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中国近代新闻业职业化发展的表现
新闻业最早的人才培养方式是“师傅带徒弟”式的作坊制模式。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和对新闻人员要求的提高，专业化的培养模式——学院新闻教育——逐渐发展起来。新闻教育以传授新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为重点，源源不断地为新闻业培养从业者。
最早为中国人传播近代新闻业的功能、性质和新闻理念的启蒙老师，是19世纪初来中国传教和办报的西方传教士。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言禁政策，新闻业一直没有得到顺利的发展。直到帝国主义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外人创办、主持的近代报刊才公开的、正式的在中华大地出现。这些外报，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办报主张和办报实践，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第一次认识了近代报刊的功能和性质，并因此积极呼吁清政府改变“于己民则禁止，于他国则听之”的报禁政策。
但是，最早接触近代报刊的中国人首先看中的是报刊的政治功能，因此忽略了对报刊业务的关注;加上当时士子醉心于科举，家长普遍有不允许子弟读报的戒律;报馆从业人员地位低下，文人罕有以积极主动的心态投身其间……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新闻教育直到19世纪末还是一片空白。
但两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新闻业的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竞争，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了要求。一方面，报刊的数量增多了，报馆的规模扩大了;另一方面，报纸之间的竞争也对新闻采编业务和报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旧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根本无力适应新闻业面临的新局面和新要求。因此，新闻界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必须采取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来造就高水平的新闻人才。最早倡议创办新闻教育机构的组织，是中国第一个以报馆为会员单位的全国性新闻团体——中国报界俱进会。1912年6月，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召开的特别大会上，有代表就提出设立新闻学校的提案。[18]新闻实务界的有识之士，也适时地表达了新闻教育对于报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对报业专业人才的渴望。1923年，汪汉溪在历数新闻业发展的重重困难时，就感叹道:“泰西报界，新闻记者，均具有专门知识，曰新闻学，曰广告术。故报馆各部，人才无患缺乏。乃中国报界缺乏专门人才，虽近年来各大学校，间有附设新闻学一课者，亦正在教学期间，此吾国报界所以有幼稚之叹。”[19]他把人才紧缺视为造成中国新闻事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戈公振在1926年也说:“抑尤有进者，报业职业也;一论、一评、一纪事，须对读者负责任，非有素养者，曷足以语此?譬之医之处方，可以活人，亦可以杀人。往昔私相传授，惟重经验;今则非大学生不得肄习，非有卒业证书，不得为人治病。此无他，慎重人命而已。欧美名记者，固有出身于报馆者，然此种人不数数见，岂足以应报界之需?故报业之必须有教育，即使有志于此者，于未入报界之先，予以专门之训练及关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上之高级知识，乃尊重职业之意，岂有他哉?”[20]戈公振的这一番话，既表达了业界对高水平新闻教育的渴望，又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正是在现实的迫切需求和业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倡议下，我国的新闻教育开始起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闻教育的正式发端。该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具体承担教学工作的，是从日本、美国留学或游历归来的徐宝璜和邵飘萍。
新闻教育机构随后有了快速的发展。据统计，从1920年至1926年，全国高校先后创办了12个新闻系(科)。他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1920年)、厦门大学报学科(1921年)、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1923年)、北京民国大学报学系(1924年)、北京国际大学报学系(1924年)、燕京大学新闻系(1924年)、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1926年)、上海光华大学报学系(1926年)、上海大夏大学报学系(1926年)、上海沪江大学报学系(1926年)和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组(1926年)。与此同时，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和上海商学院等学校，也陆续开设了新闻学类的课程;上海新闻大学还开始了新闻函授教育(1925年)。新闻业界的许多杰出人士，纷纷到新闻院系兼课;而新闻院系的毕业生，也大多进入了报馆。这些现象表明，开办新闻教育为新闻业培养从业人员已成为业界的共识。
中国早期的新闻教育，有着典型的美国式印痕。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我国掀起了一个留学热潮，国人希望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与技术来拯救日趋衰败的国家，其中一些人致力于新闻学的学习。[21]徐宝璜和邵飘萍就是其中的代表。徐宝璜(1894—1930)，191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取官费留美，在密西根大学攻读经济学、新闻学，1916年回国;邵飘萍(1884—1926)，1914年流亡日本，入法政学校读书，并组织东京通信社，1916年春回国。他们在学习了西方的新闻学理论和了解了资产阶级的办报模式后回到国内，积极投身于新闻业的同时也极力倡导创办新闻教育。
留美、留日学生回国时，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闻教育理念和模式也带回了中国，并生根发芽。李建新在评述美国新闻教育模式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影响时，说:“他们(指留学生)很自然地认为，新闻工作是一种职业，其从业人员需要接受职业教育，这正符合了当时社会所提倡的‘职业教育’之动议。再者，世界新闻教育也始于美国，在国人尚未搞清中国的新闻教育是什么样的时候，学习效仿美国的做法，也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而此时美国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正为国人所推崇，因此，中国新闻教育在起步阶段是受美国新闻教育的影响的……中国新闻教育的出现是离不开整个教育体系的重新构建这个大背景的。”[22]正是在业界实际需求的刺激下，中国的大学借鉴美国新闻教育的模式，开始了兴办新闻教育的征程。总之，新闻教育的开展，在培养了大量新闻专业人才的同时也提升了新闻业的品位，从而为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发展准备了条件。
2.2.2 报刊内容从以主观阐发为主到以客观述评为主的转换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一些忧国忧民且有开放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近代报刊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近代报刊因此对晚清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比如，林乐知等传教士在上海创刊的《万国公报》，就对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光绪皇帝、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新思想的形成起了启蒙的作用。[23]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刊，大多以刊登政论为主，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鼓吹社会改良与革命。
民国后，以客观报道新闻取代主观评论的办报思想逐渐为新闻业所接受。最早提出这一构想并积极实践的人，是黄远生。1914年1月，黄远生在接替梁启超主办《庸言》杂志之初，撰写了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本报之新生命》一文。在文章中，黄远生系统地阐发了客观、真实、全面的新闻报道思想。他说:“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绝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其撷取其他之所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绝不急急于有主张。”[24]黄远生的这一段话，标志着民国初年中国新闻业的内容重心从主观阐发向客观述评的转换，因而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黄远生看来，报刊之所以要以客观述评为主，是因为唯有全面的综述事实，才有可能形成公正的主张;事实未明而阐发的议论，或基于一己之私、排斥他人而形成的主张，等于为日后忏悔埋下伏笔。这一主张，清晰地表达了报刊内容应该对读者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也反映了黄远生对新闻业性质和功能的新思考。此外，黄远生还主张无论记录事实还是阐发观点，都应该“绝不偏于政治一方”。作为主办者，应该把“裒集内外之见闻”作为办刊宗旨，即“综辑各种方面之意见及感想，凡一问题，必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以本报为公同论辩之机关，又力求各种方面最有关系人士，各将其所处方面之真见灼闻汇为报告，以本报为一供给参考材料之宝库。吾人深信发挥真理阐扬幽隐之道在是:甚望海内名哲，不吝金玉。诸君当深知吾人所处地位，凡吾国人足为劳苦告语歌哭相闻之时日，已复不多也”。[25]报刊不仅不能视为主办者、编撰者个人的言论工具和个人谋求利益的手段，而且在内容上要成为社会公众尤其是精英人士发表真知灼见的公共平台。《本报之新生命》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史上对客观新闻报道的第一次深情呼唤。
黄远生之后，徐宝璜也积极推动了报刊内容从以政论为主到以客观报道为主的转换。1918年，回国不久的徐宝璜就开始极力推广客观报道的新闻理念。他把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演讲的演讲稿结集成《新闻学》一书。在书中，徐宝璜不仅首次向中国新闻界系统地介绍了职业化的美国新闻业的状况，而且“像美国人那样，强调记者的基本职责就是报道新闻。他给新闻所下的定义，是用功利性很强的文字尽可能加以掩饰的:新闻‘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他还赞同美国新闻学的另一观点，将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归纳为‘何事、何地、何时、何人、为何，及如何是也’，并且紧随黄远生之后，也主张‘硬新闻’报道方式:‘访员对于阅报之人，有道德上之义务，即供给确实之新闻’”[26]。徐宝璜在黄远生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不仅把客观的报道事实看作新闻业的重要职责，而且对于如何报道新闻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建议。他把报刊应该提供真确的新闻上升到新闻职业理念的高度，从而为中国新闻业内容重心的转换起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新闻实务界的报人也对新闻业应该注重客观新闻报道的呼吁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胡政之在担任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经理和主笔后，在1917年发表的《本报之新希望》《读梁任公对京师报界演说感言》《外交新闻可造假耶》等数篇重要文章中，提到报道真确公正的新闻是报纸最重要的“天职”，并对当时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虚假新闻进行了驳斥。他在采访巴黎和会回国后为革新《大公报》而撰写的《本报改造之旨趣》一文，表达了要以更准确的有关世界知识的报道来培养和提高国民认识、判断世界大事的能力;在阐述创办“国闻通信社”的《缘起》和《国闻通讯社开办预告》《〈国闻周报〉发刊辞》等文章中，胡政之都强调了以高质量的新闻报道服务读者和社会的愿望和决心。邵飘萍也认识到了客观新闻报道对于新闻业的重要性。他在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开篇即说:“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邵飘萍看来，报纸有没有价值、有多大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新闻材料之敏捷丰富真确与否”。正因如此，他认为当时缺乏新闻材料和不准确的新闻报道，直接导致了报纸“本身无重大价值可言，其影响于国家社会者，尤匪浅鲜”;而改良报纸、提高报纸的社会影响力首先必须根本解决的问题，就在于培养专业的记者、改良新闻事实。[27]除了认为新闻消息应该是报纸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之外，邵飘萍还强调要提供读者需要的新闻，即“新闻纸之灵魂，应冷静活跃于理智之世界，而耕耘于世人感情之畎亩，常以最新之事实与最有兴味之问题，涵养一般人之趣味性，将世人从枯寂冷酷之心境中救出”[28]。这一主张，实际上是严厉地批评了当时报纸充斥政府之官报、警厅之告示、银行或大公司的报告书的现状，并为如何改良报纸内容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对策。
如前所述，由于报刊的政党模式遭到了读者的反对和反感，所以当源于美国的客观新闻报道理念被留学生介绍到中国后，立即引起了一些对欧美新闻业并不陌生、但对中国新闻业由衷不满的从业者的共鸣。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对政论报刊、政党报刊的迫害和压制，迫使这些报刊放弃自己的政论传统，转而以客观新闻报道为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闻职业的功能逐渐完成了重新定位，独立自主的新闻报道和不偏不倚的观点服务取代了主观的政治宣传，成了新闻业的主要功能。
2.2.3 从政治的工具到独立身份的发展
近代报刊在中国出现以后，王韬、郑观应和陈炽等维新思想家首先看中的是其“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和传播新事物和新知识的功能。在呼吁清政府改变办报方面“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的政策时，他们提出了“国之利器，不可假人”的观点[29]，即把近代报刊的功能和国家的兴亡连接起来，这为日后出现的国人自办报刊政治工具的性质奠定了基调。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思想家对近代报刊上述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被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接受和发展。维新派在他们创办的报刊中积极宣传他们信奉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学说，报刊成为他们传播政治观点、实现政治主张的工具。进入20世纪后，无论是由维新派发展而来的保皇派，还是新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创办报刊视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争取支持者和攻击对手的主要手段。与此相适应，对报刊所传播信息品质的要求，和后来的真实性、客观性主张有明显的差距。有学者就曾批评维新派主将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里有“一些消极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如他“片面夸大舆论的作用和报纸的力量。认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之者’，认为报馆‘能纳—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甚至鼓吹‘以言论易天下’，用‘黑血革命’取代‘红血革命’”[30];康有为和严复都曾批评他撰文草率，他自己也承认写文章时往往“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31]。革命派报人为了配合某次战争或政治行动，也不惜制造假新闻、编制假舆论，以达到目的。[32]
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报刊纷纷创办，中国新闻业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但是中华民国建立后，本来就存在门户之见的资产阶级报刊，为了帮助所属政治派别在政府和议会中谋取更有利的位置，开始了争吵甚至攻讦。报刊从夺取政权、实现政治主张的工具，变成了赢得执政权的工具，报刊也因此招致了社会公众的反感和势力阶层的打压。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大规模查封与他在国会中争夺权力的国民党的报刊，收买和新办拥护自己的报刊。此后的北洋军阀，大抵采取了和袁世凯相似的政策，新闻业因此成了高危行业。汪汉溪就把权力系统摧残舆论视为阻碍中国新闻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直到1923年他还批评说:“各省军阀专权，每假戒严之名，检查邮电，对于访员，威胁利诱，甚至借案诬陷，无恶不作。”[33]可见，在新闻业试图脱离政治工具的性质而彰显媒介属性时，很快招致了权势集团的干涉。
但是，权势集团对新闻业的压制和迫害，也遭到了反对。新闻业以西方新闻理论为武器，开始了与他们的抗争。抗争的目的，是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
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理论从20世纪初开始系统地向中国渗透，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休曼的《实用新闻学》在20世纪初的翻译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给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建构带来相当的影响”[34]。而留英学人朱世臻编著的《欧西报业举要》，先是从1915年3月到12月在《申报》连载，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该书记录了他对西欧诸国新闻业细致认真的考察，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实践也影响深远。随后，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和黄天鹏等人，都在自己的著作中介绍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理论，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在中国新闻界有了广泛的影响。
与此相适应，新闻实务界也开始了用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来争取自身的独立地位。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邵飘萍。邵飘萍不仅在自己创办的《京报》上，大量刊登亲自采写的重大政治、军事新闻，而且还积极争取扩大政治新闻的报道面。[35]在《京报》发刊词中所阐述的“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的主张，一方面表达了反应正当舆论、代表正当舆论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监督政府的决心。这一主张，是新闻业谋求自身独立地位从理念变为现实的标志之一。与晚清时期维新派“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办报主张和袁世凯时期国民党的报刊宣传不同的是，邵飘萍的“监督政府”没有了直接的政治目的。“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身以之”的邵飘萍所提出的“监督政府”，目的是希望政府听命于正当舆论，而不是取而代之。这一转变，表明新闻业独立自主身份日趋明确。
但是，新闻业独立自主地位的发展并不顺利。1920年前后，北方军阀混战，权力失控。报刊报道事实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很有可能为“当局者”所不容;而一旦触怒某派军阀，就有可能招致报馆被砸、被封和报人被捕、被杀的后果。但尽管有危险，追求独立发展的报人并没有因此而退缩，邵飘萍、林白水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地创办国民党党营的新闻业，而且还陆续颁布一系列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商业报刊的发展。由于历经多年南北分裂、军阀混战后终于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加上国民政府采取了吸纳和拉拢新闻界优秀人才和实施新闻检查等举措，新闻业总体上开始了和政府合作的历程。虽然新闻界经常对各级国民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提出批评，但针对的多是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目的是局部地揭露腐败和维护公众的权利。随着“九一八”之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尤其是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的爆发，新闻业在民族危机面前更是暂时搁置了分歧，认同国民政府的战时新闻检查政策，与政府保持一致。但是，新闻业尤其是民营报刊对自身的独立地位一直有清晰的认识，胡政之、张季鸾、陈铭德等报人一直呼吁新闻检查抗战结束即应停止，也不顾国民党的禁忌而报道了西北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主张。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内战的开始。随着民族危机的消解和势不两立、非此即彼的政权争夺的开始，新闻业再一次面临着非黑即白的尴尬。与此相适应的，新闻职业的独立地位也遭受了严峻的挑战。
2.2.4 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的逐渐完善
新闻职业伦理问题主要指涉政党、政府等权力系统，新闻业、媒介机构及其从业者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权力系统希望新闻业为自己服务，因此一直致力于将新闻业纳入自己威权的监控之下。对于受众则希望他们无从获取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新闻业、媒介机构及其从业者总是试图从权力系统获取最大化的新闻自由，拥有话语的主动权。对于受众则是试图以他们需要、感兴趣的内容吸引其注意力，进而获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受众总是希望从权力系统那里获得充分的知情权。对于新闻业、媒介机构及其从业者则希望能够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但又希望不被愚弄、欺骗和伤害。三者关系协调有序时，新闻业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受众的信息需求就有保障;反之亦然。但是，新闻媒介的发展以及新闻业的演进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伴随着权力系统、新闻业和受众之间此起彼伏的矛盾和博弈。为了保障新闻业在一个健康有序的环境里运行，新闻职业伦理逐渐发展起来。
我国近代新闻职业伦理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背景下，首先由传教士引介过来的;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创办报刊的权利与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
由于清政府禁止创办报刊，传教士们对此大为不满。马礼逊曾在《广州纪录报》发表过《印刷自由论》一文。该文在中国第一次介绍了西方出版自由的观念，即所有人都享有发表及印行自己观点和意见的自由;政府无权压制或干涉人们沟通意见或参与讨论的权利;除了最恶毒最危险的罪犯以外，每一个人用于表达自由意志的纸、笔、墨都不能被剥夺，等等。[36]1834年，《东西洋考察每月统记传》刊登了《新闻纸略论》一文。这篇中国中文报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在向中国读者介绍欧洲报纸产生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也明确地提出了新闻自由的问题。这些文章，着眼于改变中国封建政府禁止民间办报的现实，是中国人后来争取出版权利的理论源泉。
随着近代报业在香港、澳门、广州和上海的逐步发展，一些认识到近代报刊功能的政界人士和报刊活动家，从各个角度开始提出了有关新闻职业伦理的思想。他们的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人自办报刊普遍以爱国为办报宗旨。面对外国势力的渗透和外报的强势，国人报刊大多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中国近代报刊政论时代的开拓者王韬在主编《近事编录》时撰写的部分时论收录了《弢园文录外编》，从中就可以发现其所宣扬的爱国主张。《中外新闻七日录》的主笔陈蔼廷曾以《本馆告白》的方式公开宣称要为中国人的利益讲话，“专求利益于唐人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37]。易名为《华字日报》后，其宗旨就在于“使民智日开，而益分其爱国之念”[38]。可见，爱国成为国人经营近代报刊之初的主旋律。二是对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以保障新闻业的健康发展。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中谈到“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在他看来，西方国家日报的主笔“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因此，中国日报的主笔绝不能“挟私诘人，自快其忿”;对于那些以挟私恨来攻击别人者，“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同时，主笔还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凡关国事军情，例不许印”。[39]郑观应在《日报》一文中，也提出报人的清正廉洁问题:“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询(徇)私受贿，颠倒是非，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是援例告官惩治，如谓当堂挟恨，审断不公，准其登报，以告天下，庶公论不稍宽假。”[40]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看来，报刊是实现他们政治理想的工具，因此他们除了从发挥报刊功能这个角度出发对报人素质有所阐述之外，于新闻职业伦理建树无多。[41]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职业伦理渐成体系、渐趋规范。推动中国近代新闻职业伦理迅速发展的，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留学生带回了海外的新闻职业伦理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批学子留学日本和欧美，其中一些主修或兼修新闻学的学子把西方的新闻职业伦理带回了中国。我国早期探索与思考新闻职业伦理的代表性人物是徐宝璜和邵飘萍。徐宝璜明确提出了办报是为公还是为私的重大问题，可以说触及了新闻职业最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责任匪轻，处之宜慎，遇事当求其真，发言应本乎正，本独立之精神，作神圣之事业，信仰取得，权威自立，尊严立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徐宝璜才批评了当时三种错误的新闻职业观:以报纸为文人游戏三昧之笔、舞文弄墨之场所;以报纸为达到个人目的之武器、藉以博官猎贿之工具;以报纸为一人一派之机关。[42]徐宝璜认为新闻业是神圣的事业，记者对社会负有重大的责任，因此他尤其痛恨把报纸作为谋求个人权利和财富工具的人，把他们称之为“新闻事业之罪人也”[43]。
邵飘萍认为，报纸应该监督政府。在他起草的《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他明确提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同时，他又认为报纸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邵飘萍认为报纸履行好这些使命的关键，在于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态度和品性。但在现实中，新闻记者“发挥其社交之手腕，与各方重要人物相周旋，最易得一般社会之信仰，亦最易流于堕落不自知而不及防，盖因其握有莫大之权威，则种种利欲之诱惑，环伺于左右，稍有疏虞，一失足成千古恨矣”。因此，他强调新闻记者必须做到“以品性为第一”。所谓品性，既包括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遵守之道德，也包括“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等传统伦理。可见，“品性”是他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最基本的要求。此外，记者应该“心目中绝无阶级之观念，惟以如何乃可尽其职务为交际活动之目的……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44]。在服务受众方面，邵飘萍一方面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把“平社会之不平”作为自己应尽的“天职”，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伏于舆论之制裁”。[45]唯有如此，才有资格当记者。
徐宝璜和邵飘萍的新闻职业伦理观，既带有浓郁的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职业伦理的特征，又带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印痕。也就是说，他们的新闻职业伦理观虽然在许多方面借鉴了西方已有的新闻职业伦理思想，却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新闻学专著中的那些陈词滥调，而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加以研究和发挥，有不少独到的见解”[46]。
二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访华时对新闻职业伦理的极力宣讲，推动了中国的新闻职业伦理建设。威廉是世界范围内致力于新闻职业伦理规范制度化建设的第一人。1911年，他制订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记者守则》。《记者守则》规定了为公众服务的目的、正确公平的态度、求真求实的观念、超然独立的地位和廉洁不贪的作风等原则，集中反映了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报人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支配下的道德要求。《记者守则》的这些伦理规范，奠定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基础，也成了不少国家制订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参照。
作为第一位蜚声世界的新闻教育家，威廉明确地把品德培养和人格塑造当作新闻人才培养的第一目标。他认为: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想“藉新闻为社会服务，都应当知道有三种预备的功夫，便是知识、技能、人格”;而在三种功夫中，道德人格是最重要的功夫，因为“有了知识了，又有了技术了，假使无道德，格外危险，因为他容易颠倒黑白和混淆是非的，足以能为社会大害。所以必须道德高尚，必须有独立的人格”。[47]可见，在威廉看来，职业伦理比职业技能更重要;一个背离新闻职业道德却职业技能很出众的人，对新闻业的伤害比技能平平的人要大得多。
威廉一直试图向全世界推广密苏里新闻教育的模式。1921年冬，他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世界的新闻学》专题演讲。在演讲中，他宣讲了自己的新闻职业伦理思想，提出研究新闻学和创办报纸的人必须具备5个方面的重要条件:独立;办报要大胆有勇气;新闻要真确老实，不应伪饰或捏造以丧失信用、自贬价值;新闻的记载要有兴趣;要干净、纯洁而且有用处。[48]威廉的这些新闻职业伦理主张，对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稍后出版的新闻学著作和刊出的新闻学论文中，“威廉博士”的名字常常被提到，他的论点更是屡屡被引用。“五四”前后，中国出版了第一批新闻学著作，主要有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等。它们的出版，标志新闻学正日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上述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威廉的影子;而这些著作的作者也宣称，他们的著述参考了欧美学者的相关著作。比如，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一书中不仅将威廉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世界的新闻学》作为余录附在书尾，而且认为这篇演讲“实本书之天然绝妙之结论也”[49]。通过中国学者的引介和传播，以威廉职业伦理观为主干的新闻伦理思想，在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2.5 职业社团组织对新闻业的权益保障与规范约束
职业社团的成立，是新闻业职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职业社团成立后，不仅维护了新闻业的权益，努力为新闻业争取生存空间，而且致力于规范新闻业的发展。此外，还体现了同业对新闻业的情感认同在增加，对新闻业业务与伦理规律性特征的认可程度在增加。在这一过程中，新闻职业的特性开始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刊政治功能的凸显以及大批文人士子投身其间，使报刊逐渐得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随着报业从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的参与，报人的职业群体意识也开始萌芽。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一文，其中说:“岁辛丑，同人拟创《大公报》于津门，至壬寅夏五而经营始成……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厉，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50]说明《大公报》从这一时期即已有了“同人”的观念，这应该是我国报业群体观念的最早表达。10月2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报界同业”一词，这说明报业从事者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着特殊的、有别于其他行业的历史使命;而梁启超有关“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是“报界同业诸君”应尽之天职的观点，也体现了新闻从业者中的杰出代表开始思考报业群体的社会责任。
在报人职业群体意识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组建职业社团的呼吁自然而然就出现了。1905年3月13日，《时报》发表《宜创全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一文，倡议成立全国性的记者同盟会。《时报》认为报业力量薄弱又不为社会重视的缘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报纸数量太少，发行不广，阅报人数有限;二是各报主张不同，议论不一，使本来就微弱的力量更为分散。而组建记者同盟，有助于提升报界协调外部势力的能力，从而在与外国报纸和与权势阶层抗争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51]《时报》的倡议，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报界之知有团体，似自此始”。报界的反响，随即转变为实际行动。1906年6月27日，《大公报》英敛之等人倡言组建天津报馆俱乐部;[52]7月1日，天津报馆俱乐部正式成立。[53]不久，上海日报公会宣告成立。[54]10月，汉口报界总发行所由《汉江报》《汉报》《公论报》《公论新报》《汉口中西报》5家报馆联合组建。[55]1907年12月，广州报界公会成立。[56]1908年，北京第一个报业职业社团组织——北京报界公会宣告成立。[57]各地新闻职业社团组织的相继成立，显示了报业同业群体的崛起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以及报界群体意识的初兴。在各地社团纷纷组建的基础上，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报界团体组织——中国报界俱进会于1910年9月在南京成立。
辛亥革命后，新闻业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期，报界团体的组建也高潮迭起。1912年11月4日，同盟会系统的各报馆联合组建国民党新闻团。[58]1913年2月21日，分属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的各报馆记者则公议创设北京报界同志会俱乐部，以对抗国民党新闻团;3月16日，非国民党系统的报馆在北京报界同志会俱乐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报界同志会。[59]即使在边远的西南地区和相对封闭的湖南，报界也相继建立起同业组织，以加强团结，便于沟通联系。1912年1月，贵州报界同仁宣告成立该省第一个报界团体组织——贵州报界同盟会。[60]在四川，《四川公报》等6家报馆组建四川报界公会。[61]湖南报界为协同对抗官方的压制，改变同业势力涣散的局面，也发起湖南报界联合会。[62]各地的报业职业社团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其中活动的重点，就是保障报业的权益和规范、规划报业的发展和服务社团成员。
维护和保障报业权益。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后，政府经常颁布有关法律和规定，以加强对新闻业的控制;而政府的丑闻为报业所揭露时，又往往无理斥责甚至蛮横干预。于是，反对政府随意的、无理的新闻控制就成了职业社团成立后的主要工作之一。各职业社团在成员受到官方迫害时，往往以报业群体的名义积极向上级政府申述或提出抗议;当政府颁布了不利于报业发展的条例时，职业社团更是不遗余力地与有关部门进行交涉。
众所周知，政府的新闻控制手段，主要是颁布不利于报业生存和发展的报律。这些报律给予政府相关部门有权在“必要时”检查、删削新闻，逮捕报人甚至查封报馆。职业社团组织在反对上述新闻控制方面，有不少实绩。主要有:1909年，上海日报公会声援《神州日报》对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63]1910年，广州报界公会驳诘番禺县令杨某对广州报刊的谩骂和污蔑，并与之对簿公堂;辛亥革命之后，广州报界公会又分别在1911年、1912年和1914年，公开反对地方政府查封革命派言论机关《天民报》、公开抵制陈炯明对8家报馆的传讯、反对广东省警厅勒令《时敏报》停版和上书质问警厅并请其重新解释禁止报纸刊载外交、军事等内容的《弭患治安办法》;[64]1911年，汉口报界公会以“一律托挂洋旗，以期抵制”要挟当局秉公办理《大江报》案;[65]1914年，北京报界同志会反对袁世凯政府的《报纸条例》。[66]中国报界俱进会成立后，也曾多次以全国性报业社团组织的名义通电声援东三省遭遇地方官厅无理压制的报馆。[67]职业社团组织对报业权益的维护，加强了新闻业内部的团结和归属感，但更重要的是新闻业可以以集合起来的力量协调与外部社会的关系，从而有效地维护自身的独立与自主。
规范和约束同业。在正式的职业社团成立之前，报社之间也曾围绕着报业的一些重要问题达成过某些妥协。这些妥协，大多缘于具体矛盾与冲突，因而显得随意而简单。各职业社团组织成立后，积极致力于规范和约束报业的行为。对报业的规范和约束，主要是通过公布本组织的宗旨并要求各成员遵照执行来实现的。这些宗旨，一般都体现了报业的应守规则。一旦成员违反了宗旨的规定，就会受到处分。如北京报界同志会成立后通过的《北京报界同志会规约》，就规定:凡重要内政、外交问题发生，北京报界同志会应开会商酌言论方针，“以期共济时艰”;一旦报馆的言论主张与组织宗旨相违背，就必须退出该组织。[68]
职业社团组织还注意规范和约束社团成员的业务活动。1911年10月19日，中国报界俱进会第二次常会召开正式的全体大会。全体大会商讨和通过了一个重要议案:“因近来官吏对于报馆不肯实行遵守报律，任意摧残，拟要求政府及行政官，彼此共同实行遵守报律。定议由报界上呈请资政院议员，提议要求以后行政及报馆两方面，均须共同实行遵守，不得违犯。”[69]本次会议明确要求政府和官员遵守报律，尊重报馆的合法权益，把报界公益落实到具体的可操作性层面。对社团成员行为的规范和以集体的力量与官府交涉，不仅有利于提高同业的新闻职业操守，而且有利于争取良好的生存环境，从而推动了新闻业的共同发展。
规划报业的发展。职业社团尤其是全国性职业社团还经常开会讨论事业的发展问题。如中国报界俱进会宣布成立后，就连续召开讨论会，协商章程和议案。与会代表提出“陈请邮传部核减电费寄费案”等议案，并商讨了具体的实施办法。经过商讨，“陈请邮传部核减电费寄费案”由在会各报馆列名呈请邮传部，待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事务所成立后实行;“设立各地通信社案”决定先在北京、东三省、上海、蒙古、西藏、新疆、欧美等地设置通信社和派驻通信员，条件成熟后再逐渐扩大到其他城市和地区;“议设立造纸公司并议用中国纸印报案”由上海事务所负责执行。[70]1912年6月7日至10日，为使推动报业进步的意愿切实可行，中国报界俱进会又在上海召开的特别大会讨论通过了“不承认有报律案”、“议设立造纸公司并议用中国纸印报案”、“设立各地通信社案”、“自办造纸厂案”、“设立新闻学校案”、“组织记者俱乐部案”等提案。这些提案，都着眼于规划报业的未来发展。“设立各地通信社案”可使各报馆以较低的价格获取精确新闻，“以供读者用”;“组织记者俱乐部案”的目的在于“联络感情，交换知识……提起友善爱亲之心，彼此免无谓之攻击”，增进报人的学识和技艺。[71]“自办造纸厂案”基于中国报馆每年进口纸张所需就高达银两319万的事实，决定先在报界俱进会上海事务所附设“自办造纸厂筹办处”，然后由全国报馆共同发起募股。[72]虽然报界把设立造纸厂提升到了挽回利权、推动报业发展的高度，但由于所造之纸“价值较瑞典纸昂五分之三”却“货质仍不若瑞典之坚洁”，只得废弃。[73]职业社团的许多构想与实践虽然没有成功，但还是体现了职业社团对报业发展的积极规划。
“设立新闻学校案”所提出的设立一所新闻学校培养专门人才的主张意义更为深远。“设立新闻学校案”从国外的经验、新闻教育对于新闻业的重要意义等视角论述了创办新闻教育的必要性，在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积极呼吁发展高水平新闻教育。这一提案，代表了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和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萌生，也说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新闻有学、办报有学。可惜这一设想周全、论证充分的提案因该会成立不久即告瓦解而没能实现。
服务社团成员。各地报业职业社团成立后，一方面积极以报业组织的形象与官府进行交涉，即“遇有报界公共之事，均由报界公会代表与官厅接洽”[74]。另一方面，又积极推进报业自身的业务建设和事业发展。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特别大会将相当多的精力与心血倾注于报界的沟通联系，大声疾呼“亟宜联合全国成一大团，为一致的进行……凡此对内对外，我报界均应互相商榷，确定方针，以发挥共和之精神，制造健全的舆论”[75]。北京报界同志会还派访员探访消息，抄印、分寄给在会各报馆，而在会各报馆也有义务将重要消息，互相通知，以便公开宣布。[76]
不同级别的职业社团的服务重点不一样。作为全国性的报业职业社团，中国报界俱进会侧重于关注对报界全局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该会的《章程》就建议:所议事件必须“关系全国报界共通利害问题，须用本会全体名誉执行之事件”[77]。区域性的职业社团一般就为本区域的报社服务，因此解决的大多是比较具体的困难和问题。
20世纪初期中国新闻业职业社团的陆续成立和发展，表明了新闻业试图以集体的姿态，来与权力系统进行协商和斗争。这一尝试和实践，使得职业外部对于新闻业的共性认识在增加，也使得内部在新闻业规律性特征的追求上日益趋于一致，新闻职业的特征因此受到了更多的认可。
综上所述，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终结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与经营管理理念的被引进、被接受，民国新闻业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从总体上说，是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在这一背景下，民国新闻业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新闻从业者开始思考与遵守职业伦理，对新闻业和新闻职业的性质与功能的重新定位，重视新闻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正是这些变化，推动了民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发展。
【注释】
[1]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3](澳)特里·纳尔莫:《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观念转换与商业化过程》，《新闻资料研究》(总第5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4]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5]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6]邵力子:《十年来的中国新闻事业》。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83－484页。
[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08页。
[8]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版，第108页。
[9]采访部的设立使报社工作人员有了内勤与外勤之别。
[10]访员是指为各报馆提供新闻稿件的人。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群体，访员不隶属某一报社，也不固定为某一家报馆供稿;他们与报馆是合同关系，即提供一定数量的新闻稿换取或固定或弹性的报酬。访员有本埠访员与外埠访员之分。本埠访员主要采访报社所在地的法院新闻、突发事件等;由于他们通常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因而只能提供简要的新闻;由于报酬不高且不是报馆的正式员工，因而时常提供假新闻，或以披露新闻为由向当事人敲诈勒索。外埠访员也称为通信员，是指在报社所在地以外的大中城市聘请的访员。外埠访员一般是在报社相关招聘信息刊出后，居住在该城市的人应聘、投寄样稿并被认可后才确立的。由于各报社对新闻尤其是外埠新闻的不重视，20世纪初期的访员地位普遍不高。
[11]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133页。
[12]转引自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13]李清芳:《发行工作40年》，见周雨《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3页。(www.xing528.com)
[14]王文彬:《新闻工作六十年》，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页。
[15]邵力子:《十年来的中国新闻事业》，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88—489页。
[16]参见尹倩:《中国近代自由职业群体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7年6期。
[17]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256页。
[18]《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第四日大会记事》，《申报》1912年6月10日。
[19]汪汉溪:《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见《新闻报馆三十年纪念册》“纪念文”第5页，新闻报馆1923年版。
[2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8页。
[21]其中以林白水和邵力子等为代表。林白水(1874—1926)，1904年10月自费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法科学习，兼学新闻学;邵力子(1881—1967)，1907年赴日本学习新闻学课程。他们二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
[22]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3页。
[23]李瞻:《林乐知与〈万国公报〉——清末现代化运动之根源》，见方汉奇主编《新闻春秋: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24]黄远生:《本报之新生命》，《庸言》(月刊)1914年第1期。
[25]黄远生:《本报之新生命》，《庸言》(月刊)1914年第1期。
[26](澳)特里·纳里莫:《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观念转换与商业化过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新闻研究资料》(第5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27]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28]邵飘萍:《新闻学总论》，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29]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531页。
[30]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76页。
[3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32]如《大汉报》胡石庵对武昌起义的报道，就虚构了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伐清廷的檄文，而且编造了许多新闻和专电。
[33]汪汉溪:《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见《新闻报馆三十年纪念册》“纪念文”第5页，新闻报馆1923年版。
[34]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35]1917年，在邵飘萍的力争下，新闻界终于可以报道内阁会议的内容了。一段时间里，内阁会议的内容成为其“北京新闻编译社”每周二、四、六必报的消息，见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36]转引自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37]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页。
[38]林友兰:《陈霭亭与香港〈华字日报〉》，转引自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3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172页。
[40]郑观应:《日报》，见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1]徐宝璜:《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报学杂志》(第一卷)1929年第2期，见徐宝璜《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42]徐宝璜:《新闻学》，见徐宝璜《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43]比如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虽然强调报纸有益于国事，但又指出:“故怀才报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44]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45]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见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46]方汉奇:《报人和报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页。
[47]转引自徐新平:《论威廉新闻伦理思想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48]转引自郑贞铭:《世界百年报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49]徐新平:《论威廉新闻伦理思想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50]《〈大公报〉序》，《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51]《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时报》1905年3月14、16、17日。
[52]《告天津各报大主笔》，《大公报》1906年7月1日。
[53]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1046页。
[54]赵建国:《清末民初的上海日报公会》，《探求》2006年第4期。1906年9月前上海日报公会已正式组建，但此时的章程尚不明确，组织亦不健全。
[55]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56]《报界团体会议案》，《中国日报》1907年12月25日。
[57]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1页。
[58]《国民党新闻团开会纪事》，《申报》1912年11月10日。
[59]《国民公报》1913年3月17日，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5页。
[60]《贵州报界同盟会致各省报馆书》，《申报》1912年2月23日。
[61]孙少荆:《成都报界回想录》，见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568页。
[62]李抱一:《长沙报纸史略》，见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508页。
[63]赵建国:《清末民初的上海日报公会》，《探求》2006年第4期。
[64]赵建国:《清末民初的广州报界公会》，《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65]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66]赵建国:《民初北京报界同志会略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
[67]赵建国:《中国报界俱进会与近代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68]《国民公报》1913年3月17日，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5页。
[69]《报界俱进会二次开会纪事》，《大公报》1911年10月25日。
[70]《报界俱进会开会续纪》，《申报》1910年9月10日。
[71]《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第四日大会记事》，《申报》1912年6月10日。
[72]《报界俱进会第三日大会记事》，《申报》1912年6月9日。
[73]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74]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1页。
[75]《通告全国报界》，《申报》1912年5月14日。
[76]《北京报界同志会之进行谈》，《申报》1913年3月25日。
[77]转引自赵建国:《中国报界俱进会与近代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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