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引领社会共同发展

5.5　引领社会，共同发展

胡政之认为新闻业应该走在社会革新的最前列。那么，为什么新闻业能够引领社会革新呢?新闻业具有哪些引领社会的品质呢?

首先，胡政之认为“报纸是社会的缩影”，即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动态与走向，都是报纸报道的对象，都可以在报纸中得到反映。在胡政之看来，要考察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群众之意志，与社会之现象，胥可于其新闻纸中得之”^[42]。在《〈国闻周报〉发刊辞》中，他又说:“今世界新闻家所造述则包罗万象，自世界形势之嬗迁，以迄社会人事之变动，靡不兼容并蓄。”^[43]在《中国新闻事业》中，胡政之更把新闻事业看做近代社会三大势力之一:“近代社会有三大势力:曰科学，曰工业，曰新闻事业。”^[44]并认为新闻业对于近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因为它往往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或野蛮程度的标志。也就是说，新闻业发达的国家，国民文化程度一定很高;反之亦然。

其次，胡政之认为新闻职业具有追求革新的特性。抗战以后，胡政之逐渐退出了新闻业务的一线，但是经常通过讲话的方式指导同人的工作。在这些讲话中，他多次提到了新闻业具有追求革新的特性，而正是这种特性决定了新闻业成了社会的引领力量。1943年6月，他在对桂林版编辑部同人的讲话中，就说道:“办报与开铺子不同，不能靠着老招牌的原因即在于此。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新闻记者为什么需要不断地进步，无论在学业上以及事业上。”^[45]半年之后在对重庆编辑人员讲话时，他又一次强调:别的事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从业者可以稍事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可是报业的从业者“永无休息的时候”，因为报纸是“一种经常的需求进步的事业”，即“新闻事业应该不断求进步，至少要跟得上时代，最好能走在时代前面，领导社会。如果跟不上时代，那就难免落伍。试看以往有些地位的报纸，不少被时代淘汰了，就是因为不肯求进步的缘故”。^[46]社会不需要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报纸，这就是报纸不断创新的动力，也是报纸从业者永无休息的主要原因。

新闻职业怎么引领社会前进呢?胡政之认为，即便是在社会其他方面革新欲望不强的历史时期，新闻从业人员也应该积极努力。努力的方向，一是积极地推进自身的改进，给社会革新提供样板;二是新闻职业“应当诱导社会进步”。由于社会各方面革新的欲望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所以新闻职业在自身革新之后，“需要忍耐着，勇敢地立在社会前面，开动纸笔合作的铁甲车为公众开道”^[47]。具体怎么引领呢?既然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动态与走向都是通过报纸的呈现才为人所知所重视，那么报纸对各种符合或代表社会潮流的社会现象、对典型社会问题的剖析与批评进行有力的报道，就可以起到弘扬或劝导的作用。

新闻职业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并不总是单向的。社会发达的程度与水平，不仅是新闻职业自身发展与革新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而且有力地影响着新闻职业引领功能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职业与社会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1929年，胡政之在分析当时中国新闻业发达水平不高的原因时，就认为新闻职业本身固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社会之摧残，亦予莫大之阻力”。“社会之摧残”里的“社会”，既包括工商业不够发达使得报纸很难自立、“政治不上轨道”等经济、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包括读者没有养成读报的习惯、交通运输和电报事业等社会组织不健全等因素。^[48]1935年年初，胡政之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力量对新闻职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社会与报业的关系，真是息息相通，社会需要好报，新闻记者就不敢不努力，社会各方进步，报纸也天然会随着改良。”^[49]

虽然《大共和日报》和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是政党色彩浓郁的报纸，国闻通信社和《国闻周报》也是接受津贴的媒介，但是从胡政之一再强调要以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服务读者，以及这些新闻机构实际的新闻报道面和新闻报道的数量和质量可以清晰地看出，胡政之一直把报道新闻、引导舆论作为新闻职业的神圣使命和根本任务。换言之，虽然所服务的媒介的类型不同，但是胡政之对新闻职业的性质的认识是一贯的，前后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与此相适应，尽管这些媒介在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传播信息和观点一直是其主要的功能。随着胡政之对媒介把控力的增强，媒介所表现出来的上述特点和功能就越显著。此外，胡政之并不看重媒介的娱乐功能——即便是副刊等内容也很严肃，这主要是由他那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以文章报国的主张而导致的。

【注释】

[1]冷观:《本报之新希望》，《大公报》1917年1月3日。

[2]胡政之:《缘起》，1921年8月，见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5页。

[3]胡政之:《〈国闻周报〉发刊辞》，《国闻周报》(第1卷)1924年第1期。

[4]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11卷)1934年第2期。

[5]胡政之:《读梁任公对京师报界演说感言》，《大公报》1917年1月13日。

[6]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第11卷)1934年第2期。

[7]胡政之:《外交新闻可假造耶》，《大公报》1917年2月25日。

[8]胡政之:《〈国闻周报〉发刊辞》，《国闻周报》(第1卷)1924年第1期。

[9]冷观:《本报之新希望》，《大公报》1917年1月3日。

[10]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版，第85—86页。

[11]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12]埃弗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著，王玮译:《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3]冷观:《本报之新希望》，《大公报》1917年1月3日。

[14]胡政之:《外交新闻可造假耶》，《大公报》1917年2月25日。

[15]胡政之:《本报改造之旨趣》，《大公报》1920年7月1日。

[16]胡政之:《在上海馆编辑部会上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6期，1947年10月22日。

[17]1920年从欧洲回来之后，胡政之发表了《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大公报》，1920年7月14、15日)、《北京市民应当要求参与市政》(《新社会报》，1921年3月24日)等一系列社论，批评中国国民缺乏政治常识，认为报刊当以努力提高公民的政治常识为己任。

[18]胡政之:《吾人将何以应付此艰难之时局乎》，《大公报》1917年2月11日。

[19]胡政之:《本报改造之旨趣》，《大公报》1920年7月1日。

[20]胡政之:《精神的饥民》，《新社会报》1921年3月6日“时评”。

[21]查良镛:《再听不到那些话了》，《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4月21日。(www.xing528.com)

[22]胡政之:《我亦赞成中日亲善》，《大公报》1916年12月6、7日。

[23]胡政之:《世界未来之经济战与中国》，《大公报》1917年3月8、9、10、11日。

[24]胡政之:《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大公报》1920年7月14日、15日。

[25]胡政之:《赈灾问题》，《新社会报》1921年3月3日“时评一”。

[26]胡政之:《群众运动与节制》，《国闻周报》(第2卷)1925年第23期。

[27]胡政之:《重要关头之时局》，《国闻周报》(第2卷)1925年第36期。

[28]胡政之:《东北之游》，《大公报》1928年9月24日—10月14日。

[29]胡政之:《东北之游以后》，《大公报》1928年10月18日。

[30]胡政之:《再游东北》，《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

[31]胡政之:《敬告国民注意老西开交涉案》，《大公报》1917年2月9日。

[32]胡政之:《今后实业界之隐忧》，《大公报》1917年4月3、5日。

[33]胡政之:《南满洲日本人土地商租问题》，《新社会报》1921年6月5日“时评”。

[34]胡政之:《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大公报》1920年7月14日、15日。

[35]胡政之:《赈灾问题》，《新社会报》1921年3月3日“时评一”。

[36]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北平新闻学会《新闻学刊》，1929年，见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8页。

[37]《周年纪念敬告阅者》，《国闻周报》(第2卷)1925年第29期。

[38]胡政之:《本报一百号的感想》，《新社会报》1921年6月9日“时评”。

[39]比如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颁布国民政府令，对抗战有功之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大公报》就全文刊登了该国民政府令。类似的例子很多。

[40]《新时代的活历史——国闻周报第七卷新规划》，《国闻周报》(第6卷)1929年第50期。

[41]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侯杰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岳谦厚和段彪瑞的《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贾晓慧的《〈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

[42]胡政之:《缘起》，1921年8月，见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4—1035页。

[43]胡政之:《〈国闻周报〉发刊辞》，《国闻周报》(第1卷)1924年第1期。

[44]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北平新闻学会《新闻学刊》，1929年，见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8页。

[45]胡政之:《对桂林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6月13日。

[46]胡政之:《在重庆对编辑人员的讲话》，《大公园地》第9期，1943年12月21日。

[47]胡政之:《新闻记者最需要责任心》，《燕京校刊》1932年4月29日。

[48]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北平新闻学会《新闻学刊》，1929年，见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9页。

[49]胡政之:《作报与看报》，《国闻周报》(第12卷)193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