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新闻人才发展实践研究：赋予自我发展空间

8.4　用人不疑:给予新闻人才足够的自我发展空间

胡政之是中国新闻界不常有的伯乐。经过严格把关的同人一旦被引进报社，胡政之就会给予他们足够的机会和空间来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曹世瑛说“用人唯贤”是胡政之用人的原则:“不称职的随时辞退，对有用人才则爱护备至，积极发挥其才能，放手让他工作，在工作中培养。”^[89]《大公报》灿烂之群星固然皆是“千里马”，而胡政之则是不可多得的伯乐。

8.4.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胡政之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记者和编辑呢?简单地说就是信任和放手。他知人善任。对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他都很了解，因此他分配工资时，往往能因人而异;但一旦工作分配妥当，他就完全地信任同人。他不会提出框框套套的指导性意见，更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同人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自主活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1929年秋天，杜协民调到经理部担任会计课主任，他所编的经济新闻版由曹世瑛代理。此时的曹世瑛年仅18岁，入馆才一年;中学文化，既未学过商业，对市场上的物价行情和商业贸易也不甚了了。可见胡政之的用人之道:只要看准了，就放手使用青年人。^[90]自1931年后，陈纪滢也始终以“客卿”身份，担任大公报的正式职务，他说:“任何高级会议，都让我参加;若干社务都不避讳我。”^[91]只要看中了，在正常的工作范围内，就倾心信任大胆使用，这是胡政之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胡政之用人举措之大胆和态度之放任，有时甚至超出了当事人的意料。1935年7月，萧乾第一次见到了“个子矮胖，方脸上闪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的胡经理，“和善之外，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表现在听人讲话时注意力十分集中，而回答时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92]。当萧乾表示要革新《小公园》副刊时，胡政之对这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说，“你觉得不对头，这就对头了。我就是嫌这个刊物(即《小公园》)编得太老气横秋。《大公报》不能只编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们看。把你请来，就是要你放手按你的理想去改造这一页。你怎么改都成，我都支持你”^[93]。萧乾主编副刊卓有成效后，不仅有了外出采写新闻和通讯的机会，而且其设立“《大公报》文艺奖金”的建议也得到了胡政之的首肯。他赴英前，胡政之还要他推荐继任者并最终同意了他推荐的杨刚。

对徐铸成的培养可以看做是胡政之人才养成的一个典型案例。徐铸成针对北平在北伐胜利后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但仍是文化中心的状况，建议胡政之增加《大公报》的文化报道。胡政之对此颇为赏识，为了提高徐铸成的新闻敏感和竞争意识，在徐铸成刚进大公报社不久，胡政之就给他讲了邵飘萍获取独家新闻的妙招和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两家报社的记者在报道日本首相去世和华盛顿会议时的竞争技巧，对他进行启发式的培养。1927年，年仅21岁、加入大公报社不到一年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的徐铸成就被委于重任——负责主持国闻通信社北平分社。当徐铸成以“年轻资历浅”惶恐地表示反对时，胡政之说:“我不问这个。只问你能不能挑起这副担子?”^[94]接着即要求他在《晨报》刊登招聘练习生的广告，从报名者中挑选3人并负责培训。1932年，又被派往汉口，任驻汉口的正式记者，同时担任与南京、上海、北平并称为“四大办事处”的汉口办事处的主任，月薪也由30元猛增至150元，外加车马费50元。可见，只要干得出色就立即可以得到充分的信任甚至破格擢升。胡政之的信任和立竿见影的赏识，使同人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工作也因此更加主动而积极。

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胡政之非常信任同人的工作能力。曹世瑛在担任《大公报》桂林版“本市新闻”版编辑时，有一次胡政之把他桌上的稿子都看了一遍，一声不响就走开了。有一篇稿子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但他没有指出来。次日该稿刊登出来时，他发现曹世瑛已经把错误消灭了，才问道:“那篇稿子是谁写的?”曹世瑛后来总结说:“这件小事很说明他的领导艺术。他相信我能发现这个错误，而我也真的把它消灭了，这既表明他相信我，也增强了我的自信。一个气量很小的人，一见错误就会‘爆炸’，使工作的人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工作是搞不好的。”^[95](www.xing528.com)

王文彬认为胡政之很注意研究人、了解人，大胆信任同人并给予他们最充分的办事权力，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回忆刚到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曾将自己编的“平津新闻”版的旧式标点，完全改成新式标点符号，事前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只是得到了印刷工人的支持，一下子就改了。但是，分管印刷厂的胡政之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后，王文彬负责采访部的工作，当时经常联系的通信员有数十人，王文彬决定对其中有些成绩突出的通信员发给和本报外勤记者工资差不多的稿费，胡政之也没有表示过有什么不妥。后来，王文彬在《大公报》上海版的“本市新闻”版发表了长篇《上海烟毒调查记》，几乎占用了全版的篇幅。由于他预料此稿若分几次发表必会招致上海地方当局的干扰，因此决定一次登完。后来胡政之告诉王文彬:上海市政府对这篇报道很不满意，但《大公报》没有需要更正的地方。^[96]对于一些政治上“犯忌”的同人，胡政之有时也会给予帮助。193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青年记者吴砚农因散发革命传单，被天津法租界暗探盯上并跟踪到了大公报社。报馆与之交涉，无效;后在印刷厂工人的掩护下，才脱险。事后，胡政之把吴砚农送到日本留学，兼做驻日记者。^[97]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公报社各馆都有一些思想激进之人，他们的身份虽不会公开，但胡政之未必全然不知;他容许这些人可能有他的考虑，但客观上是起了掩护的作用。

在具体的工作中极度的信任同人，是胡政之用人诸环节中最具艺术性的一环。这不仅显示了胡政之对自己把控能力的自信，而且有助于增强同人的信心和责任感。因信任而产生的责任感，对于报社的经营管理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以激发同人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同人养成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的习惯;另一方面，也在体制上给了同人更多的创新空间。可见，信任是报纸内容不断创新、同人积极肯干的保证。

8.4.2　“能用人，也能容人”

李纯青和胡政之发生过两次争执，但结果都是胡政之向李道歉。李纯青晚年回忆说:“吵架是我挑起的。他能用人，也能容人。至今我还感谢胡政之先生，我写一篇过激的文章，国民党当局很严重地要追究责任，胡说:‘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事息之后，他一句也没有告诉我。如此风格，乃能得干部的信赖。我讲这话是要证明:抗战时《大公报》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这是一个企业成败的主要关键之一。只要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胡政之总会千方百计把他留住。胡懂得爱财必须爱才。在报社外也网罗人才，为《大公报》写文章，写星期论文。抗战期间，《大公报》职工是一个相当稳定的集体，胡政之颇能兼容并收，不拘一格。”^[98]大公报人新闻报道或文章出了“问题”当局怪罪下来，胡政之都会主动承担责任。这样既避免了一线的记者因担心受到伤害而缩手缩脚，也使被保护者心生感激，从而更加努力的工作。和李纯青的印象一样，王文彬也认为胡政之很有雅量。只要是工作上因为见解不同而与他发生争执，即便当时大家吵得面红耳赤，但胡政之绝不放在心上，事后仍然和好如初。

胡政之宽容同人并勇于承担责任，缘于他对同人的“不疑”;而他的“不疑”，则是建立在他对同人的洞察与了解的基础上。首先，他对同人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经常性地主动与报社的中下级接触，胡政之因此非常熟悉同人和报社的真实情形。诚如王文彬所言:“他对同人情形很熟悉，谁也别想瞒过他。”^[99]正是因为有切实的了解做基础，胡政之的“不疑”才能表现得非常彻底。其次，一旦胡政之发现同人行为失检，比如奢侈浪费、骄横懒惰等，他都会直接指出并给予批评，提请当事人注意并改正。也就是说，有“疑”之处，他已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人也已引起了注意。再次，他对同人的个性特点很熟悉。同人大多都是他多番考察录用的，因此对每一个人的品味、脾气、个性等，他都了然于心。最后，胡政之对同人的宽容还体现了他对新闻人才的尊重。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就站在了与同人相对的位置上。他不怕同人超过自己，也不害怕同人弃《大公报》而他就。朱启平回忆说:胡政之“常说他对同人是否在报馆工作都无所谓，要紧的是经过《大公报》的一段，出去到哪里都希望是人才。看看目前在馆同人和离馆的许多朋友，充分证明他的话十足兑现”^[100]。

如果说信任表达了胡政之对同人能力的认可，那么宽容则表达了他对同人情感上认同。信任和宽容，给了同人宽松、自主、自由的工作环境。大公报社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回忆说:“在编辑部，都是一些不成文宪法。工作方法很灵活。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大公报》内部有一定的自由空气，各人可以各言其是，无所顾忌，编辑、记者思想不必走钢绳，因而也就缺乏产生八股文的土壤。”^[101]可见，放手使用和充分的信任，使同人沐浴着自由和宽松地工作环境;而正是这样的环境，激发着同人斗志和责任，保证了《大公报》事业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