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新闻职业观与实践研究：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

2.1　中国近代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

辛亥之前，新闻业的功能主要是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投身报界之人，大多有着浓郁的政治目的。报刊上的内容，往往囿于一党一派纲领之宣传;而报刊从业者，也多是暂时委身于报业的政治活动家。但是民国之后，一批有志于改变中国新闻业状况的知识分子，利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借鉴美国、日本的现代新闻理念和运作模式，积极创办商业报刊，中国新闻业因此开始了职业化的发展历程。

2.1.1　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开始于北洋时期

中国的新闻业起步于19世纪中叶而且在19世纪的后20年稳步发展。在王韬和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知识分子逐渐习惯了从报刊中获取信息，也逐渐接受了报刊是表达自己意愿和政治主张的有效渠道。戊戌政变之后，封建顽固势力和资产阶级维新派、保皇派，开始了相互攻击;进入20世纪后，因遭清政府通缉而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和革命派为了证明各自救国思想的合理性而积极创办的报刊，并很快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弹压，资产阶级各派报刊在国内还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展也很缓慢。但是民国成立之后，新闻业的情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一方面，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办，报刊的数量由此大增。在“政党政治”观念的影响下，民国初年大大小小的政党多达312个;也因此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党派报纸——仅向内务部登记的报馆就有90多家。^[2]报纸数量的增加，壮大了新闻业的声势;另一方面，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报刊宣传视为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有力武器，报刊之间因此展开了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斗争，中国新闻业进入了乱相的政党时代。而袁世凯为了当选总统和复辟帝制，疯狂地迫害政党报刊和报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营政党报纸成为一项高危的事业。于是，一些报刊和报人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就放弃了晚清和辛亥时期“那种遭人非议的新闻观，认为那样的办报方式与政党政治的命运过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毫无自身的发展前途”。^[3]报人的这一整体性的转向，推动了商业报纸的发展。而商业报纸的兴盛，报纸主要内容从言论向新闻的过渡、需要也吸引了更多的文人自愿投身其间，报刊从业者队伍逐渐有了规模。简言之，民国初年报刊对政治的逃避和商业报刊的创办，推动了报刊向“新闻时代的转移”，标志着新闻职业化的开始。

袁世凯去世之后的北洋政府政治版图复杂多变，客观上也为新闻业的发展营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虽然也经常发生迫害报纸和报人的事件，但是“种种证据表明对新闻业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掌握政权之人的专擅和一念之间，他们出于各种集团和个人的目的，钳制新闻传布、捕杀报人，是新闻业面临最大和最直接的政治威胁”^[4]。正是因为政治环境总体上比较宽松，所以报刊的种类和发行量都有不少的增长。1916年到1926年，报刊的数量增长比较稳定:1916年的报刊数量为286种;随后在皖系军阀统治下报刊数量有些起伏，但五四运动后又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1921年全国日报达550种，1924年更达到628种。此外，在报刊的内容方面，也出现了各种思想、各种观点百花齐放的局面。

报业的稳步发展和从业人员需求的持续增长，最终促成了新闻记者队伍的形成。各大报馆为了采访新闻，除了在本地招聘记者之外，还在其他大城市派驻记者或招募通信员。1928年以前，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馆纷纷在北京聘请特约通信员，同时在武汉、长沙、九江招聘通信员;北京的《晨报》和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也多次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各大城市通信员的广告。大约到1926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一张新闻收集的网络，^[5]支撑这张网络的，就是逐渐走向前台的记者队伍。

2.1.2　新闻业的职业化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成型

邵力子认为从1927年开始，中国的报业，无论是从其内部的结构与经营管理，还是从业人员的素质与从业态度，都朝着职业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他说:“从前一般报人，具有目的而欲为其事业打定一个巩固的基础者很少。现在一般从事新闻事业的战士，非特在事业发展上为不断的竞争，而且一部分具有这样一个念头——怎样使他的事业基础建立起来?现在国内各大报都纷纷地在改进它本身的组织，如过去为私人经营者，目前却都变更其组织为公司性质，如过去租赁社址的，现在都纷纷地自建社屋……”^[6]的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报刊从业者对新闻职业的地位和社会责任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新闻业一方面致力于扩大新闻的报道面，另一方面开始为赢得并巩固自身的独立地位而积极地协调与外部的关系，新闻业的职业化因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1937年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新闻业向好的职业化发展态势被迫放缓。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业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对新闻采访的重视。虽然整体上，新闻在报纸上的地位仍是作料和配角;访员和编辑又大多不谋进步，因此新闻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戈公振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时期新闻的尴尬:“我国报纸所载之新闻，苟以充篇幅而已。叙一事也，常首尾不具，前后矛盾，同一事也，而一日散见二三处，重见二三处，无系统，无组织，浮词满纸，不得要领。其故前者由于访员不研究纪事之法，以抄录为范围，后者由于编辑不为读者着想，以省事为要诀。”^[7]但是到了20年代，专职的采访记者开始出现。据在上海《商报》当过本埠新闻编辑的张静庐回忆:1922年他进报馆时，《商报》就没有采访新闻的外勤记者，“无论出了怎样重大的事件，除采用各通信社新闻稿之外，并无专访。(资本较大的报馆那时也没有设立采访部。)所以各大报的本埠版，大致相同，无法使他特殊，更无法与别报竞争，编得更出色一点”^[8]。在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出现之前，报纸上刊登的新闻主要由访员^[9]提供。访员们大多没有“采访新闻”的概念，一般仅凭职务之便或私人关系获得新闻。随着同城报纸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与众不同，一些有实力的大报开始聘有专人外出采访新闻，外勤记者由此出现。随着大报聘用的记者越来越多，报社遂成立了采访部^[10]，并细化了记者的分工。新闻记者的出现尤其是采访部的成立，使得真实的报道新闻有了实现的可能，从而为新闻业的职业化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www.xing528.com)

其次表现在报社对经营管理的重视。随着国外报社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的引入，中国越来越多的报社采用了西方公司制的模式，编辑部和经理部责、权、利的明晰和管理体制的科层化，提高了报社的运行效率。注重经营管理对于新闻业职业化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昭示着新闻业从耳目喉舌的工具向具有经营属性的文化企业的转换，从主办者或采编者的孤芳自赏与理想宣泄向兼顾受众需要、受众情趣的转变，从一个需要不断挹注的事业向本身具有造血功能的产业的转变。此外，注重经营管理还极大地挖掘了新闻业的潜力，也使新闻职业焕发了活力。这一时期新闻业经营管理的重心，一是搞好发行，二是拓展广告，三是做好印刷。

搞好发行。二、三十年代，许多报纸逐渐建立和完善了有效发行的制度。早期报纸的读者，主要是政界、商界人士和乡绅。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士子多自濯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分(份)”^[11]。由于家长不再担心报刊上的内容分散士子们备考科举的精力，并希望他们从报纸中了解一些信息，报纸由此开始向中小城市和乡村蔓延，此后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行。20世纪2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报社开始努力做好报纸的发行工作。比如《大公报》的胡政之就说:“卖报即使卖一份挣一厘钱也好，不能在这上面赔本，更不以广告为挹注。”^[12]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大公报》积极拓展发行，通过让利给长期订户和分销商等做法，培养读者的忠诚度和分销商的积极性。虽然报社想方设法推广发行，但是胡政之、张季鸾认为报纸内容才是发行量的保证。在《大公报》做了40年发行工作的李清芳回忆说:复刊初期的《大公报》销路打不开，长期徘徊在三四千份。为了增加发行量，“领导是煞费苦心的，主要精力放在改进版面内容上”。^[13]以内容保障发行量的思路，体现了大公报人报业经营的现代意识。

拓展广告。随着报业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各报刊也越来越重视广告经营。为了吸纳广告，有些报纸努力提高新闻质量，以报纸品质的提升来保障广告的刊登价格，如《大公报》《立报》等;有的报刊注意提高服务态度，如《大公报》的胡政之就经常叮嘱报馆业务人员注意联系各个广告公司和主要的广告刊户，不要以大报自居，予人以不快之感。^[14]可见，报社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广告对于自身经济自立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主的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的职责。拓展广告经营的结果，是报社逐步摆脱了对外部资本的依赖，并因此而保障了报纸在言论态度、报道立场等方面的独立自主，从而加快了新闻业职业化的发展。

做好印刷。1927年前后，中国除少数在商业大都市发行的大报外，一般不自备印刷机。因此要创办一种报纸，也很容易:租几间房子充当社址即可成立，印刷部分则完全委托给其他印刷所代办。逐渐的，少数大报馆开始配备了一两架平印机。可是到了30年代，除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采用轮转机外，其他如《中央日报》《武汉日报》《东南日报》《世界日报》《晨报》《神州日报》《新民报》《朝报》《立报》《辛报》《福建民报》等，或中途改为轮转机，或创立时即采用轮转机。新闻的编排也一改过去以四号字为主的做法，改以新五号为主;分栏也由过去6栏、8栏，增加到12栏，报纸版面因此“愈趋粗密而富有变化，并渐趋经济化”^[15]。从追求新闻报道的品质到革新印刷和排版，报纸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自身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新闻业也开始主动地协调与外部的关系。众所周知，新闻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因而一直是权势集团试图掌控或引导的对象。但也正是在与权势集团的交往中，新闻职业的个性特征逐渐形成。晚清民初，新闻业应对外界质疑和诘难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武器，是“有闻必录”。“有闻必录”刻意隐藏了新闻职业的主观能动性，虽然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减轻新闻职业的外来压力，但是严重影响了外界对新闻业特性的认知。这种局面，在1920年代开始有了变化。变化的标志，是客观地报道新闻成为新闻业与外界交往的新主张。这一主张，使新闻业既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又能够有力地回击外界的挑战。与此同时，新闻业还开始了与权势集团的主动交往。除了积极地在政府部门奔走以采集新闻外，新闻业还成立了各式各样的职业社团组织，来聚合新闻业的集体力量和化解新闻业可能遭遇的迫害或打击。从“有闻必录”的被动诉求，到积极主动地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新闻业的社会功能和个性特征逐渐受到了外界的认可。

上述“内外兼修”的结果，使得新闻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也得到了职业外部尤其是官方的承认。1930年，在国民党当局的文件中，记者组成的团体与律师、医生、会计师、工程师组成的团体并成为“自由职业团体”，记者也相应的和律师、医生、会计师、工程师一道被称为“自由职业者”^[16]。

新闻职业发展起来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理念也日益成熟。成熟的具体表现，就是积极主动地追求独立自主的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渴望与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是新闻职业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当新闻记者终于由文人向自由职业者转变的时候，或者说当他们终于作为自由职业者而成熟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与国民政府出现冲突的时候，因为记者的职业特性——自由言论——是令国民党政权极其讨厌的事情。因此新闻事业的成长表现在新闻记者对国家新闻检查和出版控制方面的挑战”^[17]。也就是说，对政府政策、官员的批评以及新闻检查和出版控制的挑战，标志着新闻职业最本质的特征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