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的新闻职业观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

4.1　“代表国民说话”要求与政府保持 一定的距离

由于新闻业能够对受众“施加”影响，因此所有国家的政治家——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想方设法限制新闻自由。正是因为政府总是想方设法影响、控制报纸，胡政之主张报纸要提高警惕。胡政之儿子胡济生回忆，1941年时，张季鸾病中自重庆给在桂林的胡政之写信，说《大公报》只有跟着紧跟着蒋介石才有前途。胡政之不以为然。^[2]徐铸成回忆，胡政之曾多次对张季鸾的政治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张季鸾太靠近蒋介石;他的主张是“办报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3]。

胡政之有浓郁的文人论政的情结，但是他主张报纸议政而不参政。具体地说，就是办报应该和政府、国家元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主张，包括三层意思:

一是不以政府的是非观为报纸的是非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主导者，政府经常强势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并要求媒体合作。但是，胡政之主张新闻从业者在报道新闻和发表言论时，应该有自己的态度。他自己以身作则。在《大公报》的主张与政府的态度不和谐时，胡政之往往坚持己见。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令国统区内的各种媒体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公然抗命，坚持称“中共”、“共党”或“共军”。在胡政之、张季鸾等人看来，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不是“土匪”。毛泽东对《大公报》这一表现很是赞赏。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在接见《大公报》的代表孔昭恺时，就动情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看。”^[4]1947年7月4日，为了配合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蒋介石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并设立新闻检查所，规定各报校样要送审查。“动员令”禁止各报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称为“中共”、“共军”，只许称“共匪”、“匪军”。《大公报》无力抵抗，只好照办。为了取得读者的谅解，《大公报》特刊登了一个申明:“本报奉命从某月某日起，将中共、共军一律改称为共匪。”^[5]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不到没有退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胡政之和《大公报》很好地诠释了职业化报刊的政治立场。

二是对于政府的不端行为，予以揭露和批评。批评政府和批评官员一般被认为是新闻自由的试金石。胡政之和《大公报》曾屡屡批评政府和权贵。1916年底，他因为政府准备起草报律而批评司法总长张耀曾;在1917年1月3日发表的元旦寄语《本报之新希望》中，他表示《大公报》应该继续“与恶政府战，与恶社会战”的历史。在此后的新闻实践中，胡政之揭露政府内政方面的腐败和外交方面的无能的事例，不胜枚举。

对于政府或政治势力的无理指责，《大公报》更是据理力争。1930年，阎锡山控制了北平。4月23日，阎锡山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交际处长“奉命行事”，“约见”了北平国闻通信社办事处主任曹谷冰，实际是警告《大公报》。交际处长说:“因近接报告，《大公报》自某时期起接受蒋介石之贿赂，自某时期以来言论记载均偏袒蒋介石，每天登南京新闻，而于北方重大情事每简略登载。又带有攻击阎总司令的言论记事，对蒋绝不攻击。讨蒋消息，尤少记载。本司令部将来认为须执行干涉时，即不宣布理由，实行干涉。”《大公报》认为该处长的指涉无据，因此次日即在报纸上刊出“本报特别启事”，表示对此事很“遗憾”，并声明:“本报同人认此为北平当局对本报之正式通告，故不得不向公众有所声明。查本报自有其历史，同人自有其人格。独立营业，海内共知;贿赂津贴，向所不受。故北平当局所得报告，纯非事实，乃遽以谣传之词诘问本报，同人甚认为遗憾。至本报记载排列，向来纯就新闻大小为分;议论主旨，惟取就事论事之意。袒蒋不知何指，攻阎更所未闻。本报近在南方全被扣留，又于北平将遭干涉。国乱政纷，自由扫地，言之可叹。兹愿向全国读者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绝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地方政令虽愿遵守，至于官厅谅解与否，只有听其自然。”^[6]该启事不仅反驳了北平警备司令部的无端指控，而且再一次清晰地表达了自己一贯立场;以“本报特别启事”的形式表白自己的态度，也证明了《大公报》在重大立场问题上的无所畏惧。(www.xing528.com)

以前说《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但是《大公报》的小骂不是蜻蜓点水似的作秀。《大公报》里的共产党员李纯青曾说:“记得中共党内某同行知名人士对我说过:‘《大公报》小骂也是真骂，而不是假骂。’”他进一步问道:能不能够要求《大公报》和当时的《新华日报》一样严厉地批评和抨击国民党?答案是不行，因为这些报纸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新华日报》等报纸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它的历史使命就是揭批国民党。但是一份有正义感的私营报纸，大肆攻击政府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在没有民主的独裁统治下，所有的报纸都不可能公然地、力透纸背地反对当权政府。即便是列宁也说他的文章有时被迫要使用“奴隶的语言”^[7]，何况《大公报》呢?

三是办报应该与政府首脑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新记《大公报》“三驾马车”中，胡政之和蒋介石发生关系最晚。1930年以后，张季鸾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亲密;1935年后，吴鼎昌成了蒋介石政府的要员;而胡政之同蒋介石除了1935年11月的晤谈外，没有其他更深入的接触。在他创办、主持《大公报》香港版、桂林版的五六年时间里，他没有和蒋介石直接接触。曹世瑛就认为胡政之对蒋的态度与吴、张不同，“私下谈话对蒋常有尖刻的批评”^[8]。李侠文也说:“他对国民党政权未见得有什么好感。国民党人背后指摘他在报馆最后退到重庆前，老是‘躲开政府’。”^[9]可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胡政之与蒋关系不密切，秉持了民间报人的操守。张季鸾死了以后，胡政之顶了其国民参议员之缺，这才开始和蒋介石有了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大公报》的用人方面，他依旧坚决不用国民党的人。一旦发现有人与国民党有关联，即予辞退;在对内部员工讲话时，胡政之也经常直率地表达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不满。

胡政之之所以不跟蒋介石保持太密切的联系，应该是吸取了王郅隆时期《大公报》与段祺瑞发生关系的教训。

由于王郅隆是安福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大公报》自然与皖系关系亲密。胡政之在谈及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时，试图撇清与段祺瑞的关系。比如1947年他在谈及北洋时期的《大公报》时，就说:虽然王郅隆“与北洋军阀关系极深，这也只是个人的关系。他对我极尊重，到我们接办后，他从不加以干涉”^[10]。但是，《大公报》经常在固定位置刊登安福系后台段祺瑞政府的“命令”，对其政敌黎元洪却很少正面报道，所以胡政之也承认“《大公报》却不能说不多少受他(指王郅隆)一些影响”^[11]。实际上，1916年9月段祺瑞内阁成立后不久，胡政之就发表《诚意政治》，对段祺瑞表示赞美;在随后的府院权限之争、地方自治、对德参战等问题上，胡政之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时评、政论的立场与段祺瑞政府的立场大体一致。这说明《大公报》在重大问题上是为段祺瑞张目的。尽管胡政之后来多次强调《大公报》这一时期的立场，是报社自主思考与抉择的结果^[12]，但还是招致了“于段氏个人有所偏私”的批评。事态后来的发展证实了对胡政之和《大公报》的猜测和批评。1920年8月12日，王郅隆以“王槐庆堂”的名义声明与《大公报》脱离关系，提退股本。同日，胡政之亦发表《启事》:“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从8月13日起，《大公报》停刊。一周后恢复，新主持人雷行宣布该报与安福系脱离政治关系，“抱定不党之宗旨，发为至公之言论”^[13]。雷行的改版声明，既揭示了《大公报》与皖系的实质性关系，又把胡政之试图遮掩的与段祺瑞的关系大白天下。依托政党的报纸随政党兴衰而更迭的残酷事实，是胡政之此后注重商业经营的根本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