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是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建立在对前人文化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记录、积累、保存前人经验、智慧和知识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新闻媒介是近现代社会最为重要和常用的手段之一。胡政之早就认识到了历史和新闻具有某种相同的特征，史官和记者的使命也高度一致，因此以记载历史的要求来从事新闻报道，就成了他的基本主张。
在胡政之看来，记录历史式的新闻报道至少应该有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是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态度。
《国闻周报》创刊周年纪念时，曾刊文比较了中外新闻报道的差异并进而表达了该刊报道新闻的主张。文章对当时的记者采访新闻不核对事实、编辑编稿不求甚解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指出采写新闻必须有历史感，即必须把采写、刊发新闻上升到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提供史料的高度来认识:“社会事态，变化万千，国民智识，要有限度。就社会上无穷之事态而排比编次，以供公共之省觉，则新闻记者之技能尚焉。各国报纸，纪事均有系统，编辑贵能贯串，故每日读报之人对于各种新闻报道，能得明确之印象，若在中国则不然。同一消息而专电与专电往往互歧，同一事件而昨报与今报常相矛盾。访员但知有闻必录，编辑但知有稿即用，新闻不甚拣载，全然不加整理;编报者草率敷衍，先已不求甚解，读报者更如雾里看花完全莫名其妙，以致似是而非之新闻，传播于社会，而所谓真是非与真舆论乃莫由表现。盖真正之是非须判于真确之事实，今事实先已不明，则判断何所依据?本报有鉴于此，每有重大事件发生，必有专编为之记述，总期于漫无头绪之中，为之立一线索，俾读者了然于事实之经过，将来时过境迁，亦不难覆按而为编史之资料。”[37]不能肯定胡政之就一定是本文之作者，但是可以肯定胡政之服膺上述观点——这从胡政之对新闻真实性的屡屡强调、发现《大公报》遗漏重要新闻时的愤怒即可看出。(www.xing528.com)
第二是报纸应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和重要档案的辑录者。
胡政之认为报纸应该把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悉数记录下来，待时过境迁之后，只要把连续出版的报纸串起来，新闻报道就成了流动的历史。1921年6月，在《新社会报》创刊一百号的时候，胡政之说，“在这一百天当中，政治上社会上发生了许多事件，一一从我们的手中纪出来，所以这报便是这一百天的活历史”，“我们一百号是一百天的活历史，我们希望以后的千号五千号，便是国民努力进步的活历史”。[38]除了重要新闻之外，报纸还应该刊登专家学者对当前重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发表意见的论文以及政府颁发的重要法令和重要人物的演讲等材料。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就刊出了不少社会精英的访谈录;新记《大公报》从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每周一篇，共刊出200多位专家、学者、政商界要人撰写的750余篇“星期论文”。《大公报》还照录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许多重要文献。[39]这些表现，使《大公报》具备了与《纽约时报》一样的特征，也可以被称为“档案记录报”。1929年底，《国闻周报》公布了次年的内容革新计划:“本报除将内外时事编为大事记外，遇有重大问题，并随时辑为专篇，以供参考。此外凡世界名人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种种最新论文，悉行译述，久为阅者所欢迎。兹拟从实用与趣味两点，将内容更加充实，其已决定者已有三端:一、辑录各报社论。本报除将每周大公报重要社论择优辑录、以备爱读该报者得以保存外，其他南北各报有价值之论文亦择要辑存。二、重要法令汇志。现值国家建设伊始，政府颁布法令时有因革，散见各报，不便保存。本报特辟附录一门，汇志最新之重要法令，以便读者检阅。”[40]从这一革新计划可以看出，《国闻周报》试图成为重大事件的综合报道者和重要档案的辑录者。
今天学者在研究民国历史时，偏好采信《大公报》的资料，这是对《大公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功能的最好注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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