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新闻职业观研究：创新点和难点

1.4　研究意义、创新点及难点

1.4.1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尝试着从职业社会学的视野(概念、理论和方法)来观照我国新闻职业化的历程及胡政之的新闻职业观，即借鉴西方社会学关于职业的研究成果^[51]，以及徐小群、潘忠党、刘思达等人有关西方社会学对职业、职业化研究的译介，来界定新闻职业及新闻职业观的内涵与外延，从而把新闻职业纳入到职业研究的范畴。当然，与此同时，应充分考虑新闻业的特殊属性和中国具体的国情。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过多地强调新闻业特殊属性的思路，和主要探究新闻业与政治、政府、政党关系的习惯。

二是使新闻史个案研究增加了一个凸显新闻业主体地位的视角。新闻史个案研究大多致力于描述人物或报刊个案的发展历程、评价其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职业和职业化的研究路径，由于能够有效地沟通新闻职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提供了一个以新闻业为主、把新闻业放进具体历史情境下去叙述的框架，也使新闻史个案研究更具深度和广度。

胡政之职业观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能促使新闻职业特性的回归，使人们在研究、观察新闻业及其新闻报道、媒介经营管理时，能够充分考虑其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的特性，并进而以社会职业的普遍要求来约束和规范新闻业的发展。一般而言，作为一个职业，首先应该考虑社会分工时赋予自身的使命，而不是以满足部分社会公众的需要、发挥部分的功能来赢得合法性的基础和生存的空间;而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首先考虑的也应该是忠实地履行职业的使命，以职业化的理念提供职业化的服务作为评判自身职业实践优劣的主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对当前新闻从业者更全面、更清醒地认知新闻职业的性质与功能进而更加自觉地做好本职工作，不无裨益。

1.4.2　创新点

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一是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在20世纪前二三十年，记者的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并得到了官方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对新闻业的研究更多地笼罩在工具属性和宣传价值之下，对新闻记者职业的属性和特征缺乏有力的研究。以社会学关于职业、职业化的相关成果来探讨作为职业的新闻业的本质属性并进而确定新闻职业观内涵和外延的研究思路，不仅有利于新闻职业观的系统把握，而且给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二是“片面的深刻”的新闻史人物研究的路径。新闻史人物的既有研究，一般遵循传记叙述的模式，致力于探究其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这种模式，有利于展示一个名人的全貌及其时代意义，但也容易停留于就事论事，很难凸显其在新闻业发展坐标中的个性特征和地位，也很难彰显其新闻理念、业务思想在中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从一个较小的截面切入，抓住主要矛盾，有利于呈现“片面的深刻”，并由此而展现其性格和形象。

1.4.3　难点

一是职业社会学关于职业、职业化的研究成果很多，如何从纷繁多样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概括出职业的主要属性，并把它与新闻业的职业个性、特点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较多投入的难题。突出新闻业的职业属性，既要遵循学术界对一般职业的共性规定和要求，又要体现新闻业自身特点;既要考虑到国外有关职业研究成果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也要顾及中国近代职业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因此，需要谨慎的分析阐释，才能穿透因几个维度的交叉而形成的复杂局面，再现民国新闻业的发展情形。

二是把胡政之放在新闻职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来全面评价其职业观和实践时，既需要较客观地把握民国时期新闻业的发展情况和其他名报人的新闻职业观，也需要考虑国内政治集团的角力和民族矛盾、民族危机的发展变化。历史场景的纷繁复杂和快速转换，增添了考察胡政之新闻职业观的难度。

三是史料的遴选与剔除。大公报人和大公报人之后，写了很多回忆、纪念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当前胡政之研究的重要资料。但是，时过境迁的回忆，难免零散甚至随意;时代或个人局限的印痕，又难免存在意义先行的现象甚至相互抵牾。如何在诸多的资料中，找出可信的史实，需要做很多的案头考究工作。

【注释】

[1]参见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210页。

[2]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3]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4]共18本，包括萧乾、爱泼斯坦、胡愈之、刘尊棋、李普曼、邓拓、恽逸群、王芸生、邹韬奋、本多胜一、羊枣、俞颂华、斯诺、赵超构、金仲华、瞿秋白、邵飘萍、陆诒。

[5]新华出版社1983—1989年共出版了《新闻界人物》1—10辑。第一辑介绍了王韬、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戈公振5人，第二辑介绍了瞿秋白、蔡和森、邹韬奋3人，第四辑介绍了林白水、王芸生、胡政之3人，第五辑介绍了邓拓1人，第六辑介绍了康有为、梁启超2人，第七辑介绍了赵世炎、恽逸群2人，第八辑介绍了李敷仁1人，第九辑介绍了恽代英1人，第十辑介绍了杨刚、彭子冈2人。此外，第三辑介绍的是普利策、李普曼、斯诺。

[6]童超:《史学理论的三个层次及其功能》，《光明日报》1987年2月18日。

[7]方蒙1981年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主办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座谈会的发言。该发言稿后来刊载于北京新闻学会1981年10月编辑出版的《新闻学会通讯》，转载自郭丽华、宁树藩《树立“本体意识”探索新闻特性加强新闻史学科建设——与著名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宁树藩先生一席谈》，《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8]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9]其中缘由，可能与汪康年和康有为、梁启超之间围绕着《时务报》的纷争有关。康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显赫地位”，遮蔽了汪康年的实际地位和应有的影响力。不仅如此，就是其他学科有关汪康年的研究成果，也为治新闻史者所忽视。黄旦在《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发表的《历史的报刊和报刊的历史》一文中就此评论道:“‘时务报之争’在我们报刊史的叙述中，一直是一个政治事件，即保守派与维新派的斗争……1995年闾小波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2001年廖梅博士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都对之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廖著，从多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事件，并对原来的结论做了根本性的否定。遗憾的是此后出版的一些报刊史著作，仍然因袭旧见。”

[10]戴季陶1932年在给上海《晨报》社长潘公展的信中，就明确表扬了汪康年和他创办的《中外日报》在新闻业务方面的诸多开创性的贡献:“此报乃次于《新闻报》而起之上海第三大报，改油光纸为报纸，创成现行之版面体裁，注意国际通讯，批评内外政治，皆其在新闻史上之功绩。”程家君曾在《再生》杂志第208期发表《论几位崭露头角的新闻野心家》一文，评论了汪康年、狄楚青、史量才、成舍我四人，其中对汪康年的评论是:“汪康年是位有野心的新闻事业家，他把报纸看成是自己的事业，态度积极。在我们中国具有这样对新闻事业高度事业心的人，要算汪穰卿是第一人。”以上转引自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11]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之第4页。

[12]关于1916年胡政之在《大公报》担任的职务，他自己都有两种说法:一是《大公报》1920年8月12日刊出的《胡政之启事》:“余自欧洲返国，仍主持大公报社务，原欲以最新智识唤醒国人迷梦，今见社会空气愈益恶浊，断非一时笔舌所能挽回，已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自8月12日起余与大公报完全脱离关系，特此申明。”说的职务是“主笔兼经理”;二是《大公报》重庆馆1943年9月5日刊出的《回首一十七年》:“民国六年乃由旧股东王祝三先生全部接收，聘请我任经理兼总编辑，力加整顿，浸复旧观。”说的是“经理兼总编辑”。两者相较，似“主笔兼经理”更合情理。

[13]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页。

[14]邓绍根:《密苏里新闻学院究竟授予〈大公报〉何奖?》，《新闻记者》2006年第1期。

[15]1912年1月4日在上海创刊。初为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1912年3月和5月，先后成为统一党、共和党的机关报，次年转为进步党的机关报。章太炎任社长，马叙伦为总编辑。初期对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持批评态度，支持袁世凯;后期态度有变化。袁世凯曾资助此报，筹备帝制期间还策划收买此报为御用报纸，遭到拒绝。1915年6月30日被迫停刊。

[16]这里所指的新闻研究，包括新闻学专著、论文、演讲或讲话等。

[17]1960年9月下旬，人民社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70篇著作。在其中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有“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已将青年党、民社党两个历来在社会上毫无威信的小党派和某些所谓‘社会贤达’拉拢到自己方面，并且中间派队伍中预计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人投到反动派方面去，这是因为中国民主势力日益壮大和反动势力日益孤立，所以敌我两条阵线不得不划分得这样清楚”一句(第1158页)。第1162页上对“某些所谓‘社会贤达’”有这样的注释:“是指那些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而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粉饰门面的无耻之徒，如王云五、傅斯年、胡政之等。”那时的《毛泽东选集》代表着政府立场;在注释中把胡政之定性为“无耻之徒”，他被尘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改革开放以后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删除了该注释。

[18]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19]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www.xing528.com)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9页。

[21]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2]转引自张丽艳:《通往职业化之路:民国时期上海律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23]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4]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5]参见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6]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27]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1期。

[28]张季鸾:《抗战与报人》，《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5月5日“社评”。见张季鸾:《季鸾文存》(下)，大公报社1947年版，第151页。

[29]王芸生和曹谷冰两先生在《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8页)一文中说:“他(即胡政之)学法律，因此重视规章制度;他重金钱，因此相当工于算计;他擅权术，因此有一套操纵用人的办法;他不讲情面，同张季鸾的作风相反，他很少用金钱帮助过亲友，从不给人写一张荐牍。大公报职工背后皆称胡政之为‘胡老板’。胡政之的确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之所以说他只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是因为王云五才是更为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方汉奇先生在《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对胡政之的评价是:“他依靠共和党和进步党起家，后来与安福系挂上关系，最后又投靠了蒋介石，充当了蒋记旧政协的社会贤达和国大代表，毕生为各时期的反动当局服务，是一个在旧中国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汤恒先生在《胡政之(1889—1949)》(收入《新闻界人物》第四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一文中，虽然认为“胡政之较富于记者的正义感和民族的义愤情”，但是又认定“胡政之的思想，总是处于矛盾之中，这是那个时代在他思想上打下的烙印。反满、反帝是他前一时期内的思想特征，到了后期则完全脱离了爱国主义的轨道，投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妄图在人民解放之后流亡美国，做一个中国革命后的‘白华’”。大约在2000年前后，学术界对胡政之的研究和评价开始了明显的转向。方汉奇先生在为《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所作的“序”中，就充分肯定了胡政之“称得上是新闻事业的全才”，“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敬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胡政之首先是一个爱国者”，而且主张“对于胡政之这样的一个正直的，爱国的，敬业的，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作过公正和客观报道的旧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充分地肯定其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和影响。对他思想上存在的阶级和认识上的局限，则应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理解。可以剖析和评骘其是非得失，而不宜过分地责备和苛求于前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而胡政之在经营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贡献和成就，也得到了吴廷俊等学者的高度评价。

[30]王咏梅:《新闻巨子胡政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

[31]芮必峰:《鼓吹者、旁观者、参与者: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356

[32]刘丽:《黄远生为何当记者——中国近代记者的新闻职业观初探》，《新闻记者》2008年第5期。

[33]靳慧、陈斌:《“黄远生为何当记者”再探》，《新闻记者》2008年第11期。

[34]全淑凤:《论梁启超的新闻职业价值观》，《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35]梁媛:《梁启超的新闻人职业道德观》，《船山学刊》2003年第1期。

[36]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提出了“五本”、“八德”思想。“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和“节制”;“八德”，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和“下逮”。

[37]占康:《健全的舆论需要素质健全的报人——论梁启超的“五本”“八德”新闻职业观》，《新闻窗》2007年第3期。

[38]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论评”。

[39]施喆:《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的探寻与游移——张季鸾新闻思想述评》，《新闻大学》2002年3期。

[40]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1936年9月1日“社评”。

[41]张季鸾:《抗战与报人》，《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5月5日“社评”。

[42]宋晖:《中国记者职业群体的诞生与初步崛起(19世纪晚期至1927年)》，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43]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262页。

[44]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版，第53—54页。

[45]《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9月1日。转引自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

[46]神田正雄:《与友邦同业诸彦书》，《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第183—184页。

[47]麦金农:《民国时期中国新闻史引言》，《现代中国》1997年第1期。转引自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276页。

[48]《沪新闻公会明日开章程起草会》，《申报》1931年11月15日。

[49]《记者公会成立期》，《申报》1932年6月15日。

[50]《记者公会成立》，《申报》1932年6月26日。

[51]主要有:Ⅰ.Abbott，Andrew 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Ⅱ.Becker，Howard S.1962，“The Nature of a Profession.”in Education for the Professions.Chicago: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Ⅲ.Hughes，Everett C.1994，On Work，Race，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ed.)by L.A.Cos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Ⅳ.Larson，Magali S.1977，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A Sociological Analysi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