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初步形成及实践研究

3.2　1916—1926年:胡政之新闻职业观的初步形成

胡政之的新闻职业观初步形成于1916年到1926年的十年间。这十年时间，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阶段即1916年到1921年，胡政之活动的中心在京津。1916年10月到1920年8月12日(其中1918年12月初到1920年6月初赴欧采访巴黎和会)，胡政之任《大公报》经理兼主笔，发表的各类文章不下500篇;1921年3月进入林白水创办的《新社会报》，担任总编辑。从3月1日创刊号起写的《本报发刊辞》，到8月13日发表最后一篇文章《东俄与中国》，胡政之共在《新社会报》上发表了100篇左右的社评和时评。后一阶段即1921年到1926年，活动的中心在上海。1921年8月17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国闻通信社开办预告》;26日，又刊出《国闻通信社出稿广告》。这两则广告对胡政之的新闻生涯来说意义深远，因为国闻通信社是他“独立”创办新闻机构的开始。虽然严格说来，国闻通信社也不是胡政之独立创办的，而是皖系、国民党与奉系组成的反直系“三角联盟”资助的宣传机构^[18]，但胡政之还是有了直接出面负责主持一个新闻机构的机会，这和此前他在《大共和日报》《大公报》和《新社会报》的地位和职责所在有根本性的区别。胡政之的新闻生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1924年8月，有感于没有发言的管道，胡政之又手创了《国闻周报》。在自己的新闻采写实践和报社的经营管理过程中，胡政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闻职业观。

在1917年1月3日为《大公报》写的新年贺词《本报之新希望》中，胡政之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闻职业观。在新闻业的社会功能方面，他把新闻业的“天职”归纳为“报道真确公正之新闻”和“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认为新闻业的性质是“天下之公器”，因此“非记者一二人所可私，亦非一党一派所可得而私”;强调新闻报道要“真确”和“公正”，反对恶德的新闻记者伪造新闻，批评当时屡屡见于报端的种种虚假新闻。在伦理方面，他主张“以不攻击私德，不偏袒一党自誓，更不愿以过激之言词，欺世而盗名”，认为“新闻界非先从改良新闻记事、博得社会信用入手，不足以言发表言论，即发表言论，亦不足以言铸造舆论也”。加上1916年，他认为自己因掌握了多门外语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新闻材料写出更好的新闻作品所体现出的对知识的认可，以及反对钳制舆论和反对政府因怕骂而制定报律等主张，表明胡政之的新闻职业观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胡政之认为上述新闻职业观，是根治当时虚假新闻泛滥、应对北洋政府摧残和压制舆论、树立新闻业新面貌的有效途径。1917年1月31日，《大公报》发表了胡政之翻译的、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雄的《与友邦同业诸彦书》一文。在文章中，神田正雄提出了新闻要独立、公平，担当起指导国家社会的责任;记者人格修养不足、用力不勤是两大弊病;新闻从业者要有世界眼光，不偏不党，才能尽责。胡政之还亲自在正文前面写了引言:“朝日记者神田君，居北京八年，精晓吾国情事。前日应记者之请，以书简见贻。爰译志于次。所言皆我新闻界之药石，愿与吾同业诸君共勉之。”^[19]胡政之和神田正雄对当时中国新闻业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对策的看法基本相似，也认为独立自主和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与言论是新闻业应该努力的方向。在后来的《本报改造之旨趣》和《〈国闻周报〉发刊辞》中，胡政之继续阐发了新闻业应该以“报道真确公正之新闻”和“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为天职、新闻业应该成为“天下之公器”的观点。

胡政之还把他对于新闻业和新闻职业的观点和看法，运用于新闻实践之中。由于担任着《大公报》的经理和主笔，所以该报成为胡政之实践其新闻职业观的试验田。而《大公报》的新闻报道、言论态度等各方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在此后主办国闻通信社和《国闻周报》时，胡政之更是致力于提供客观翔实的报道和评论，以求影响社会舆论。

“益益改良”新闻报道。胡政之认为真确公正的新闻报道更重要，因为它不仅是“博得社会信用”的前提，而且还是铸造健全舆论的基础，所以胡政之主持《大公报》后，积极设法扩大报道面，增加新闻报道的数量和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首先，他开除了原《大公报》的“脑中专电制造专家”，然后在北京聘请有名气、有经验之人担任特约访员，在多个重要城市招聘当地人充任访员，从而使各地消息能够源源不断涌入。胡政之尤其重视政治新闻的采写，除以月薪50元聘请政治记者外，还以每条新闻5角钱的价格专买北京政治新闻，每月仅新闻的稿费支付就达130元左右。^[20]新闻太多而版面有限时，《大公报》就把一部分新闻刊登于第二张甚至第三张的非新闻版面。“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大公报》更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报道。^[21]在拓展消息来源、增加新闻数量的同时，胡政之还设法保证内容的真确。《大公报》要求新闻的投稿者“将真实姓名住址详细书明，加盖图记，俾本报得确知稿所由来”，才会刊出。^[22]所以《大公报》在回复读者郭席宝的来信时，就自信地说:“本报新闻近来实已加多，而确实灵敏亦差堪自信，请就本报每日北京特约通信与紧要新闻两栏观之，当知所言非谬”，“所有捕风捉影之谈、向壁虚造之语，诚已不见于本报，然此固本报之进步也”。^[23]经过一系列改革，《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成了一份报道面宽、新闻真确和报道及时的报纸。

在改良新闻报道方面，胡政之还经历了从重视国内新闻到兼顾国内外新闻的变化。这种变化，缘于他参加巴黎和会时的切肤之痛，因此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他认为国人报纸太不重视国际新闻，以致中外相互隔阂，而报纸是改变这一状况的重要渠道。回国不久的1920年6月23日，他就在《大公报》的显著位置刊出《注意本报之大改良》，明确表示《大公报》自7月1号开始将借鉴世界各国报纸特色而革新内容，其中首要的即是“系统地记叙世界最新潮流，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7月1日，又在《大公报》发表《本报改造之旨趣》一文，论述中国报纸增加世界知识报道中的急迫性:当时报纸的“世界消息”，主要来自驻外机构人员发回的通信，或直接译自外报，都不是自己的记者或特约通信员采写的，因此“东鳞西爪，模糊不明，以致读者意趣索然”。为改变这种局面，《大公报》“今后于世界潮流、国际形势，当编成系统，记叙本原，以期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24]。这种开放的心态和有的放矢的措施，有助于增加国民的世界知识。可惜，不久胡政之即离开了《大公报》。但他的这种理念，仍在以后的新闻实践中得到了施展。

胡政之之所以特别强调改良新闻报道，是因为当时报刊的新闻报道不尽如人意。在1924年8月发表的《〈国闻周报〉发刊辞》中，他还批评当时新闻界轻率穿凿地判断剧变的时事，从而导致了“新闻纸上之毁誉遂渐渐不为社会所重视……治国范群之一利器已寝寝失其作用”。由于新闻报道轻率而随意，结果误导读者而祸害社会和国家，这是胡政之极力倡导并实践客观真确的报道新闻的动力。(www.xing528.com)

客观有见地地发表评论。从1916年11月7日以“冷观”的笔名在《大公报》发表第一篇社论《财政与外交》、11月13日发表时评《正告政府敬告国民》之后，胡政之几乎每天都有社论或时评见报。诚如傅国涌和王瑾所说:“他几乎对当时国内、国际的许多重大事务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言论，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时期《大公报》的倾向。”^[25]针对当时政客玩弄权术和扑朔迷离的政治局势，他认为应该推行“诚意政治”;对于张勋复辟的丑剧，他在第一时间里尽情地在报纸上刊发斥责的文章。此外，对于南北和谈、改组内阁、整顿各省政治、国防问题、日本内阁的成功、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等国内民生问题和国际局势，胡政之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表达了一个负责任的新闻记者的独立思考和拳拳爱国之心。后来在《新社会报》担任总编辑的不到半年时间，他又发表近百篇时评。胡政之主张报刊之评论，应该基于新闻事实并且出于公心;如果报刊评论仅仅表达的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和想法却又试图影响舆论，就是“僭窃口含天宪之地位”^[26]，结果必然误导舆论。

新闻业是社会公器。胡政之认为新闻业不是记者个人的媒介，也不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治派别的私物。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与皖系的关系密切，因此胡政之如此明确的表态，实属不易。胡政之这一主张，不应该视为是一种纯粹的宣传，因为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的表态反对以报刊为工具来谋求个人利益。胡政之加入林白水的《新社会报》，每天写一篇社论，林白水则每天写一篇夹叙夹议的署名时评。林白水的时评经常有目的地涉及一些政治内幕，矛头若隐若现地直指财政部门。胡政之对此不满，1921年端阳节，他趁报社放假之机邀报馆同事吴南如、李子宽等同游西山，并在休息时说:林白水“这样搞(意指不择手段的要索)，迟早要出问题的”，所以准备离开。^[27]虽然当时的报业环境是津贴成风，胡政之也无力回避而且往往只能“就范”，但是他对收受津贴属不端行为是有清醒认识的。

报纸是社会启蒙的利器。1917年1月15日，《大公报》发表《阴历新年本报大改良广告》一文，郑重申明将以及时报道各种重要新闻为己任。此后，在半个月之内，《大公报》先后推出了“特别记载”、“实业专纪”和“教育专纪”;2月15日，又推出了“介绍中外学者实务家之学说意见，以期提倡学术，且供事业家之参考”的“讲坛”栏目。^[28]5月，“为提倡经济学识起见”，特推出“经济专栏”，以“披露国内外最新经济论著及各国关于经济界之设施，并纪述各地经济状况以供国中留心经济事业者之参考”。^[29]胡政之为什么如此重视教育、实业和科学报道?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教育、实业和科学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关键所在。1917年初，“一战”正酣，胡政之就发现现代战争不再是“兵力战”而是“脑力战”，并认为英国由强而弱的原因是一向不太注意“系统的科学之研究”的结果，日本由弱变强则是“教育之功也”。^[30]可见，胡政之已经意识到了普及教育和科学、发展实业，对于国家强盛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因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重要性，他才在《大公报》上积极刊登相关内容，为普及科教知识、提高民众的科教素养贡献一份力量。^[31]

胡政之的上述新闻职业理念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其具体的新闻实践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胡政之主持《大公报》不到一年，就“因销量日增，机器赶印不及，‘特别附张’印成较迟，报贩急于取报分送，未克久待，以致‘附张’往往遗漏未送”，因此决定“以后如出‘特别附张’，当提前发稿，早刻付印，以免误时”^[32]。而且，已发现有人利用人们对《大公报》的信任，冒充该报访员招摇撞骗之事。^[33]国闻通信社致力于向全国报社提供各地所发生的重要消息和向工商界提供及时的商业行情与经济趋势，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分社、派驻和招聘通信员，很快打开了市场。对此，戈公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民国初年尽管通信社数量不少，但是大多设备简陋，满足于充任一党一派的宣传机关，因此没有得到国内外报纸的信任;唯一的例外，是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信社，“内部较有组织”^[34]。而《国闻周报》到1932年6月，即“已成为全国销数最大之定期刊物”^[35]。

但是，尽管胡政之这一时期的新闻职业观已经比较系统，在实践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还有待完善。具体地说，虽然在新闻业的内容创新方面已有全面的认知，但是胡政之还没有深入地探究和讨论新闻职业的独立自主问题。其中主要的原因，恐怕应归结于这一时期无论是《大公报》还是国闻通信社、《国闻周报》，都难以完全摆脱对权势集团和人物的依赖，报刊通信社的经营管理也因此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尽管1917年初胡政之曾自信地表示:“不慧自入报界，以不攻击私德，不偏袒一党自誓。”^[36]但毋庸讳言，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是“私”安福系的。《大公报》以大量篇幅刊登段祺瑞政府的“命令”，经常为政府高官歌功颂德，甚至在新闻头版连日刊登皖系核心人物徐树铮母亲去世的讣告和“设奠领贴”的消息。^[37]直到新记《大公报》复刊之后，胡政之独立自主的新闻职业观才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