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综述：虚拟社区与老年网民

2.2.1　社会资本的定义

社会资本之所以引起社会学界、经济学界以及政府的关注，是因为它提示人们关注社交性的积极效果。特别是当人们在更大的范围来探讨资本时，大家开始关注到非货币资本形式的社会资本同样可能成为权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当前，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林林总总，表2-3为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的定义。

表2-3　社会资本的主要定义^[4]

（续　表）

虽然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出发，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存在差异，但大部分学者都提到了社会资本的以下两个特性：首先，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资源；其次，社会资本是取得回报的投资^[5]。此外，社会资本的特点还包括：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的功能（Coleman，1990），社会资本包含了网络、信任、规范以及成员身份等要素（Putnam，1993a；Portes，1998）；社会资本可借由社会网络加以动员（Nahapiet ＆Ghoshal，1998）。

Bourdieu、Coleman和Putnam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和研究具有奠基的意义（Field，2008）。三者的联系在于他们都把网络和关系视为一种资源。在Bourdieu（1986）那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资本的不同表现形式，三者可以相互转化。而Bourdieu对文化资本的定义还影响到了Coleman和Putnam对社会资本的认识，后两位学者也都承认价值、规范和意义是社会资本的构成内容。Bourdieu继承了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强烈认可社会资本和权力之间的联系，并视社会资本为精英的一种资产。虽然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也能够成为相对弱势群体的资源，但他倾向于强调亲密和紧密的网络，把社会资本视为个人和家庭的资产，低估了弱关系和松散连接的作用。Putnam把社会资本这个定义推广得最远，认为它是一种可以在社会层次上发挥作用的资源（Field，2008）。

以上三位学者在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上存在着相似的问题：首先，他们都低估了社会资本的负面功能；其次，他们的研究取向都是非历史性的；最后，他们对社会资本进行界定时忽视了对社会资本的类型进行区分（Field，2008）。

结合探索虚拟社区对老年网民社会资本的影响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主要吸收了Bourdieu与Wacquant、Portes和林南（Lin）这三位学者的研究。Bourdieu与Wacquant（1992）指出了社会资本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并且是蕴含在一个结构化的关系脉络之中。Portes（1998）认为社会资本代表了社会中的个体依据其在社会网络或某种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来获取利益的能力；Lin（2001）提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需要经由个体的行动才能接触和获得。上述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都反映出了之前提到的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特性。在借鉴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凭借在某种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通过自身的行动从社会网络中争取到的资源。采用这一界定一方面是想强调成员身份是个体获取社会资本的前提，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行动与结构的统一关系中研究社会资本问题，既看到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又始终把个体的选择行为放到社会结构中考察。

2.2.2　社会资本的层次及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通过梳理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学者陈恒钧（2008）发现：正是由于在分析的层次、分析的立场以及对社会资本的分配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社会资本的定义出现了不同的“形态”。

首先，按照层次不同，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从宏观（macro）出发，以总体（国家、社会）为关照对象；也可以采用中观（meso）研究，以团队、群体与社区等介于总体与个体间的范畴为探究对象；或是以个体为探究对象的微观（micro）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福山（Fukuyama）是采用宏观分析视角的代表，其主张社会资本的存在与否，将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与竞争力（1995：7 ＆33，摘自陈恒钧，2008：4）。中观层次的研究途径被Putnam、Colemn等学者引进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他们以社区及社团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Field（2008）指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强调关系和价值观，它为中观层次的社会结构（meso-level social structures），例如：家庭、邻居、志愿性团体（voluntary associations）和公共机构等提供了新的见解；并且把这些机构作为个体和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之间整合起来。社会资本还允许人们以系统的方式去研究这些中观结构所扮演的角色，如Ferlander（2007）及Hooghe和Stolle（2003）所总结的，社会资本具有结构化的面向（structural dimension）、行动化的面向（behavioral dimension）和认知的面向（cognitive dimension）。伯特（R.Burt）则采取微观（micro）的角度，将社会资本视为个人因为处于组织内的有利位置，得以控制信息流通因而获利（1997：340）。本项研究主要是关注在虚拟社区和老年网民的互动中，作为网民集合体的社区和老年网民的社会资本受到怎样影响，因此在分析层次上立足于中观层面（虚拟社区的结构）与微观层面（每一个具体的网民）。

其次，按照分析的出发点不同，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可被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ered），也被称为个体主义的立场；另一类则是以社会为中心（socio-centric）（陈恒钧，2008；Sandefur ＆Lauman，1998），也被称为集体主义的立场。前者的特征在于关注个人与他人的直接关系，较重视个人的外部联系（external linkage）。林南是从个体行动立场来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中的代表。他主要关注的是个体怎样在社会关系中投资以及个体怎样在社会关系中摄取嵌入性资源以获取回报。持集体主义立场的研究者视社会资本为一个团体的特征。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团队成员之间的友好关系，它能够推动这个团队内部的互动，使团队和其中的成员个体均能获益（Coleman，1990；Putnam，1995）。

最后，按照社会资本分配方式的不同来区分、社会资本被视为具有公共财产性质时，其产生的利益将可平均地分配于社会，个体只是间接受益者（陈恒钧，2008；Putnam，1993b；Fukuyama，1995）；而当社会资本被视为私有财产时，个人可以直接受惠，并借以提升其声望、地位与经济实力（陈恒钧，2008；Belliveam et al.，1996）。

表2-4　社会资本的种类及其差异比较

来源：陈恒钧的论文《社会资本与公共行政之关系》（2005：5）.

本研究在探讨虚拟社区和其成员社会资本的互动时既会关注集体（老小孩网站）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分析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本书在建立分析框架时整合了Nahapiet和Ghoshal（1998），Wellman，Haase，Witte，and Hampton （2001）及Lin（2001）各自所提出的分析社会资本的维度。Nahapiet和Ghoshal （1998）综合了Granovetter，Burt和Coleman等人对社会资本的论述，提出可以从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及认知这三个层面来研究分析社会资本。其中，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指的是社会系统的特征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Haase，Witte，and Hampton，2001），这一维度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网络非人格化的一面。从结构层次分析社会资本的途径主要是关注网络关系的有无（Scott，1991）、网络的形态（如紧密程度、连接性和层级）^[6]以及网络资源的可流动性。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指的是个体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Granovetter，1992），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网络人格化的一面。从关系层次分析社会资本主要考察的是信任、规范与约束、身份和认同。最后，认知维度指的是能够给不同的对象带来共享的表征^[7]、阐释以及意义系统的资源。从认知角度考察社会资本可以从共享的语言和叙事入手。Nahapiet和Ghoshal（1998）所提出的分析社会资本的框架引导人们关注社会资本的资源本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所提出的“结构分析”不同于通过对各项关系指标进行测量的社会网络分析，而是考察关系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个层面（结构、关系和认知）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区分的意义在于从不同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更全面的分析。但这个框架也有局限性，由于它是基于探讨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关系而提出，忽视了社会资本在个体行动，尤其在参与层面的表现。

本书之前提到Wellman等人（2001）在研究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时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网络资本（呼应关系层面的社会资本）、参与资本（包括对公民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参与）及社区资本（指对社区的责任感，呼应认知层面的社会资本）。由于参与的主体是个体行动者，因此参与资本可被视为社会资本在（个体）行动层面的表现。

林南在研究社会资本时也强调了考察个体行动的重要性。他指出研究社会资本需要关注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这三个层面。他提出的分析层次看到了社会资本所包含的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个体在获取社会资本过程中的主动性。而林南所提出的结构与Nahapiet和Ghoshal所提出的结构不同，它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网络所置身的宏观的社会背景。

在以上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笔者结合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特点确立了本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的框架：主要从社会资本在认知、行动、结构及关系这四个方面的表现展开。这里的行动主要指个体的行动，结构是指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而关系则主要落实在人际关系层面。在具体的分析层次上，对虚拟社区的考察侧重于它的设置特点及功能；在认知层次上对社会资本的分析侧重于集体认同^[8]的形成过程，在行动层次上侧重于分析社区成员的社会参与^[9]情况和遵守社区规范^[10]的情形，在结构层次上侧重分析社区成员所组成的关系网络的强度，在关系层次上侧重考察成员间的信任和互助情况。^[11]

图2-1　本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的框架

2.2.3　社会资本的来源要素及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Portes（1998）提出要想系统地分析社会资本，有三类要素必须进行区分，它们是：社会资本的持有者、社会资本的来源，以及社会资本的来源本身。本研究在探索虚拟社区对社会资本的动员效果时着眼点在于虚拟社区对成员社会资本来源的影响。(www.xing528.com)

社会资本的来源究竟有哪些？研究者们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创造社会资本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必不可少的（Adler＆Kwon，2002；Paxton，2002；Naphapiet ＆Ghoshal，1998；Putnam，1995；Coleman，1990）。Adler和Kwon（2002）提醒人们在关注社会资本的来源时也不能忽略了在社会资本的网络上转移和传送（transfer）的东西。学者陈恒钧（2008）经过分析和归纳，提出用社会资本的四个特质——网络（networks）、规范（norms）、信念（beliefs）和信任（trust）作为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在研究网络传播和社会资本的关系时，Resnick和Blanchard也各自总结了社会资本的来源。Resnick（2002）提出了七类社会资本的来源，分别是：①交流的路径；②共享的知识；③共享的价值；④共享的集体认同；⑤义务；⑥角色以及人们扮演这类角色的行为规范；⑦信任。Blanchard（2004）提出社会资本最稳定的构成要素包括了：社会关系的网络、行为的规范及成员之间的信任。

以上学者们所提出的社会资本的来源有重合的部分。基于之前所提到的虚拟社区的定义以及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对老小孩网友的采访，笔者发现：共享的集体认同本身就包括了共享的知识和价值，因为集体认同的建立必须基于成员之间共享的知识和价值。有意思的是Resnick（2002）把角色认定为社会资本来源的一种。但根据他之后的分析，研究角色的落脚点实则是与角色相联系的行为规范。通过借鉴和整合学者们各自所提出的社会资本的来源，笔者选择了以下五个要素作为分析社会资本来源时重点关注的对象，它们是：共享的集体认同、义务、社会关系的网络、规范和信任。

在有关社会资本来源的讨论中，值得一提的是Portes（1998）的研究，他从动机出发，对社会资本的来源做了二元的区分。一种来源是“义务性”（consummatory）的，指行为是根据价值规范的内化（internalized norms）或价值观念的内化（value introjection）而形成；而这些促使人们在特定情境下认识到自己有义务采取特定行为的内化规范就成为了同一群体内其他人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第二种来源是“工具性”（instrumental）的，其行为是基于互惠（reciprocity exchange）原则或强化的信任（enforceable trust）。与义务性动机不同，工具性动机是以计算与理性判断为基础。

2.2.4　社会资本的类别

在当前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中，最常见的分类有两种。第一种是根据关系网络的强度分为弱关系（weak ties）和强关系（strong ties）。弱关系的提法最早源自于Granovetter（1973）提出的“弱关系的力量”（strength of weak ties），揭示出在家人和亲密的朋友圈之外的间接联系（即弱关系）作为非正式的求职管道所发挥的强大作用。根据Ferlander（2007）的研究，强关系通常指代的是亲密的人际纽带，诸如人们和亲密的朋友之间的联结；拥有强关系的人之间联结点较多（multi-stranded），关系能够得到定期的维护。而与强关系相对的弱关系则指代非亲密的人际关系，如与“熟人（acquaintances）”之间的关系；拥有弱关系的人之间通常只有单一的联结点（single-stranded），不会频繁地对关系进行维护。

第二种分类是根据社会资本来源的对象与社会资本获得者的关系将其划分为粘合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接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Gittel ＆Vidal，1998；Putnam，2000）。粘合资本指代的是在相似境况下相似人群之间的关系纽带，如近亲属等；提供的是向内看的视野（Putnam，2000；Woolcock，2001）；桥接资本指代的是人们和关系较远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松散的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这类社会资本能提供向外看的视野，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激发互动和认同。Woolcock（2001）还在连接资本和桥接资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用来指代那些处在社会结构中不同等级的个体之间的联系，如拥有不同职务的同事之间的关系。

当一部分学者提出强关系与粘合资本，弱关系与桥接资本存在着直接对应的关系时（Lin，2001；Van Oorschot et al.，2006），Ferlander（2003）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强关系指的是在感情上相互亲近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而粘合关系（bonding ties）指的是在人口统计学指标上存在相似点的人与人之间可能形成的关系；弱关系指的是情感上相互疏远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桥接关系（bridging ties）指的是在人口统计学指标上存在差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Ferlander（2007）指出不同类别的社会资本在功能上会有重合：强关系和粘合关系的价值都在于它们有可能提供情感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但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也主要是由于强关系和粘合关系所导致，因为这两种关系提供的是向内看的视野（inward-looking），会增强排他性的认同（exclusive identities）。而弱关系和桥接关系则能够给人们提供较广范围内的信息支持。关联资本的功能和桥接资本的功能相近，它们使人们能够接触到自身所属的社会网络之外的资源和信息。

本研究对社会资本的类型进行辨识是为了分析虚拟社区的特点如何影响成员关系网络的结构，以及探索老年网民不同的参与虚拟社区的方式对他们所获取的社会资本类型的影响。

2.2.5　社会资本的特征

首先，社会资本是一种强调关系取向的无形资本（陈恒钧，2008）。因此，投资之后并不能确定将可得到多少回报。但个人或组织将可以延展外部关系网络，建立多重联结。人们还能够借社会资本发展内部关系，强化成员的认同感（同上）。社会资本的这一特性影响到了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在对社会资本的定量研究中，学者们还未就测量社会资本的量表达成共识。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考察社会资本的来源要素在虚拟社区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过程。

其次，社会资本具有可挪用（appropriable）及可转换（convertible）的特性（陈恒钧，2008；Coleman，1988；Bourdieu，1986）。在这一特征上，社会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相似性。

第三，社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而损耗，即不存在折旧率的问题；只有当行动者彼此间的关系结束，社会资本才会消失。（Lesser，2000：8；陈恒钧，2008）。

第四，社会资本强调关系的重要性，它由成员间的互动来创造价值，若成员从相互联结的网络中退出，则既有的社会资本将化为乌有（Burt，1992：58）社会资本的这一特征也是它和其他形式的资本的最大差异之所在（陈恒钧，2008）。

第五，社会资本不是单纯的物质对象，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实践。之前提到，林南建立了研究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点——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这三者的关系是：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社会结构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因此，社会资本不仅仅是关系和集体，也不仅仅是在关系和集体中蕴含的功能；它还是面对资源争取回报的投资行动，是运动变化的投资过程（刘少杰，2008）。正因为社会资本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所以本研究会关注网民个体的社会资本如何随着虚拟社区自身所含资源的变化、网民认知和行动的改变以及网民互动场域的变化（如从线上到线下）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2.2.6　社会资本的正/负面功能

1.社会资本的正面功能

研究者在对社会资本进行界定和分析它的特征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社会资本的功能。^[12]在此做一归纳，以便为下文分析社会资本对于老年网民的意义打下理论基础。在早期，学者对社会功能的讨论集中在社会资本可能给行动者和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

首先，由于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生产性资源，人们可以凭借其来获取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Bourdieu，1986）。根据Bourdieu（1986）对社会资本的论述，社会资本是与人们在某个团体里的成员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其价值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对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来换取物质与精神上的回报。^[13]而成员身份首先就意味着能够得到集体所拥有的资本的支持，集体给成员提供了信用凭据。

其次，社会资本能够替代或补充其他形式的资本。举例来说，当经济和人力资本不足时，行动者或可以用丰厚的人脉资源来予以补充；此外，社会资本还能减少交易成本，借以提高获取经济资本的效率。

第三，从社会资本的来源，如信任、互惠、认同、互助等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可以发挥“社会黏合剂”的作用。Newton（1999）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有助于把个人从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状态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利益感的状态。

第四，社会资本与行动者的情感性行动^[14]联系在一起，是行动者巩固资源和防止资源损失的工具。而情感性行动的回报包括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Lin，2001）。这也说明社会资本可以协助人们去获得和巩固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最后，社会资本是人们从家庭以及家庭以外的关系网络获取支持和利益的重要来源（Portes，1998）。Portes（1998）指出：帮助人们在家庭关系之外经由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利益是社会资本最常见的功能。社会资本的这一功能被频繁地应用于社会分层领域，可以为人们提供就业的机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性和商业成功的可能性。

2.社会资本的负面功能

随着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从初期专注于探讨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逐渐发展到能够理性地看待社会资本功能中的正反两个方面。Portes （1998）是最早系统地论述社会资本负面效果的学者之一。他指出：社会资本所能够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对外来者的排斥；第二是对组内成员的过度要求；第三是对个体自由的限制；第四是不断降低的衡量标准。第一重的负面影响比较容易理解，同样的紧密纽带，在给一个团队的成员带来利益的同时可能成为阻挡外来者进入分享团队利益的屏障。第二重负面效果是对第一重效果的回应，这是因为团队或社区的封闭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遏制成员创新精神的发挥。而当社会或团队参与要求创造出同一性（即要求从众）时，由此带来的社会控制对个人自由（包括隐私权和自主性）的束缚就不可避免了。社区团结和个体自由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Simmel，1964，［1902］，in Portes，1998：17）就曾经有过论述，他是站在支持个人的自主权和责任的立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建立更强有力的社区网络和遵守规范的制度以期重建社会控制；但不能忽视的是社会资本限制成员自由的功能所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第四重负面效果产生的情形是当一个社区的团结是由共同的苦难经历以及与主流社会的对立凝聚而成的时候，降低了的衡量标准就会让那些受到压制的组织成员安于现状，并迫使那些更有抱负的成员逃离。

本研究在分析虚拟社区对老年网民社会资本的影响时，会同时考察社会资本对成员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以全面揭示虚拟社区对社会资本的不同方面的影响以及发展社会资本之于老年网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