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引导民众，提高素养
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媒介已经成了家庭、学校之外的又一个个人社会化的重要渠道。通过对知识、观点、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传播，新闻媒介可以成功地塑造社会人格，引领社会个体适应社会现实和顺应时代潮流。胡政之认为，报业应该积极地关注社会发展的新动向，以真实的报道、客观公正的言论来帮助受众了解现实世界，从而给个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建议和方向。
西方学术界认为，“新闻和出版自由的中心目的在于:鼓励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信息灵通的选民团体的存在，使之能够就公共事务做出决策”[12]。也就是说，媒体的职责，是要给社会公众培养知晓政治、参与政治的能力。在政治决策不透明、社会公众政治素养严重不足的时代，媒体的责任更大更迫切。
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介绍和变革中国政体的现实压力，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在民国前后的中国逐渐受到认可并得到运用，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胡政之看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固然有中国传统政治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广大民众不了解、不参与政治活动也是重要的因素。实地考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之后，胡政之认为新闻业要在消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和培育国民政治常识两方面入手。
在消除中国传统政治的消极影响方面，胡政之多次抨击了中国政界的无常与诡异。在1917年《大公报》的新年宣言《本报之新希望》中，胡政之就批评中国政治“习专制之余毒，好以诡秘相尚，而政治无一定轨道，虽极推理作用，亦往往不能与实际相合”[13]。不久，他又在一篇批评外交新闻造假的评论中批评中国政界的狭隘:“吾国政治，夙尚秘密，政界与报界，隔阂尤甚。故政界要闻，至难探悉。”[14]在纪念邵飘萍、林白水的文章中，胡政之还揭露了深受传统政治影响的专制政客的暴虐与残忍。批评传统政治，本质上是为现代政治在中国的推行扫除干扰，并因此而唤起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www.xing528.com)
在培育国民政治常识方面，胡政之一再强调报纸应该“以灌输政治常识自勉”[15]。在1920年发表的《大公报》改版宣言中，胡政之表达了效仿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报业的做法来改变中国民众的政治素养:“民治国家者，以举国之力，治一国之事。非若专制之朝，竭全国之力，奉事一人。是以今之国民，人人当有政治能力。欧美之人，朝为平民，夕任国务，肆应之际，措施裕如，即匹夫匹妇，平居议论，于国政利病，亦往往洞见症结，确有见地，非修养于平日，曷克有此?以吾所见，世界国民，政治能力，以英国为最优，所以然者，因英国报纸，国有大政记载详，国民之政治常识，养之既丰，斯其运用之力，过于他国，此实吾人所当效法。而本报所愿以灌输政治常识自勉者也。”[16]报纸应该履行政治教育的职能，一直是胡政之的基本观点。到了1947年，他还强调《大公报》要坚忍不拔地做好政治教育工作:“一般民众对国家大事多不关心，我们要肩负起普及政治教育的使命。我们要凭一支笔、一张纸，苦口婆心，启发不关心政治的民众。完成这个使命需时或在五十年以至百年。因此，我们要有信念，要有耐性，要有恒心。”[17]
除了主张大力培育民众的政治素养之外，胡政之鉴于“中国已深入世界竞争之场”的局势，还主张报纸应该为提高公众的世界知识水平而努力。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国人对国外的状况知之甚少;而当时传播国际知识最重要的平台——报纸，表现得很不尽如人意。早在1917年初，胡政之就感叹“国人世界智识之修养不足”[18]。采访巴黎和会回国后，了解了西方国家民众知识水平的胡政之又感慨地说:“吾国社会所最缺者，为世界知识。自来报纸所载世界消息，或传自机关作用之通信，或译自辗转传闻之外国报，东鳞西爪，模糊不明，以致读者意趣索然。”于是决定立即着手增加《大公报》国际新闻和国际知识的报道:“本报今后于世界潮流，国际形势，当编成系统，记叙本原，以期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19]
在社会欠发达、民众知识素养普遍不高的环境里，胡政之认为负责任的新闻业可以部分地解决教育不公的问题，使无力得到家庭、学校教育的人有接受教育的机会。1921年北方大旱，社会各界积极赈灾，胡政之关注的是大灾之后儿童教育无人问津的问题。他认为，物质的救济可以帮助灾民渡过暂时的难关，但是从长远来看，灾民更需要的是精神的慰藉，尤其是灾区儿童要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3月，在《精神的饥民》一文中，胡政之认为大旱之后北方各省存在着数量很多、没有受到各界重视的辍学儿童，并由此联想到全国当时有很多“精神的饥民”。所谓“精神的饥民”，主要是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儿童和青少年，具体包括:由于社会混乱、国家教育资金缺乏和学堂教育质量差等原因，有心读书却不知道去哪儿读书的子弟;在政治不安、商业凋敝、农务废弛、人民收入锐减的情况下，不能进学堂(或进了学堂却又面临半途废学)的子弟;迫于室家之累，不能入校读书，还要就事糊口的“贫寒之士”;满心要想学点新知识却因为报纸费用贵或通俗讲座质量差、不能够满足求知欲的人;知识的养料非常缺乏，甚至到了虚不受补地步的大人先生们……对于这些想学习又没有办法得到学习机会的人，胡政之认为日益普及的报纸应该勇于承担教育的责任。他以《新社会报》为例，说:“我们这个报，一天只出一张，卖价只要铜圆两个，就为的是帮助有心无力的人，多得一点智识，也算得是一种慈善事业啊。”[20]
以日出日新、浅显通俗又态度严肃的报纸为媒介，使社会中下阶层的子弟得到增加文化知识和素养的熏陶。报纸应该承担教育功能的构想，一直萦绕在胡政之的心头。1948年，他费尽心力复刊《大公报》香港版时，还强调要以正确的观点引领读者，为此不惜牺牲眼前利益:“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以正确的道路指示读者，我们绝不能为了争取销路，迎合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水准，歪曲真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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