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不媚强梁不媚世俗
胡政之在阐述新闻职业铸造稳健切实的舆论这一功能时，首先强调的是所铸造的舆论必须建立在真确公正的新闻报道的基础上。而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胡政之不仅坚持依据客观事实立论，而且强调观点的表达必须独立自主——具体而言，就是不媚强梁和不媚世俗。
7.2.1 不媚强梁
中华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军政当道，战事难休。尤其是北洋军阀时期，各派军阀此起彼伏;为了在混战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们在扩充兵力的同时，也试图争取舆论的支持。一方面，通过创办报刊或影响报刊、通信社来传播对己有利的信息;另一方面，压制对自己不利的新闻的扩散。与此同时，民国初年报禁废止，创办报刊和开办通信社门槛又低，于是报刊社和通信社勃兴。[41]但是北方城市经济不太发达，报馆和通信社很难经济自立，于是只得依赖权势集团;而一旦依赖权势集团，不仅自身的事业发展受制于人，而且新闻报道也势必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有鉴于此，胡政之主张不媚强梁。
胡政之不媚强梁的主张，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为权势集团代言，二是不接受他们的津贴。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强调新闻报道不能紧随政府当局的“宣传大纲”，否则还不如不办。[42]况且，不为权势集团代言的报纸未必就不能引起他们的尊重和重视，《大公报》就是典型的例子。《大公报》一直为各方尤其是当局所重视的原因，不是迎合强梁的结果，而是关注时局关注民生且屡有独到见解的结果。换言之，《大公报》以自己专业的新闻报道和观点呈现，赢得了包括当局在内各界读者的尊重。在香港版复刊时，胡政之也曾对李侠文说:无论是新闻记者个人还是报馆，都不应接受权势集团的威逼利诱。他回忆自己过去办报办杂志，就屡屡顶住了一些军阀政客的压力。比如在重庆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位粮食部长对《大公报》刊登的有关粮食的新闻非常不满，找到胡政之游说并表示可以多配给粮食给报馆。胡政之“大为光火，当众把这个家伙面斥一顿”[43]。可见，要真正做到“不媚强梁”，新闻从业者自身必须先做到洁身自好;只有从业者遵守职业操守，在面临权势集团的威逼利诱时才能无所畏惧。所以，就本质而言，这一思想和胡政之真确的报道新闻的主张是相互契合的。
不媚强梁并不意味着不关心政治、不关注权势集团的主张和利益诉求，更不意味着在相关新闻报道时可以草率行事。相反，应该慎之又慎，以免因自身原因招致不必要的报复。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30年代以后更是民族矛盾激烈。在稍有不慎即可能惹祸的环境中，“做报的人究竟应当如何自处呢?”胡政之认为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评论，首先应该言之有物，悲天悯人。因为只有言之有物，才能体现出执笔为文者的诚意;最应该力避的是容易招忌的嬉笑怒骂。其次，应该坚持对事不对人。立言记事，不但力求客观翔实，而且还要态度严肃;涉及具体的人物而且必须表明态度和立场时，切不可潦草疏忽以致开罪于人，“使人感觉到我们故意和他为难，故意要陷他于绝境”[44]。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便报纸的新闻报道让人看了不舒服，但是也会因为事实清楚、态度中立客观而得到谅解。鉴于权势集团的特殊地位和力量，胡政之一再奉劝大公报社同人在新闻报道时要避免无谓的牺牲。这一态度，不能视为瞻前顾后、胆小怕事;胡政之并不是害怕牺牲，只是强调:报人要有随时牺牲的精神和心理准备，但是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牺牲一定“要值得”。简言之，新闻从业者在报道和评述与权势集团相关的新闻时，尤应展现出专业的技艺，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怀疑并进而免遭报复;但是当新闻规律与权势集团的利益无法调和时，胡政之还是主张应该恪守新闻职业的使命，即便因此报馆关门亦在所不惜。
7.2.2 不媚世俗(www.xing528.com)
不媚世俗主要是指在特殊的历史事件的报道时，报社及其职业从业者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而不是为了销路一味地迎合民间舆论。“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悍然挑衅，对日作战的呼声成为一时之舆论。新闻界的反应，也很激烈。1931年9月19日，《新民报》头条新闻即是《日军昨晨炮轰沈阳城，实行占领。长春、营口同时均被占领，我军毫无抵抗，完全缴械》;配发的社论是《东北全非我有，国亡无日，请对日宣战》，恳请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申报》也以醒目标题刊出《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视国际法，破坏东亚和平》等新闻;此外，还登载了87条战地消息(其中45条是《申报》的记者采写的)，配发了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45]而事变发生时在南昌督阵围剿红军的蒋介石9月21日回到南京后，确定的应对政策是“对外避免扩大战事，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处断”。22日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蒋介石明确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46]这与《大公报》“援抗”的主张和胡政之“不轻于主战”的观点[47]基本一致。其中原因，有人认为是“于右任曾致电张季鸾，转达蒋介石的嘱托，请大公报支持他的不抵抗政策”[48]。
其实，《大公报》并不是没有及时报道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9日，《大公报》第三版即要闻版左下角有一小段加框的“最后消息”:“今晨四时消息，据交通方面得到的报告，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见，亦未能开行之。”[49]可见，9月19日的“最后消息”是当时各报纸中较早刊出的相关报道，因此不能说《大公报》故意隐瞒不报。
那么，为什么胡政之等不同意对日主战呢?考察此前的《大公报》的报道和言论，可以发现“缓抗”主张，其实缘于多年来胡政之、张季鸾“不轻于主战”的一贯主张。胡政之、张季鸾留日多年，了解日本，对中日实力的对比情况也了然于心。他们知道日本为侵略中国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而多年来沉溺于内争的中国如仓促应战，结果必然不堪设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大公报》才一直在强敌的蓄意挑衅面前，苦苦规劝国民不要感情用事。
其实早在两年以前，《大公报》就表达了不主战的态度。1928年5月13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敬告爱国青年》，其中有这么一段:“此次发生空前事件(指的是济南事件)，痛心饮泣，力主容忍。认为非自主自强，彻底解决国内政治，不足以保卫邦家，应付外侮……大凡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现在举眼看，世界依旧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所以国际上任何主张，都须以国力为背景。而现代国际，尤必须有科学的知识、物质的后援方可和人比较短长……许多书生高喊着‘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战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毋宁战’。但是这种不负责任取快于一时的文章，做起来稀松平常，行起来却责任重大……国民要想涤除国耻，发扬国光，若不从学问修养上痛下工夫，锻炼能力，结果还只好屈辱复屈辱。虽受亡国灭种之祸，仍算是自作之业，无人怜悯，无人扶持。所以，我们今天与其怨人，不如责己;与其怒号，不如饮恨;与其说空话，不如求实学。化叫嚣为深鸷，屏客气为血诚，既下决心蓄养实力，以图他年之伸，便不妨先下决心，忍辱负重……因此之故，奉告爱国青年，勿作无谓之牺牲，勿为无益之悲愤，练成铁的身躯，锻就钢的意志，养得水晶般的知识，不腐化、不恶化，我们不许中国亡，便谁也亡不了中国。”[50]可见，胡政之、张季鸾虽然不主张直接应战，但要求国人忍辱负重、积极准备;同时要求政府痛下决心革除弊政、蓄养国力。这种观点，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大公报》立论的基调。再举一例。就在“九一八”前夕的9月10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中村事件》。面对日方的蓄意生事，社评仍主张先调查真相，然后再依国际法解决“中村事件”。社评中，“一如既往”地规劝国人:“吾人仍愿诉诸日本政治家及其国民之常识，终能控制此国际危机，更愿我国同胞，亦发挥常识，善能以静制动，以简驭繁，不致卒形成重大冲突，则诚两国国民之共同幸福也。”并说:“夫中国丁此天灾人祸惨极人寰之时，凡我官兵尤应隐忍自重，共支危局。应负之责，痛快担负;应办之事，勿令延搁。”[51]次日的社评《国民应有深切的觉悟》，认为三四十年以来中国虽然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二十一条交涉、济南事件等外患刺激，但是每一事件往往只能激起一时的悲愤，并无积极的进步。《国民应有深切的觉悟》主张在当前时势之下，“国民心里根本上必须一变”。具体地说，就是“从此抛弃一切客气的言论、自欺的态度，与吓不倒人的不彻底的方法”;与此同时，“必须全国一致，彻上彻下，永持忍辱负重的精神，从各方面积极地为提高国力而奋斗是也”[52]。在“九一八”之前，社论虽多次主张“官兵尤应隐忍自重”和“永持忍辱负重的精神”，但也屡屡强调国人应该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积极为战争做好准备。
“九一八”之后，由于国家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公报》的态度也有了转变。具体的表现是:虽然继续坚持“不轻于主战”的主张，但是增加了“明耻教战”和“求友于世界”的应对之策。所谓“明耻教战”，就是全国上下“彻底明夫国耻之由来，真切了解国家之环境，实际研讨雪耻之方案”;[53]而“求友于世界”，就是希望赢得国际同情和国际联盟的干涉。“明耻教战”和“求友于世界”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以后的打赢战争。可见，忍辱持重、不打无把握之仗，是胡政之和《大公报》基于中日双方实力对比而提出的一贯主张。由于他们认为这一主张是当时中国最合适的应对之策，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大公报社的基本态度。在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氛围中，他们甘愿承受巨大的压力，即使因此报馆关门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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