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真实报道，还原现实
自然和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人类社会要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胡政之认为，新闻职业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自然和社会的变化，途径就是提供真实的新闻报道。
胡政之主张新闻职业以真实的新闻报道来还原现实的世界，从而通过影响公众的态度最终达到形成社会舆论的目的。在胡政之看来，报道新闻和评论时事是新闻职业最主要的责任，其中又以报道新闻为最重要:真确公正的新闻报道是稳健切实舆论的前提和基础。早在1917年1月，胡政之就说:“新闻事业之天职有二:一在报道真确公正之新闻，一在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而二者相较，前者尤重，盖新闻不真确，不公正，则稳健切实之舆论无所根据也。”针对当时新闻界普遍不重视新闻报道的现状，胡政之提出了革新的对策:“今日新闻界非先从改良新闻记事、博得社会信用入手，不足以言发表言论，即发表言论，亦不足以言铸造舆论也。”[1]
胡政之在创办报刊和通信社时，都会在代表其办刊宗旨、定位的发刊词中表达了以真实报道服务读者的决心。如1921年8月在阐释创办国闻通信社的缘由时，他说:“舆论之发生，根于事实之判断。而事实之判断，则系于报馆之探报。因采访之不周，或来虚伪之记载，视听既淆、判断易误。”在借鉴国外通信社经营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国闻通信社应该以广为采集新闻服务社会为当然使命:同人“本积年之经验，访真确之消息，以社会服务之微忱，助海内同志之宏业”[2]。在《国闻周报》创刊时，他也说:“欲使新闻所表现者悉为是非之公，则论断所加先必基于正确之事实……吾人苟欲建造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是非之基础，于是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吾人固仍当努力奋斗，以为改造新闻之马前卒而不敢告劳，虽然吾人之愿望犹不止此”。[3]当然，胡政之专注于革新新闻报道、以真实新闻服务社会，固然是他新闻思想的反应，或许也是他应对乱相环生的政治生态的无奈之举。《国闻周报》创刊十年之后的1934年，胡政之把该刊在“内争不已，离合无常”时代依旧能够发展而且“少灾少难”的原因，归结于“抱着多纪事，少说话的主义”，并因此而“尽管在不自由之中，我们总算利用着超然独立的地位，多少发表一点真事实，说上些许良心话，所享受的言论自由，实在要算最多的了”。[4](www.xing528.com)
胡政之还把真实报道提升到新闻职业履行职责的底线和新闻业正确指导社会舆论的高度来认识。也就是说，如果新闻的真实性不能得到保证，那么新闻从业者就不能树立自己的人格，也就不能去正确指导社会舆论。1917年初，他在评价梁启超对北京新闻界的演讲时就说:“夫新闻之天职，一须报道明确，一须态度公正。非是，则新闻之人格不立，其言绝不能为世所重。使全国之新闻皆不能自成人格，则社会舆论何由得正确之指导?故吾以为，今日新闻界所最宜努力者，首为报告消息之须确实，与发表言论之公平不偏。”[5]1934年，他仍坚持真实报道是形成“健全合理的真舆论”的第一步:“因为这样的舆论，至少应该先把事实真象(相)，赤裸裸地公表出来，供大众之认识与理解，然后根据真知灼见，由少数有识解的人们，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纠正，拿出具体主张。”[6]对于虚假报道，他直言为“新闻界之大耻”，是“于职务未免太不忠实，对于读者，亦未免诈欺取财”的表现[7];他甚至认为“是非不明，功罪淆混，天下滔滔，大乱糜已”的新闻记者的失职之罪，“实应与军阀政客之祸国同科”。[8]
胡政之对新闻真实性的强调和不遗余力的维护，主要是因为当时新闻界对新闻报道的熟视无睹和任意践踏。而他对新闻真实性的维护，除了前面所提及的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之外，还公开地表达了自己对虚假报道和文字游戏的不满和批评。1917年，胡政之历数了政治新闻报道中虚假新闻泛滥的种种表现:数字式的新闻、秘密式的新闻、推演式的新闻、翻陈式的新闻，并批评道:“凡此种种几成公式，神而明之变化无穷，新闻记者得此秘诀，虽日作百十通信，亦复何难?然诈欺取财，国有常刑，此虽国法制裁所不及，而试念新闻事业之天职，则如之何而可。”[9]十余年之后，他还清晰地记得民国初年弥漫于报纸上的“文字玩弄”——军人、政客为了某种目的而在报刊中大肆刊登的种种“通电”，并对这一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10]
胡政之还主张新闻职业应该依环境变化而改变新闻报道的重心。淞沪战起前后，《大公报》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变更是重视战地新闻。胡政之为保障战地新闻的采写调整了内设机构:并外勤课于通信课，以范长江为通信课主任，王文彬副之;设战地特派员。范长江、孟秋江、陆诒、杨纪、高公、徐盈、朱秀全、唐纳、李天织、杨士焯、樊迪民等战地选派员，身临各处前线，不畏艰险，采写了不少精彩的战地通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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