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新闻职业观与实践

7.3　新闻职业伦理和史家修养

7.3.1　辛亥前后薄弱的新闻职业意识与职业伦理基础

近代报业在中国出现后的半个世纪里，报人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他们社会地位不高，“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54]，“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一词自鸣于世”。以至于有“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者，到了光绪末年犹“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55]读书人进报馆，一般是走投无路下的糊口选择，而且往往招致亲友们的反对。因此，即便身在报馆，“报人们”也多不忘科举;只要有机会，就全身而退。1884年，《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考中进士后，随即离职。外界的不认可与内部的不坚定，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人整体形象不佳，报人的自我定位和实际的社会地位，都非常边缘。

在这一背景下，由传统的士人转变而来的“报人”难以脱离旧式文人的习气，在生活方式、素养和职业道德等方面也都存在着诸多问题。1925年金雄白进《时报》时，上海有几家报馆，仍设有鸦片烟榻。而在清末，报馆编辑部还可以飞笺召妓;其伯父金剑花早年任《申报》馆总主笔时，所娶的第一位侧室，就是晚晚相召而终成眷属的。^[56]各地的访员品格尤其低劣，“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裙之阶梯;或指斥豪富，作苞苴之左卷，行同无赖”^[57]。这样的报业环境，报人这般的素质和心态，要想办出高水平、负责任的报纸，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民国前后，报人的社会地位有明显的提高。姚公鹤见证了这一变化。他晚年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早年投身报业时的艰辛和尴尬:“在十数年前，新闻记者为一种文氓职业，社会殊不重视。”他上的是夜班，“每日黄昏至社办公，数时即竣。归去偶遇亲旧，伪云教读夜馆，不敢明告之也”。但到民国后的1917年，他发现情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暨乎新党当国，政治上之秘密日以揭破，前此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惯习，复悉数革除。各报社内部受营业上之竞争，外部受社会间之督促，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闻业。而往者文人学子所不屑问津之主笔、访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闻记者，曰特约通讯员，主之者既殷殷延聘，受之者亦唯唯不辞。”^[58]由此，他感叹到“今者新闻记者之头衔，唯恐人之不知。其地位之增高，不可谓不速也”^[59]。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新闻记者从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职业，发展成为了令人艳羡的职业。

但是报人作为一种新的职业，从业者的素质仍良莠不齐。曾经早年留学日本的潘公弼，1916年入上海《时事新报》当编辑，1919年春北上北京《京报》任主笔;不久南归，历任《时事新报》的总编辑、总经理及总主笔和《商报》的主笔。这些颇显复杂的经历使其对早期报纸与报人的素质有直观的感触:“初期的报纸与报人，似乎闲居于社会之外，无所谓责任……例如报纸记述，倘引起任何纠纷，报人不再复敷事实，据理力争，而只以‘有闻必录’为辩护。”总之，“无论由外界的客观，由报人的主观，均视报纸为不负责任。如此情况，无法断言其时间之起讫，惟至民国八九年间，尚习闻若干报人以‘有闻必录’为口头禅”。^[60]可见，当时的新闻职业意识还很淡薄，职业伦理道德更是凌乱。

7.3.2　五四前后的新闻职业伦理建设与欧美经验

中国新闻史上的政论时代，新闻从业者多是为政党或政治派别做宣传的政治家。对他们而言，实际的宣传效果是评判新闻职业道德的唯一依据。民国后，新闻报道逐渐受到了重视，欧美的新闻职业伦理观念也陆续被引进中国。在这基础上，新闻业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明确的职业伦理要求。

“五四”前后对新闻职业伦理的重视，是从批判当时新闻从业者拙劣的职业伦理开始的。由于这一时期报刊的政治功能和商业功能被放大，新闻业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新闻职业伦理的匮乏。对此，有识之士表示了严肃的关切。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一书中就认为记者的职业伦理意识亟待提高:“一般报馆和通信社所雇用的新闻记者，大都不能认识自己的地位与人格，言论行动，亦多有可以非议之处，而且缺少新闻学的知识，只知因陋就简，不能出奇制新。遇有国际间的纠纷发生，则又昧于世界大势，不知所措，眼光短浅，无从论断。这些缺点，几乎成为各个新闻记者所共同的了。又对下则自视太高，对有权势的人则又自卑太甚，丧失自己的人格，堕落自己的地位，这些都是不良的现象。”^[61]张季鸾在追忆邵飘萍对于新闻业的贡献时也批评了民国初年幼稚不堪的新闻采访:“报馆纪事，不自采访，投稿者向壁虚造，报馆惟取以充满篇幅，其真伪不问也，以故政界轻视报纸，尤鄙夷访员，几于报纸为谣言之代称，访员成无赖之别号。”^[62]1903年《国民日日报》创刊时，也在发刊词中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的新闻从业者:“中国之业新闻者，亦既三十年，其于社会有一毫之影响与否，此可验之今日而知之者也。有取媚权贵焉者，有求悦市人焉者;甚有混淆种界、折辱同胞焉者。求一注定宗旨，大声疾呼，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者，概乎无闻。有之，则又玉碎而不能瓦全也。”^[63]有识之士在对职业伦理沦丧进行批评和指责的同时，也积极寻找根治和预防之策;努力的方向，一是借鉴欧美的经验，二是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

研修过新闻学的“海归”们试图以西方的新闻职业伦理标准来改造中国的新闻业。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中，特别强调记者的道德品质修养，几乎每谈一个方面的问题，都要阐述记者的个人道德对新闻业务活动的决定性作用。^[64]徐宝璜之所以如此重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信从业者个人的职业道德水准决定着报纸及其新闻报道的质量:“报纸者，社会之耳目也。访员者，又报纸之耳目也。访员得人，报纸方能尽其供给正确迅速新闻之天职。”^[65]在介绍了欧美的新闻职业伦理后，他认为中国的新闻记者在观念上也应该无私无畏、为民请命，即“伟大之记者，应有大无畏之精神，见义勇为，宁牺牲一身以为民请民命，不愿屈于威武而噤若寒蝉”^[66]。此外，在借鉴欧美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十六条具体的要求作为“访员采编新闻应守之事项”。学习和借鉴欧美经验的结果，使得中国的新闻职业伦理建设很快地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胡政之等人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他们认为，无论是职业的性质、功能，还是职业伦理，新闻从业者和史官都极为接近。因此，他们把记者比附为古之史官，试图总结新闻职业伦理的特质和要求。

7.3.3　新闻职业伦理的发展与中国史家传统

中国历来有著史的传统，历朝历代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史学修养和史家传统。被称为良史的优秀史家，往往以不畏权势、据实直书的高尚道德为特征。齐国太史兄弟三人的“秉笔直书”，董狐的“书法不隐”，《汉书》对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评价^[67]，唐代刘知几认为史才应该“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68]……都是士林所认可的传统，也是后代史家修史时刻意追求与效仿的目标。

古之良史对历史事实客观公正的实录态度，成了新闻业同人效仿的对象。梁启超是将史家素养要求和史家传统系统引入新闻业的第一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了史家精神:“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家必有主、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推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69]。

20世纪20年代，把办报比附为治史成为报人和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蔡元培在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就说:“余惟新闻记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之新闻中有专电通讯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70]此外，蔡元培还比较了新闻与历史的差异:虽然都是记载事实，但是“历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在写作时间上，“作史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之于俄顷”;在性质上，历史纯属学问著述，而新闻则属于营业之一种。^[71]蔡元培也曾办过报刊，对新闻业应该有比较真切的感悟;他所提出的可以视记者为史官之流裔、记者和史家的职责类似等观点，从而第一次把史家与记者关系的讨论引进了新闻学界。随后出版的许多新闻学著作，新闻记者应该以史家修养来指导自己的新闻实践的观点都得到了肯定和赞扬。

在记者的职业定位上，胡政之也汲取了史家精神的内涵。1924年8月3日，胡政之在《国闻周报》的发刊辞中，对记者和史官进行了比较，指出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今之新闻记者，其职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逾于古昔。盖古昔史家纪述以一代帝室之兴亡为中心，而今世界新闻家所造述则包罗万象，自世界形势之擅迁，以迄社会人事之变动，靡不兼容并蓄。且古昔史家著述旨在纪往以归来，义微言精，常论定于千秋百祀之后。今之新闻，则一纸风行，捷于影响，上自国际祸福，下至个人利害，往往随记者述叙之一字一句而异其结果。夫职责之繁难如彼，势力之伟大又如此，宜乎新闻家之无忝厥识者不数数觏也。”^[72]在胡政之看来，新闻记者和史官的工作性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记言记事，即记录社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言行，并阐释其意义和影响。但是，史官修史的主旨一般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主要是让后人“以人为镜”、“以史为鉴”，史官的社会地位高，时间和经费也都比较充足;新闻记者则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发生的剧变与嬗变做出客观、翔实的反应和呈现。因此，就职业工作的挑战性和难度而言，新闻记者是高于史官的。

但在《中国新闻事业》一文中，胡政之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诠释了史官和新闻记者的联系——从业者的素养要求是相同的。20世纪20年代，多数报纸不仅“卖报所获既微，广告收入既少”，而且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很淡薄，一有机会就另觅高枝。尽管如此，胡政之依旧乐观地认为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在“最近之将来”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即“人事复杂，人事广告即增，工商发达，工商广告自多。且民智日益提高，群众世事观念日切”等方面的发展，报纸必将在发行和广告两端获得更有力的社会支持。为了适应社会需求的这种变化，胡政之主张以史官的品格要求来提升新闻记者的素质。他说:“史官应有不畏强权之精神，不惜杀身成仁之意志，而兼具才学识;新闻记者亦正如此。盖社会问题至为复杂，非在书本可以窥见，有报纸始能唤起一般之注意。故为记者不只应虚心以察事理，尤应有独立不挠之意志，与公正不阿之精神。”^[73]简言之，就是新闻记者在从业态度上要借鉴史官的“不畏强权”的信念和“杀身成仁”的决心，在个人修养上要兼具才、学、识，在具体工作中应该“虚心以察事理”、“独立不挠”和“公正不阿”。

为什么胡政之如此服膺史家传统?我们知道，胡政之自幼饱读诗书，系统地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桐城古文的研读、对胡适的批评和对子弟、同人古文功底的重视，都说明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74]这也就是在他的新闻评论中，经常可以看到“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人”情结的原因。但是，统治者自近代报业在中国出现之日起，就对其怀有深深的敌意;而当报业热衷于政治尤其是不时对当政者给予批评之后，更是招致了他们的嫉恨。晚清屡屡发生的报案和晚清民初频频出现的报馆封门、报人流亡入狱甚至被杀的惨剧，就是新闻业和统治者矛盾纠结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说明新闻职业在当时是一个高危行业。为了减少从业的危险，胡政之试图把新闻记者与史官、史家联系起来，以史家的社会功能和古之统治者对史家的重视和依赖来消解今之统治者对新闻职业的敌意和肆无忌惮的迫害，这应该是他反复以史家功能与素质来“要求”新闻职业从业者的主要原因。

【注释】

[1]康健:《职业伦理和职业精神》，《光明日报》2000年6月6日。

[2]记者(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3]转引自陈力丹编:《自由与责任:国际社会新闻自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4]靳慧、陈斌:《“黄远生为何当记者”再探》，《新闻记者》2008年第11期。

[5]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汤(尔和)序”，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6]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7]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8]邵飘萍曾说:新闻记者采访新闻的手段，不能以道德与否的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以是否能获取有价值的新闻来衡量;而且“待人接物，一本平等之观念，不问其所处地位之何若，在新闻记者之眼光视之，悉为供给新闻材料之人而已”。(邵飘萍:《新闻学总论》，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15页。)

[9]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10]1933年请陈纪滢潜回被日本占领并实行高压统治的东北三省去采访，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11]《胡政之谈民元报业》，《人物杂志》1947年11期。

[12]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4页。

[13]商娜红:《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职业主义与英美新闻自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4]《胡政之谈民元报业》，《人物杂志》1947年11期。

[15]冷观:《本报之新希望》，《大公报》1917年1月3日。

[16]胡政之:《外交新闻可假造耶》，《大公报》1917年2月25日。

[17]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版，第85－86页。

[18]梁厚甫:《梁厚甫与大公报》，《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第1期。

[19]冷观:《本报之新希望》，《大公报》1917年1月3日。

[20]胡政之:《外交新闻可假造耶》，《大公报》1917年2月25日。

[21]王瑾、付阳:《胡政之与1916—1920年的〈大公报〉》，《书屋》2004年第12期。

[22]《大公报》接连刊出了招聘通信员的广告。如:《本报特别广告》，《大公报》1917年1月14日;《本报招聘访员》，《大公报》1917年7月18日;《本报添聘北京访员》，《大公报》1917年9月25日;《注意阴历新年后之本报》，《大公报》1918年2月1日;《本馆招聘保定访员》，《大公报》1918年7月17日等等。

[23]冷观:《本报之新希望》，《大公报》1917年1月3日。

[24]胡政之:《北京政局蜕嬗记》(上)，《国闻周报》(第3卷)1926年第19期。

[25]转引自蓝鸿文主编:《新闻理论学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26]胡政之:《新闻记者最需要责任心》，《燕京校刊》1932年4月29日。

[27]《大公报》在1930年前后，仅东北的销量就达3万份。胡政之说:“相当于一个中等报馆的水平”。

[28]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版，第26页。(www.xing528.com)

[29]1933年9月18日的《大公报》，第13—15版是《“九·一八”纪念特刊》，其中最重要的文章是署名“生人”(陈纪滢)的调查记《沦陷二年之东北概观》。

[30]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版，第55页。

[31]周雨:《沪馆采访课纪实》，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32]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3]1926年9月1日到7日，名为“论评”;8日以后改为“社评”。

[34]1926年11月6日，《大公报》“社评”最后一次署名为“天马”。此后，“社评”不再署名。

[35]曾琦:《敬悼毕生尽瘁新闻事业之张季鸾先生》，转引自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版，第3页。

[36]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9—160页。

[37]1936年10月26日，《大公报》刊出《悼鲁迅先生》一文，给鲁迅很高的评价:“五四以来，万众青年心灵所依归的鲁迅先生，竟于十月十九日的黎明，永远地搁下了他那管劲健的战斗的笔，弃我们而溘然长逝了。自有革新运动以来，我们没有过更巨重的损失，更沉沈的悲哀。文字表达不出我们的惨痛!五十六年的苦斗生涯，如今他是躺在黄土坯下，宁谧地安息了。但我们坚信他将仍以一种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态永恒地存在这世界。”

[38]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篇》，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2页。

[39]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40]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4页。

[41]民国初年，多数北方的报馆“既无机器以印刷，又无访员之报告。斗室一间，即该报之全部机关;编辑仆役各一人，即该报之全体职员。印刷则托之印字局……由此观之，凡具数百元之资本，即可创设报馆”。(熊少豪:《五十年来北方报纸之事略》，见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之第三编“五十年来之新闻业”，第24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

[42]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11卷)1934年第2期。

[43]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页。

[44]胡政之:《在上海馆编辑部会上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5期，1947年7月5日。

[45]傅国涌:《“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书屋》2003年第8期。

[46]《中央告诫同胞团结御侮——国联理事会主张公道》，《中央日报》1931年9月23日。

[47]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

[48]徐铸成对这一“最后新闻”的回忆是:这新闻在9月19日黎晨一时报纸出完大样、夜班编辑都已离开编辑部后才收到的。记者汪松年“和北宁路局长高纪毅很熟。9月18日白天，高对汪说，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要出事。因此汪一直守在路局。19日1时，路局接沈阳电话，日军突然开火了。他打来电话报告时，要闻版早已截稿拼版了，于是连忙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最后消息’，而日军于进攻后，立即切断通关内的一切交通线，所以别的报纸没有得到这个消息”。(见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汪松年自己在回忆这一报道时，没有提及这一细节。他说:“《大公报》与张学良的关系，系于胡政之一身，胡的国闻通信社是吃过奉系奶汁的，故张对胡是无话不谈、倾城相待的。九一八事变的当夜，张学良亲以电话告胡消息，开头就是‘政之!我的那块洋钱丢啦!’……胡立即明了这则消息的含意。马上从床上把我叫醒，命我立刻准备乘赶得上的火车去沈阳采访。”(汪松年:《天津时代的〈大公报〉发展史话》，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49]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一)》，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256页。徐铸成直接否定了此说:“有人说，《大公报》之反对立即抗战，是由于9月底蒋介石叫于右任给张季鸾一电请他支持南京的‘缓抗’主张，根据我的回忆，张胡等的方针，早在于电前就决定了。至多，只能说是彼此同感，一拍即合吧!”见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50]《敬告爱国青年》，《大公报》1928年5月13日“社评”。

[51]《国民应有深切的觉悟》，《大公报》1931年9月11日“社评”。

[52]《中村事件》，《大公报》1931年9月10日“社评”。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反诬中国。

[53]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54]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55]《明耻教战》，《大公报》1931年10月7日“社评”。“九一八”之后的知识界，还有类似的主张。试举一例:10月初，尚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俞平伯给胡适写信，建议他新办一个“单行之周刊”，并对该周刊的创刊目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换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须续出也。”(俞平伯:《致胡适》，1931年9月3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页。)

[56]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册)，(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78页。

[57]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1896年8月9日。

[58]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132页。

[59]转引自红禅:《报坛逸话》，《报学月刊》(第1卷)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第3期。

[60]潘公弼:《望平街之回忆》，(台北)《报学》1951年创刊号。

[61]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66页。

[62]张季鸾:《追悼飘萍先生》，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邵飘萍史料专辑》，第267页。

[63]《〈国民日日报〉发刊辞》，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60页。

[64]徐新平:《略论徐宝璜的新闻伦理观》，《新闻大学》2000年冬季号。

[65]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徐(宝璜)序”，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66]徐宝璜:《新闻事业之将来》，《报学杂志》(第1卷)1929年第2期，见徐宝璜《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67]《汉书·司马迁传》

[68]《旧唐书·刘子玄传》

[69]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页。

[70]徐宝璜:《新闻学》“蔡序”，见徐宝璜《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71]徐宝璜:《新闻学》“蔡序”，见徐宝璜《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72]胡政之:《〈国闻周报〉发刊辞》，《国闻周报》(第一卷)1924年第1期。

[73]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新闻学刊》北平新闻学会1929年，见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8页。

[74]胡济生:《忆我的父亲胡政之》，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胡济生幼年时，胡政之督促他熟读孔孟之书和《三国演义》;他反对胡适的白话文，并说胡适是为了“出风头”、“哗众取宠”，因为他自己家里聘请老学究做家庭教师为子女教授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