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新闻职业观与实践：研究成果

3.4　1937—1949年: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在考验中成熟

上海沦陷前夕，张季鸾料定上海不保。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多迁武汉，于是在1937年8月17日，他与李清芳、孔昭恺一道辗转奔赴武汉，开办汉口版。9月18日，汉口版出版;次年武汉沦陷前夕，汉口版停刊，于12月1日出版重庆版。而胡政之转道南下，先后创办了香港版和桂林版。^[44]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去世后，胡政之继任国民参政员。这一时期胡政之新闻职业观的发展，历经考验而渐趋成熟;而其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37年到1945年为第一阶段，胡政之虽然也在积极地投身于抗战宣传，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在苦苦等待独立自主办报时机的早日恢复。他的新闻职业观和新闻实践，也因为全民抗战的特殊场景而有所保留;1945年到1948年春是第二阶段，胡政之虽然小心谨慎地践行他的新闻职业观，但是非此即彼的政治版图使他屡屡限于被动尴尬的境地;1948年春以后是第三阶段，胡政之再赴香港，以期留下一个文人论政的事业。

在第一个阶段，对比张季鸾的工作热情，胡政之似乎有了一些变化。汉口版出版后，张季鸾秉承了津沪两馆时主持编辑部的热情。虽然曹谷冰已先行在汉口盘下了汉口《大光报》的机器设备，但是在沪版停刊后王芸生于1938年春经香港辗转赴汉口之前，汉口版的社评几乎是张季鸾一人包办。王芸生抵汉后，张季鸾的文字责任虽有较多的减轻，但是他又积极投身于前方慰军和后方支援的各种活动之中。1938年8月13日香港版开办后，“张先生一部分眷属住港，他每三五月来港一次。他以休息的意味为多，但因他太热心国事了，每好自告奋勇，记新闻，撰社评”^[45]。对此，胡政之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张季鸾的悼词中，胡政之就说:“抗战军兴，再四播迁，物质精神均感进步之不易。近两年来，余与先生分处港渝，晤面机会尤少，偶有机缘，先生亦以纵谈国事为乐，鲜涉家务。又近十年来，本报虽受读者过誉，而先生于馆务未尝自满，常感使命重大，同人才力不足胜之，故不时一方奖掖同人吸收新的知识，一方留意吸收训练有志青年，俾应日后业务扩张之需要。”^[46]可见，身染肺疾的张季鸾一直活跃在新闻一线，既写社论又发专电，既勖勉同人又提携后进。

反观胡政之，前后的变化却非常明显。自香港《大公报》创刊后，虽然重大的经营决策与纠纷仍由胡政之出面协调，但在具体的事物上逐渐退至了幕后。几十年之后，一些大公报人仍对此有十分清楚的记忆。曹世瑛回忆说:“他已很少到编辑部来。他脱去了天津的夏布大褂，穿上了淡青色的软罗长衫。家住半山的坚道，房子摆上了电气冰箱。香港沦陷后，他搬到桂林，报社给他盖了一所竹木结构的小房子。他住在报社，却不去上班。桂林撤守，他跑到重庆，住进红岩村由中国银行建筑科设计的洋房，除开会外更少到报社。”^[47]徐铸成也说香港版出版后，胡政之不太过问太多具体的报社事务:“1939年5月，《文汇报》被迫停刊，我到香港再度参加《大公报》，任港版编辑主任，他那时已‘权力下放’，编辑、经理两部工作，完全委给我和经理金诚夫兄，他整天泡在家里，深居简出，连重要的酬应也难得参加。1942年香港沦陷后，我到桂林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社址在郊区星子岩，建造了一片木竹结构的平房，作为办公室和宿舍，却在一个角落里，为他构筑了一座两层洋房，他也很少迈出家门，有重要问题，则要我和金诚夫到他家商量一下。在家里，他有时逗着小儿子玩玩，有时扫扫地，帮助妻子种种花，仿佛过着隐居的生活……桂林陷落前，他就迁居重庆，特别在离报馆约有三四里路的红岩新村租了一幢房子，过着逸乐的生活。”^[48]桂林版的筹备者和经理王文彬说:天津时期“胡政之先生在大公报内部，是名符其实的‘胡老板’。如果季鸾先生出外工作或患病，所有大公报经理部、编辑部、印刷厂等各部门工作，统由政之先生一人全权主持。特别在人事调配，财务管理，业务经营等方面，向来由政之先生精心规划，具体推动。他认真负责，工作细致，日夜辛劳”^[49]。但是1941年3月，王文彬为筹建《大公报》桂林馆，在桂林近郊找到一个荒山、四面都是荒地的地方。该地方交通运输不便，但有避敌机空袭的小洞，比较安全，有广阔的荒地，可以自由利用。胡政之仔细查看以后，认为很合用，并选好他家建房的地皮。后来建成几间竹木房，就成了“胡公馆”。胡政之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变化:徐铸成1948年春到香港筹备创办香港《文汇报》，胡政之请费彝民邀他吃饭，他就说:“我又恢复了创业初期的精神，亲自写社评并领导发稿。别看我年老，我每天上下山，都坚持走路呢。”^[50]

一向对己对人要求甚严、对新闻业执著热爱的胡政之，为什么会有如此转变呢?曹世瑛、徐铸成认为是“新夫人”^[51]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观点似乎过于绝对。结合历史情境来考察，胡政之的骤变应该是他新闻思想与战时环境不相协调的结果。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了八年艰苦的抗战时期;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爆发了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解放战争。胡政之新闻生涯的后半段，就这样淹没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在中外新闻发展史上，有个共同的规律:每当处于历史转折的紧急时刻或非常时期，为了统一舆论，各国中央政府都会对新闻业进行严格的管制;新闻界也不得不暂时搁置自己的职业理想;暴敌入侵时民族矛盾上升，新闻业更是主动地迎合政府的政策。中国的抗战时期就是如此。日军大规模的入侵，导致了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的高涨，中国的知识分子哪怕是自由知识分子，都开始转而赞成新闻媒体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即动员民众抵御日寇;认为政府应该控制新闻，以免报纸刊登不利于抗战的消息。最能体现这一变化的，是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影响、由密苏里新闻学院培养的“海归”们主持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在国难当前，大幅削减了密苏里的报业经营管理类课程和取消了广告销售、广告设计、推销发行、报社会计等商业取向的课程，代之而起的实用宣传技巧、政府公共关系类课程，目的是培养专业的宣传人员，以帮助中国政府提升自己的外交形象进而赢取更多的国际支持。燕京大学课程重心的转向，既为当局者所乐见，又受到了学生的认可，“(宣传类课程)是燕京校园中最受欢迎的尝试”^[52]。从学界到业界，无论是饱受欧美日本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熏陶的留学生，还是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和报馆自身培养的从业者，大多积极主动地配合政府的需要，从坚持以客观新闻报道为中心暂时转为以宣传为中心。张季鸾就是典型的一例。

胡政之的新闻职业观也有调整，但是似乎有所保留。他以退至幕后，来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多次发表评论性文字，支持政府的新闻检查……不过，胡政之一直真诚地保持着报人的操守。他私下谈话时经常批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获得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后，胡政之和张季鸾借对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自由与正义胜利万岁——本社对美国广播致辞》广播讲话的机会，隐约表达了对当前战时新闻检查的支持、对具体新闻检查范围与方法的商榷和战后即应立即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的呼吁。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一度希望国家能够很快地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使报纸也有机会参与其间，贡献同人集体的智慧和建设性的意见。他想方设法、迫不及待地申请兑换20万美元的官价外汇，就是希望在抗战胜利后可以很快地让《大公报》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曾计划在重庆馆的基础上，恢复天津、上海两馆，新建广州馆，占据中国华东、华北、西南、华南的四大据点，组建中国的报业托拉斯。这一构想，反映了胡政之发展职业化的中国新闻业的信心和决心，也是胡政之在新闻理想压抑了许久之后一有机会实现即立即着手的见证。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沿着包括胡政之在内的大多数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轨道前进。由于内战关系到非此即彼的政权更迭，所以对新闻业的控制是前所未有的严厉，新闻机构很容易滑进“敌对”的尴尬境地;而且战火燃烧得越旺，新闻业的左右为难就越明显。内战之初，胡政之认为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优势明显，应该可以战胜共产党，因此对蒋介石压制新闻业、钳制舆论的种种做法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在1947年7月21日对《大公报》天津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时，胡政之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处心积虑应付时局、以图内战结束再大展宏图的良苦用心:

“在目前环境之下，一般青年多感苦闷，很容易在感情上求发泄，从小的地方在字里行间作冷嘲热讽的批评，最能招人忌恨。因为在大的地方外间对本报无可指摘，所以专向小的地方找麻烦。编辑部诸位同仁，不可不特别注意。写稿标题，以及个人的行动，务须处处当心，一切向“稳”字做去。本报自创刊以来，历时四十余年，积若干人的血汗始有今日，所以任何人都没有把这个事业牺牲了的权利，便是我也没有这种权利。这绝不是胆小，因为牺牲必须值得。倘使为了言论，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写文章，纵使牺牲了这个事业，我们也心安理得，对过去的同仁可告无罪。现在内战正打得火热，报纸已无置喙的余地，但是我总相信终有一天要言和，在国际上也没有不了的战事，何况都是中国人?到那时我们仍旧可以替民众呼唤和平。但是万不可单凭个人的意气，随便发泄，以致累及全体永久的事业。我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史不外‘家天下’，一切都建筑在自私上，要打破这种局面，绝不是几十年不痛不痒的革命而能成功，因此今后我们还需要长期的奋斗，使我们光荣的历史永久保持下去。”^[53]

但是1947年下半年共产党转入反攻以后，胡政之意识到他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至此，他对在大陆办报失去了信心。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取消了创刊广州版的计划，转而把重心转向恢复香港版。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率李侠文、马廷栋等人赴港，在克服了物价飞涨、房屋难觅等诸多困难后，《大公报》香港版于3月15日顺利出版。胡政之亲自撰写了《本报港版复刊辞》。《本报港版复刊辞》是标志着胡政之新闻职业观成熟的一篇重要文献。通过对新记《大公报》发展历史的回顾和香港版复刊后努力方向的阐述，胡政之突出强调新闻职业应该恪守独立自主立言的社会职责，并首次明确地指出:政治宽松和经济发展是新闻职业发挥社会功能的基本条件;对于以前已经多次论及的客观报道、职业伦理等内容，却没有再展开讨论。他以新记《大公报》的发展史证明，独立自主的、建设性的立言的新闻从业者才是负责任的新闻从业者。复刊之初正值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兵北伐，《大公报》同人为了救民于混战而敢于在军阀控制下的北方“排除万难，赞助革命”;在随后的“循环内战当中，我们不知道受过了多少诬蔑，但是，我们本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发挥和平统一的理想”;对于日本的侵略，尽管当局“对我们的危言不尽以为然”、民间又“嫌我们的主张过于温和”，但是《大公报》同人还是“一本向来爱护国家的初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大公报》同人就是秉承着“历史上书生向来都有一股傻气”和“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的传统，百折不挠地坚持以言论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服务。

与此同时，胡政之还明确地表达了政治宽松和经济发展的环境对于新闻业和新闻职业发展的意义。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生态中，营业性质的民间报纸处境极为艰难，自由办报、文人论政的理想屡遭挑战。在谈及恢复香港版的初衷时，他就表达了对有利于新闻职业生存的环境的渴望:抗战胜利后，“我们当然希望国家步入建设，本报得以贡献意见，事实却与愿望相反，内战战火燃烧得越来越烈，报业也陷入更艰苦的境地”^[54]。但是内战很快又起，“国家的情形非常之乱，善良的老百姓夹在无底止的战火中，真是痛苦不堪言状。我们是民间事业，其艰难困苦当为识者所共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书生以文章报国的本心，恢复港版，想要利用经济比较安定的环境，加强我们为国家民族服务”^[55]。言下之意是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民间疾苦，在内地无法真实地表达;但是社会的责任感和文人论政的使命感又迫使他们有强烈的发言冲动，于是希望借香港特殊的环境来实现他们的新闻理想。所以随着战争局势的日趋明朗，胡政之再一次坚定地把目光投向香港，认为“特区”香港才是文人论政的自由报刊的存身之地。他说:“现在时局变化难测，在香港复刊《大公报》，也是为《大公报》(当时《大公报》有上海、天津、重庆三个馆)和大公报同人留一条退路。”^[56]正因如此，胡政之才对香港版寄予了厚望，又一次事无巨细，亲自过问。李侠文回忆胡政之为了恢复港版不知疲倦的工作时说:“他住在宿舍顶楼一个小房间里，起居饮食都没有人特别照顾，来回报馆与宿舍之间都是坐巴士”;历经5次试版正式复刊那晚更是整夜没有合眼，一直等到拂晓开机。^[57]遗憾的是，这些希望和理想还没有一一付诸于实践，胡政之就撒手人寰;随之而去的，是民间办报和文人论政的传统。

【注释】

[1]胡玫、王瑾:《胡政之先生年表》，见胡玫、王瑾编《回忆胡政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2]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叶德真:《政之先生的一生》，《大公报》(重庆版)1949年4月15日。1912年9月，北洋政府司法部颁布《律师暂行章程》，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了律师的合法地位。由于律师人才奇缺，《章程》除规定了考试要求、程序外，又规定了免试获取律师资格的条件:在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以及在中国国立、公立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三年以上，获得毕业文凭者;在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学三年以上，获得毕业文凭者……由于免试没有规定具体的学校，因此使一些不具备法律素质甚至并未受过真正高等教育者，也可滥竽充数，混迹于司法队伍。1916年、1921年先后修订的《律师暂行章程》，对1912年章程的资格条件才做了多处限制，如必须是“司法部、教育部认可”的国内大学毕业者，和同时获得中国驻该国公使馆或留学生监督处证明书的国外大学毕业者，方可获得律师考试(免试)资格。(见徐家力:《论民国初期律师制度的建立及特点》，《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作为从日本研究法律且学成归国的“海归”，胡政之应该是没有参加律师考试而直接获得律师资格证的。

[4]张丽芳:《通往职业化之路——民国时期上海律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5]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下册)，(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50页。1925年6月，金雄白进入《时报》担任校对。两个月后，转为助理编辑;后来，成为专访政治新闻的外勤记者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

[6]张丽芳:《通往职业化之路——民国时期上海律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也有人把上海律师群体按毕业学校分成东吴派、法政派和北洋派。

[7]叶德真:《政之先生的一生》，《大公报》(重庆版)1949年4月15日。

[8]胡政之:《回首一十七年》，《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4月15日。

[9]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7页。

[10]邹鲁:《中国同盟会》，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页。

[11]阮清钰:《近代“游历报人”综论》，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12]《奏定日本五校事项章程折》，转引自徐万民《教育世界》，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Ⅰ)，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页。

[13]前5名全是留美毕业生。

[14]1905年8月20日，吴鼎昌在日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任本部评议员;张季鸾在日本留学时，担任过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创办的革命刊物《夏声》的主编，并鼓吹革命。

[15]《胡政之谈民元报业》，《人物杂志》1947年第11期。

[16]吴恒炜:《〈知新报〉缘起》，见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7]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18]邓汉祥:《关于国闻通讯(信)社的补正》，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260－261页。三方每月各拔1000元，由邓汉祥任社长、周培艺为总编辑负责筹备。事为徐树铮所知，他向负筹备之责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推荐胡政之任总编辑，并表示手头尚有公款，愿拿出10万元作为通信社基金。胡政之这才有了经办通信社的机会。

[19]神田正雄:《与友邦同业诸彦书》，《大公报》1917年1月31日。

[20]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大公报》初创时期，稿酬很低，每条新闻不过一至三角钱，全馆每月采访薪金开支30元;1907年郭宝森任主笔后，才把每月采访薪金提高了一倍。

[21]参见王咏梅:《新闻巨子胡政之》，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22]《投稿诸君注意》，《大公报》1917年3月13日。

[23]《郭席宝君鉴》，《大公报》1917年2月8日。(www.xing528.com)

[24]胡政之:《本报改造之旨趣》，《大公报》1920年7月1日。

[25]付阳、王瑾:《胡政之与1916—1920的〈大公报〉》，《书屋》2004年第12期。

[26]胡政之:《〈国闻周报〉发刊辞》，《国闻周报》(第1卷)1924年第1期。

[27]转引自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28]《注意阴历新年后之本报》，《大公报》1918年2月1日。

[29]《本报特别启事》，《大公报》1918年5月4日。

[30]胡政之:《冷观小言》，《大公报》1917年2月1日。

[31]付阳、王瑾则认为《大公报》重视教育、科学、实业新闻实属无奈:“督军团开会时，‘杨梆子’(即天津军阀杨以德)常派车来接他，说是‘请胡师爷去记’。但他们开会时满口脏话，根本无法记。加上王祝三和他们的关系，胡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有限的。我们以为，他之所以力图在教育、实业、文化新闻方面有所创新，在国际新闻与评论上下工夫，恐怕都与此有关。”见付阳、王瑾:《胡政之与1916—1920年的〈大公报〉》，《书屋》2004年第12期。

[32]《本报特别启事》，《大公报》1917年6月12日。

[33]《本馆紧要启事》，《大公报》1918年7月27日。

[34]戈公振:《中国报业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3页。

[35]《国闻周报特别启事》，见《国闻周报》(第9卷)1932年第23期。

[36]冷观:《本报之新希望》，《大公报》1917年1月3日。

[37]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38]胡政之:《新闻记者最需要责任心》，《燕京校刊》1932年4月29日。

[39]胡政之:《〈国闻周报〉发刊辞》，《国闻周报》(第1卷)1924年第1期。

[40]转引自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版，第84－86页。

[41]胡政之:《〈国闻周报〉发刊辞》，《国闻周报》(第1卷)1924年第1期。

[42]胡政之:《〈国闻周报〉发刊辞》，《国闻周报》(第1卷)1924年第1期。

[43]关于不得兼职，后来有个补充解释，即不包括被选为人民代表或在学校兼课，所以张季鸾、胡政之兼任过国民参议员，张琴南兼任过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这项规定曾得到相当认真的贯彻。曹谷冰曾经谢绝过重庆市参议员的提名;王芸生曾谢绝过陈诚要他兼任政治部宣传处长的邀请，并且两度退回兼任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聘书。关于不得经营抵触本社利益或影响社誉之业务的规定，也曾得到认真的执行。1944年桂林撤退时，有人假借撤运大公报桂林馆器材的车辆运私货、做生意。事情被发觉后追查责任，开除了经理部几个主任级职员的职务;编辑部也曾经开除过一个接受国民党地方官实物津贴的特派员的职务。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0页。

[44]香港版1938年8月13日创刊，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1941年12月13日停刊;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创刊，1944年9月12日因日军进攻桂林而停刊，人员辗转奔赴重庆。

[45]胡政之:《回首一十七年》，《大公报》(重庆版)1943年9月5日。

[46]《胡总经理致哀悼词》，《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9月16日。

[47]曹世瑛:《〈大公报〉与胡政之》，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283页。

[48]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99页。

[49]王文彬:《新闻工作六十年》，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295页。

[50]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51]1938年3月，胡政之在上海与顾俊琦结婚。顾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顾维钧的胞侄女，生于1915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胡政之前妻文英，是前清四川万县举人之女，1936年病逝于天津。

[52]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见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页。

[53]胡政之:《对天津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7期，1947年7月21日。

[54]胡政之:《认清时代维护事业——对渝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大公园地》复刊第16期，1947年11月27日。

[55]胡政之:《本报港版复刊辞》，《大公报》(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

[56]转引自吕德润:《台北纪事》，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57]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