:“和我同时考进《大公报》的吴砚农，在30年代之初便参加革命活动。1934年秋天组织被破坏，这件事被张逊之(《大公报》复刊之后采访重要新闻的记者，虽没有采访部主任这样的名义但实际上是采访部主任。他不仅是帮会头目、国民党特务，而且还在抗战前就当了汉奸。之所以胡政之对他也无可奈何，是因为他能够直接采访到市府的新闻。)听到，以市党部要找砚农‘谈话’为借口，企图诱捕。他们已经走到河北公园，后边便是市党部，恰好那一天是10月10日，市党部的人都去开会，砚农才得以逃脱。砚农回报社之后，向胡政之报告，想到日本去躲避，胡当即表示同意。砚农10月24日去日本，在东京住了一年多，报社每月汇给他60元。直到1935年冬天砚农才回国。”(曹世瑛:《〈大公报〉与胡政之》，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页。)

[98]李纯青:《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论文》，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21页。

[99]王文彬:《悼念政之先生》，《大公报》(重庆版)1949年4月16日。

[100]朱启平:《以工作代哀思》，《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4月21日。

[101]李纯青:《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论文》，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21页。

[102]汪松年:《天津时代的〈大公报〉发展史话》，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总第14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42页。

[103]汪松年的回忆则是:1935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利用红军经川康边境北上之机，收服了四川军阀。之后，他派遣参谋团常驻四川，一面代蒋发号施令，一面主持对红军的作战计划。为研究红军可能采取的北上路线，参谋团组织了一个军事地理考察团，准备从成都出发，经江油、松潘到陕甘两省的交界处，察看地形，以作堵截红军的布置。这一片准备考察的地区，巴山秦岭交错，山高水急，人烟稀少，自古以来号称天险，参谋团视之为消灭红军的理想地带。参谋团认为范长江是四川人，熟悉地方情形，又擅长写作报告文学，就邀请他参加考察工作，并允许他将采写的沿途见闻在报刊上发表。这一时期，范长江与《大公报》仅仅是供稿关系。在回四川之前，范长江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日军进犯热河时，他代表北平学生到热河慰问抗日军队。返回北平后，范长江将其所见所闻向报刊投稿，遂被《大公报》聘为通信员。因在北平受到了宪兵团的关注，范长江恐遭迫害，就返川暂避，并请《大公报》给予旅行记者名义。汪松年是《大公报》天津版外勤课的主任，在范长江随参谋团北上考察时刚好又被报社派至四川采访，因此他的回忆资料，可信度比较高。汪松年:《天津时代的〈大公报〉发展史话》。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总第14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42页。

[104]范长江:《我的自述》，见范长江著、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8—1189页。

[105]范长江:《我的自述》，见范长江著、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8—1189页。

[106]范长江:《我的自述》，见范长江著、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8—1189页。

[107]这一策略，后来还引起了效仿:抗战初期，《新民报》同人虽然当年对延安还缺乏正确认识，但“从新闻眼出发，认为假使能在《新民报》打开一孔窗子，让人们知道一点抗战中的延安真相，像在此以前范长江给《大公报》写的《西北一角》那样，对体现《新民报》的民间性和增加《新民报》的发行，是有好处的。”(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见陈铭德、邓季惺等著《〈新民报〉春秋》，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