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留住新闻人才？原因和方法分析

8.3　留住新闻人才的保障体系:事业、待遇和感情

能够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对于一个报社的人事管理来说，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更有意义的是留住人才并发挥人才的潜能。只有留住了人才并激发了他们的潜能，报社的发展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大公报社的经营管理中，胡政之一方面给予人才充分实现自己价值的空间，让每一位同人都可以在大公报社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机会成就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胡政之也知道报酬虽然不是一个人价值的唯一体现，但是最主要的体现之一，因此大公报社不断完善了自己的薪金和福利制度，让同人没有后顾之忧。与此同时，胡政之还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把企业管理的刚性规定和人性化执行糅合起来，使《大公报》成为一个温馨的大家庭。正是事业留人、待遇留人和感情留人，保障了大公报社同人始终焕发着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8.3.1　制度管理与弹性执行

制度管理的魅力在于刚性，照章办事有效地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无谓损耗，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效率。但是，例外总是常态，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制度会显现出其不近情理的特征。如果处理不好，制度化管理的正面效应会被负面效应所消解甚至抵消。在注重讲究人际关系和制度意识淡薄的近代中国，尤其如此。

胡政之显然洞察这一点。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他严格却不呆板，很注意掌握尺度。徐铸成因为把家眷接至天津且小孩出生致开支陡增而捉襟见肘，就应邀兼给《京报》发“天津电”。对这种明显违反了《大公报同人公约》有关规定的行为，胡政之知道后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给他增加了薪水。大公报社的年资加薪制度规定:服务满五年后，即按年资每月额外增加薪给的百分之几。如果中断，即按重新入馆之日算起。但是对于上海馆关闭后遭遣散的徐铸成和跟随吴鼎昌去实业部及贵州省政府工作的金诚夫，就“不作中断论”。^[79]

但总的来说，胡政之的管理思路是试图以明确的、公开的规章制度来指导和规范同人的行为，所以他更加重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也尽力维护规章制度的刚性，比如《大公报》桂林馆往重庆撤退时，就开除了两位参与投机的经理部同人;《大公报》上海版复员后，有记者因利用职务敲诈钱财即被解雇。^[80]可见，无论是刚性的制度，还是弹性的执行，目的都是为了事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只要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他就会设法为新闻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8.3.2　高工资和福利保障体系(www.xing528.com)

虽然说《大公报》的工资福利比不上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但还是高出其他报纸不少。20世纪30年代，月入40元就可以养活四口之家;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版第1万号时，入馆才2年的孔昭恺，月入不低于60元。^[81]可见大公报社的工资水平，已经不低。除正常的薪给外，胡政之还非常注重保障同人的福利。萧乾回忆说:“在用人方面，凡他们认为有用之才，待遇都十分优厚。我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第一个月拿到薪金一数，九十八块大洋。在1935年，那数目要比现在不知大了几倍!更使我吃惊的是，我仅仅干了几个月，年终却额外又拿到两个月的‘分红’——也就是今天通称的‘奖金’。记得那年报馆向同人公布的盈利是16万元。对高级职员(即那几大金刚)，待遇自然更优厚些。他们除分红外，再赠给若干‘荣誉股’。这样，就更把职工的心拴在事业上了。”^[82]复刊之初招录的实习生曹世瑛、孔昭恺等人的回忆，也说明大公报社的工资和福利不低;而抗战期间大公报同人发国难薪——减半发薪还能够维持生活，也证明大公报社工资和福利处于较高的水平。

刚性的制度管理和谨慎地弹性执行，加上比较好的福利保障，有效地聚拢了《大公报》的人心，大公报人才也因此很少流出。大公报记者贺善徽回忆说，他自1940年3月进重庆《大公报》，到抗战胜利5年半的时间里，看到的唯一一位离开的人，是去燕京大学教书的《大公报》桂林版编辑主任蒋荫恩。^[83]李侠文也说:《大公报》早在当年就被认为是一个人才培养之所，“外间有人办报、办事业，常会向报馆延揽人手，像其他一些同事一样，我有过多次转换工作环境的机会，但我终于一直留下来”^[84]。其中缘由，应归功于《大公报》提供的制度化管理、工作有尊严、生活有保障的合作环境。

8.3.3　富有人情味的关怀

胡政之很尊重同人的想法。一些老报人回忆说，胡政之精于筹算但是很尊重人，对员工提出的要求，只要合理，都能满足。员工平时遇到生活困难，可以借钱，只要情况属实，胡政之从不拒借。1929年初秋，徐铸成回江苏宜兴老家结婚，因经济拮据写信向胡政之告贷，胡政之立即汇去100元，只是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盼兄以后多体物力之艰难。”^[85]1944年3月，杨刚和美国哈佛大学女子学院联系好了出国留学事宜，开始办理出国手续。国民政府当时规定凡是赴美留学者，都要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此时杨刚已是共产党，不愿接受受训，并打算放弃赴美计划。胡政之亲自出面找陈布雷，特准杨刚不需受训而径直离渝赴美。^[86]只要是同人的想法合情合理，他都愿意玉成，甚至不惜为此承担一定的风险。

胡政之还善于从细节处关心同人。1934年9月9日，孔昭恺结婚，胡政之长袍马褂，亲来致贺。李侠文在1941年《大公报》香港版休刊前后结婚，他说:“政之先生关心我经济上有无困难，问我要不要帮忙。”事隔十年香港版复刊时，胡政之单独约李侠文夫妇到中环一家法国餐厅吃饭，说:“我记得你们新婚的晚上在这家餐厅进餐，被我遇见了，所以我今晚特意请你们到这里来。”^[87]萧乾对此也很有感慨，他在1949年胡政之去世之后写的回忆文章中，说:“作为老板，他有时可以体贴伙计们到动人的地步:谁家太太正生孩子，谁请病假，他总记挂着。在经理辈中，累他跑在前面，享受他落在后面，去过他上海住宅的，谁都得承认这点。”^[88]萧乾本人也被他感动过。伦敦大学邀请萧乾前去任教，但因路费昂贵犹豫不决，胡政之知道后极力支持他去，并垫付路费;在路费被窃贼偷走后，胡政之宽慰他说“好事总是多磨的”，另再给他补了一份，使他如愿去了英国。1943年，胡政之又劝说正在做硕士论文的萧乾放弃学业重操旧业，担任大公报社在欧洲战场的特派员兼伦敦办事处主任。萧乾不辱使命，为《大公报》撰写了大量的欧洲战时通讯。

企业管理中，人事管理尤其是对业务人员的管理是核心。胡政之在大公报社的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把大公报社对人才的需求与人才自身的发展愿望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由于管理制度比较健全而且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人才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环境都很透明和有序，从而保证了同人个人价值的体现;由于福利和年资薪等制度使得同人的生活有保障;胡政之又很注意从细微处关心和体贴同人，与他们保持密切、和睦的关系，从而增加了同人对报社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个人价值得到了实现、人格得到了尊重和生活有了保障，大公报同人很珍惜在大公报社工作的机会，也很爱惜《大公报》的声誉。这样，同人的职业理想和报社的发展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