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的新闻职业观及实践研究成果

序:新闻从业者应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吴廷俊

《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其实践研究》是陈志强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本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之所以说有价值，是因为它的作者通过对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其实践的研究，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新闻记者要有所成就，必须树立正确的职业观。这是一个看起来似乎不成问题而实际由于被忽视或者被曲解以致很成问题的问题。

所谓职业观指的是职业从业者对所从事的职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其对职业性质、任务、作用认知的积淀。职业是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认为，任何职业都经历了从非职业到职业的过程，新闻业也不例外。中国自唐代以来的官报，其全部制作过程纳入到国家行政体系，“发行对象”也是朝廷官员，因此，制作报纸是政府相关机构的一种职能，不是社会上的一种职业。晚清中后期，外报的出现和发展诱发了国人自办报刊，这一时期投身报业的人，主要是党人，还有一些“报刊文人”。^[1]他们创办报刊或从事报刊工作并不以报道新闻、传播信息为鹄的，而是把报刊当做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或赖以养家糊口之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办报刊还没有成为一种职业。民国成立之后，职业报人群体形成，报业教育粗具规模，报业职业团体成立并开始发挥作用，报业法规制定并成为新闻从业者争取新闻自由的法律依据，中国报业开始进入了职业发展阶段。

中国新闻职业化过程中，从业者形形色色，媒体性质多种多样，新闻职业观也不尽相同。有学者根据从业者的身份和行为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概括为三种:鼓吹者、旁观者、参与者。我依照从业者的从业动机和从业实践，将闻职业观概括为这样三种:“营利观”、“营政观”和“干政观”。胡政之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1943年底，他在对《大公报》重庆馆编辑人员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了关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的达到了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但自从我们接办《大公报》以后，替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2]胡政之在这里不仅总结了中国新闻史上曾经出现的商人办报“营利”、党人办报“营政”两种新闻观，而且论述了他及新记大公报同人在接办《大公报》之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新闻职业观，即文人办报“干政”的新闻职业观。

商人办报专为“营利”，从经济上打算，为充实自己的钱柜做营业，不把办报当成事业来做;党人办报专从政治上考虑，为党派的政治利益做宣传，也不把报纸当成事业来做。因此，只有文人办报“干政”才是真正意义的“新闻职业观”。“文人办报”旨在发言论事，以言论报国。发言论事的主体是文人，在身份的隶属中，一非党，二在野，他们尽管关心政治，有着相应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立场，但是没有进入政府之内，成为政府一员，也没有隶属某一个政党，而是保持在野的身份;他们也非商人，办报会考虑到营业的问题，但仅以此来维持报纸的正常运作，营业而不营利。发言论事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舆论“干政”，通过批评来监督政府，但意又不在革命，不在推翻政府;发言论事的位置处在民间，在体制之外，又同时是政府的诤友，秉持公心，为民众代言。

以“干政”为职业观的文人办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大景观。王韬、英敛之首开先声，把报纸作为建言平台及政府的监督者。英敛之说:“政府有不对的事，报可以驳论之;政府有没有见到的事，报可以提醒之。^[3]随后出现的两次办报高潮，实际上是两次文人论政的高潮。在论政高潮中，充满政见的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片哗然。随着“党人办报”的兴起，文人办报一度边缘化，直至20世纪20年代开始复兴。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赋予自己“监督舆论的政论家”的角色定位，认为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层的肩膀上。^[4]于是，他们试图以政论报刊重建社会重心。同时，以胡政之、张季鸾为代表的新记《大公报》的笔阵“既是文人论政，也开始向职业报人转型”^[5]。张季鸾认为必须充分发挥报纸政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才能尽到报纸“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6]在他们主持新记大公报的时间内，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为中国报界树立了负责任的、议论国是的最高标杆。40年代，以储安平为代表的书生们介入报纸，走上了办报“干政”最后的心路历程。储安平借用了张东荪对于“士的使命”的判断^[7]，表达他的“干政”理想:“‘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8]对于《观察》这个刊物，他坦言:“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可见，在他们的“干政”理想中，有传统“士志于道”的责任，也有着西方民主国家的报纸作为“第四权利”的希冀。

这种真正意义的新闻职业观随着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拐点的出现而中断了。清一色政党机关媒体格局的形成，新闻业作为社会的一个独立职业迅速消解。新闻媒体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职能机构，新闻从业人员成为了党和政府的机关工作人员，新闻职业观发生回流，政治意识代替新闻职业意识，政治观代替新闻职业观，当“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代替新闻职业理想，政治伦理代替新闻职业伦理，“客观”、“公正”、“独立”、“自由”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被极大忽略，新闻工作者的言行“惟上命是从”，对自己从事的新闻职业缺乏应有的敬畏感和严肃感。

虽然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社会转型30多年了，新闻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新闻从业者的新闻职业意识仍不容乐观，新闻职业观还有待进一步端正。胡政之之所以被时人誉为“报业祭酒，论坛权威”，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强烈的新闻职业意识和正确的新闻职业观，并把这种新闻观付诸办报实践。如何增强新闻职业意识，树立起正确的新闻职业观，是面临在每一个新闻人面前需要思考、并做出回答的问题。陈志强这本《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其实践研究》的出版就显得特有意义。

陈志强是一个实诚的人，文如其人。为了撰写这篇博士论文，他是下了功夫的，创新点也是很明确。在20世纪前二三十年，虽然记者的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并得到了官方及社会的认可，但是，对新闻业的研究更多的笼罩在工具价值和宣传价值之下，对新闻业的职业属性和特征缺乏有力地研究。这篇论文以社会学关于职业、职业化的相关理论来探讨作为职业的新闻业的本质属性并进而确定新闻职业观内涵和外延的研究思路，不仅有利于新闻职业观的系统把握，而且给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另外，关于胡政之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了，这篇论文从“职业观”这样一个较小的切口进入，抓住主要问题，层层深入，打一口“深井”，解决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既弄清历史，又关照了现实。

是为序。

2011年11月11日　于喻家山下(www.xing528.com)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前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胡政之:《在重庆对编辑工作人员的讲话》，《大公园地》第9期1版，1943年12月21日。

[3]英敛之:《说国家思想》，载《大公报》，1904年9月1日。

[4]胡适:《这一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努力周报》第38期，1923年1月21日。

[5]李金铨:《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序言，见《文人论证: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6]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季鸾文存》(下卷)，大公报馆1944年版，附录第4页。

[7]在张东荪看来，“士的使命在于‘干政’”。见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观察》第1卷第13期，1936年11月23日。

[8]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