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实践研究成果

1.3　研究现状

1.3.1　有关胡政之的研究及其走向

从文献类型上看，关于胡政之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研究著述，第二类是回忆录性质的资料。研究著述主要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含硕士、博士论文)。就研究角度而言，大多把胡政之放在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新记《大公报》和国闻通信社、《国闻周报》的新闻实践中来剖析胡政之的作为与功绩。在研究取向上，起始更注意探讨胡政之在政治中的表现，试图依照其具体的行为来做政治上、阶级上定位;近些年，由于研究思路的拓展和对媒介经营管理的重视，也出现了不少探讨胡政之经营管理理念和实践的成果。在研究的价值观方面，评价胡政之开始从一个政治表现“右”倾的名记者、“民间大报的老板”向“新闻事业全才”过渡。^[29]

王咏梅的博士论文《新闻巨子胡政之》，应该说是迄今为止胡政之研究的“集大成者”。该文的主旨就是要“在详细了解胡政之一生经历的基础上，总结其为同时代和后来的新闻工作者留下的丰富的办报经验和思想，从新闻史研究的角度第一次对他做一个全面的评价，包括作为杰出记者和编辑的他，杰出报纸政论家的他，报业经营能手的他”^[30]。王咏梅把胡政之的一生以1911年从日本学成归来为界限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求学阶段即职业准备期，后一阶段为职业生涯时期。他的职业生涯又以1921年8月、1926年8月为界分成“新闻职业的选择和职业才华的全面展示时期”、“职业理想确立阶段”和“新闻职业理想的继续实践和新闻思想的成熟阶段”三段。在每一个阶段，作者试图通过胡政之的著述和讲话来再现其职业生涯;在此基础上，结合既往的研究成果试图对胡政之做出评价。在这个过程中，胡政之对新闻业与政府关系的看法(及他的实践)，对新闻业的性质、功能等方面也有涉及。但因为她的着力点是全方位的“再现”，所以还留有深入剖析的空间。

有关胡政之的回忆性质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数不少。其中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人:大公报人(如徐铸成、王芸生、曹谷冰、李纯青、王文彬、周雨、唐振常、李侠文、曹世瑛、萧乾、陈纪滢等);胡政之之后(儿子胡济生、儿媳黄敏、孙女胡玫和外甥王瑾)、大公报人之后(王芝琛、王鹏、刘自立等)。这些资料，在论及胡政之时，除少数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文章之外，大多不同程度地肯定了胡政之个人的名记者身份和在《大公报》的经营管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由于当事人去世或已到耄耋之年，此类资料或成果越来越少。

1.3.2　有关新闻职业观的研究

中国新闻业职业化的研究，从现有材料看，起始于1992年发表在《新闻研究资料》第58辑上的《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观念转换与商业化过程》一文。文章的作者、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特里·纳里莫博士“试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范畴之内，从总体上描述民国初期新闻业兴起的状况，重点是评价当时促使新闻业向职业化转化的种种努力的意义之所在”。文章认为民国后北洋政府对新闻业的压制，导致了新闻业为躲避险恶的政治环境与错综复杂的斗争而走上了商业化的发展道路，以期培育出客观的职业化的新闻业。纳里莫博士的研究虽没有把新闻职业放在社会分工的背景下、借鉴职业社会学的相关成果来展开，但是通过与西方新闻业职业化历程的某些规律性特征的对照，还是揭示了我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某些一直没有受到关注的特征;更有意义的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兴奋点与中西观照的研究思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和角度。

国内学者研究新闻职业观方面，在研究路径和方法、推演逻辑和结论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鼓吹者、旁观者、参与者: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31]一文。该文“通过考察新闻职业化的历史和现状”，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概括为“鼓吹者”、“旁观者”、“参与者”三种类型，并认为用这一分类标准“来描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是合适的，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对以下三个问题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1.从事新闻工作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即为什么从事新闻工作?2.怎样从事新闻工作，即新闻工作者干些什么进而是什么?3.新闻工作者将以怎样的立场和态度从事自己的工作?”其中，“鼓吹者”以集权主义职业观作为思想理论基础，主张政治宣传是媒介存在的主要理由;媒介的本质不过是一种手段，因此必然要服务于一定阶级、一定党派或者一定集团的政治利益;新闻工作者实际上是政治宣传员和鼓动员，因此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应该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政治态度。“旁观者”以自由主义职业观作为理论支持，其典型特征是将报刊的性质界定为社会大众的“耳目”，把报刊的主要功能集中于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实;新闻从业者始终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记录和报道事实，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环境的守望者、社会信息的传播者;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是其职业品质的标志。“参与者”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把自己看成社会的一分子，明确新闻传播的最终使命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并通过新闻报道承担起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他们是新闻人，更是负责任的公共信息传播者。论文的起点和逻辑清晰，但是对三种类型职业观特征、功用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和粗线条;在探究从业目的和态度时，也更多的从外部环境对新闻业的约束和规制为主，忽略了新闻职业从业者主观能动性的考察。(www.xing528.com)

目前，对民国时期新闻界名人新闻职业观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以黄远生新闻观的研究比较深入。刘丽在《黄远生为何当记者——中国近代记者的新闻职业观初探》^[32]一文中，把源于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独立自尊”的道德观视为黄远生选择记者职业的关键因素;为了当记者，黄远生放弃了“可谓平坦宽泛”的官宦生涯。但是《“黄远生为何当记者”再探》^[33]一文，却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呈现了另一个黄远生:同榜进士金梁回忆说黄远生为了能够当候补知县，不惜在“廷试”中故意考砸，可见不是厌恶官场;民国建立后，黄远生在一个时期内还是“党人”活跃分子，因此不可谓之厌恶政治。文章认为，黄远生之所以选择当记者，是“他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实践与理想不一致的问题”;而之所以能够成为名记者，应该归功于其“被(以前的研究者)机械化简化、图解”了的复杂经历。这些研究虽然没有遵循职业与职业化的研究思路，但是从为何选择新闻职业这个角度切入，把黄远生的择业放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中来分析，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由于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杰出贡献，梁启超关于职业道德、新闻人职业道德观的相关论述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全淑凤在《论梁启超的新闻职业价值观》^[34]一文中认为，梁启超认识到了报纸具有沟通信息、引导舆论的巨大作用，而且把报人定位为担负起救国重任的人，因此就以“救中国是报人应树立的职业价值目标”、“兴民权是报人应持的职业价值标准”和“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是报人应守的职业价值规范”等方面来建构他的报人的职业价值观。梁媛认为梁启超作为政论家出现在中国报坛，他的职业道德观偏重于约束政党记者。即基于对新闻报道和政论传播效果的理解，梁启超分别确立了“政论立论以公、宗旨务高”和“报道须求实尚新、有益社会”的新闻人职业道德观。^[35]占康把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提出的“五本”、“八德”^[36]视为其职业观的主要方面。^[37]“五本”分别对新闻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与水平、道德品格做出了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要求，“八德”中的“忠告”与“向导”两条明确规定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责任。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梁启超对新闻业的功用、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素质要求等方面的观点。但是，梁启超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报人，而且报刊在他看来本质上是一个工具;加上当时的新闻业尚欠发达，有关职业观的观照因而显得平面和简单。

在研究胡政之的新闻职业观时，有关张季鸾新闻职业观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近些年，日益“热”起来的有关张季鸾的研究除了将重点放在其政论、新闻思想上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张季鸾的新闻职业观。首先，张季鸾充分地看到了社会环境对新闻业的影响。在探究“民国以来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时，张季鸾认为:社会环境固然不利，但报业自身也是弊病丛生;其次，在报纸功能方面，张季鸾认为“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38]。即报纸只有保持独立性，才能为维护国民公共利益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再次，在办报方针上，张季鸾提出的“四不”主义“勾勒了张季鸾理想报刊的基本轮廓:政治独立，经济自立，以为社会公器，且秉持理性精神”。^[39]虽然张季鸾对言论甚为强调，对报纸应起到的政治作用也很重视，但他更念念不忘的是报纸的独立性。为了实现报纸的独立，张季鸾主张中国的报业、报人应该践行英美式的职业化发展之路——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报纸经营——俱应如此。说到《大公报》，他说:“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绍介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私见，有偏私。”^[40]抗战爆发后，他认为中国报人已经“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近多年来，报纸逐渐商业化，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而进展。其结果，只有大规模经营的报纸，能以发达，已不是清末报业初期文人办报的简陋情形。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因此在他看来，中国报业大体上走的是英美路线。^[41]由于《大公报》的许多新闻理念和经验管理举措源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甚至大公报同人的集体智慧，因此有关张季鸾职业观的研究成果对胡政之新闻职业观的考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把民国之后中国新闻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始于宋晖。宋晖的博士论文《中国记者职业群体的诞生与初步崛起(19世纪晚期至1927年)》勾勒了中国新闻记者群体的崛起和初步发展的大致脉络。诚如她在论文“摘要”中所说:“记录了记者群体从最初的人微言轻、处于社会边缘到后来被视为无冕之王，占据社会舆论主导地位的发展轨迹，同时揭示记者职业理念、职业人格、职业规范的内在建构过程，对记者的生活和职业状况以及精神状态作一个整体描述和社会学的考察”。^[42]从整体上看，论文的确比较全面而细腻地描述了从“早期记者”到“维新派记者”、“革命派记者”、“民初采访记者”和“专业记者”的发展历程;但把国人办报高潮以来的从业者统称为“记者”，并认为他们的职业理念、职业人格、职业规范是各自时代共性特点的显著代表，似可商榷。

对民国后新闻业及新闻职业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整体勾勒，历史学者走在了前面。徐小群选择以报业比较发达的上海记者群体作为分析的样本，得出的结论是上海报业的职业化发展在20世纪前二三十年已经起步但是水平还不高。^[43]首先，报业的功能主要还体现在政治方面。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国会初开，政党蜂起。由于经营报纸极为容易，政党机关报于是勃兴，“自己无印刷机，又无探访记者，只需陋居于一室中的社长兼主笔编辑长，做几篇宣传自派、攻击反对派的论说，并雇了几个用人奔走于印刷所与编辑室之间，则机关报即可造就。”每月只需投入二百元，每天就能印刷机关报一千份。^[44]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的一名编辑也认为当时中国新闻业的信誉很低，报人的名声几与江湖骗子相当。^[45]其次，从业者鱼龙混杂。诸多史料表明，20世纪20年代上海新闻记者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极为复杂与多样。在记者群体中，既没有关于希望职业行为的规范，也没有共同的职业目标。日本《朝日新闻》驻京记者神田正雄1918年也指出:中国新闻记者从业的主要目的是寻觅与保持个人的社会地位，并利用这种地位来打击政敌。他认为这一从业态度和行为，与现代意义的记者职业操守是相违背的。^[46]如此种种，影响了新闻业社会形象的塑造和社会功能的发挥。

但是，徐小群认同美国学者麦金农的观点。美国学者麦金农强调过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业日益形成了下述特点:报纸和杂志的出版以盈利为目的;取得政治庇护是一个必要条件;与西方新闻业具有共生关系;接受国家的新闻检查制度。尽管这些特点在30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对中国新闻记者来说，30年代真正成为中国新闻业发展史上的分水岭的，是他们对新闻的职业性和他们自己的职业身份的重新认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29年至1930年国民政府将新闻记者归入了自由职业者之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记者重新认识自己的职业身份”。^[47]此后，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化继续进行。1931年9月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的年会上通过了改组该会的决议。^[48]1932年6月改组完成，当时该会拥有二百多名会员。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49]从联欢会到联合会，再到公会(公会是自由职业团体的标准称谓)，上海新闻记者社团的多次更名反映了新闻界强调新闻职业公共性的意识和努力。在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的成立大会上，公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名记者兼作家严诗声宣布: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的两个任务分别是推动新闻业的发展和提高记者的地位，两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50]这一声明试图凸显记者的职业身份和公共职能，反映了新闻业对新闻记者角色新的定位和理解。简言之，无论是新闻业的职业化进程还是新闻记者的职业化进程，在30年代初都出现了转机。这一社会史视野下的个案研究，可以给具体报人的新闻职业观研究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