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理论形态的历史演进，直接地取决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化；而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化，则深层地取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转换。因此，哲学史，归根到底是理论形态的人类发展史；每个时代的哲学，则归根到底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从这样的理论视野去阐述作为哲学世界观的当代辩证法理论。
哲学界通常是以“转向”这个概念来标志哲学本身的根本性变革，并由此提出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及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20世纪后期以来，哲学界则把当代哲学的根本性变革称之为“生存论转向”，并试图以“生存论转向”深化对马克思的“实践转向”的理解。我们需要从这种哲学“转向”中把握当代辩证法理论的总体特征。
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以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去解决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则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为出发点去反省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的“现代”含义，是指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中介去回答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理论形态。它与传统哲学（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哲学总是以“超历史”的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而现代哲学则是以“历史的”方式去提出和回答哲学问题。人的历史性存在，或者说，人的存在的历史性，是“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的深层内涵，更是所谓“生存论转向”的深层内涵。这种深层内涵，决定现代哲学不能不是聚焦于对人的存在的反思，因而现代意义的辩证法理论也不能不是从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中形成自己的总体特征和理论内容。当代辩证法理论的总体特征就表现在：其一，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它的理论聚焦点；其二，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及其内在矛盾成为它的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三，对科学、语言、文化、发展以及实践的理解成为它的具体的理论内容；其四，对当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反思成为它的主要任务。
人的存在方式问题的凸显，我们可以用所谓的“生存论转向”来表达；同样，对于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之所以凸显出来的根据，我们也可以从“生存论转向”的深层内涵来说明。
哲学界以“生存论转向”来表达对当代哲学的根本性理解，是因为这种概括凸显了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即凸显了把哲学视为关于人类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这种哲学的自我理解。在“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的理论进军中，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弊端，在于它把人同人的世界割裂开来，试图以人的“理性”去“洞悉”与人相对峙的“世界”的“普遍规律”，并把这种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无涉的、永恒的“普遍规律”作为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终的根据即“本体”。这就是现代哲学所讨伐的统治人类思想的两千年来的“本质主义”的哲学理念。应当说，正是这种“本质主义”的哲学理念，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从真善美与假恶丑绝对对立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和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对“本质主义”的讨伐，也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
“本质主义”的哲学理念，就其产生的历史根源说，是因为人类长期生存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社会之中，这种自然经济社会需要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去确立某种“神圣形象”来实现和维护“人对人的依附性”；就其产生的理论根源说，是因为人类文化总是倾向于以某种单一性的、确定性的乃至终极性的东西来解释和规范复杂性的、多样性的、模糊性的、暂时性的存在，即总是倾向于以某种超历史的、非历史的东西去解释和规范一切历史的存在，以至于用某种“普遍性”的“标准”压抑和取消了任何“多样性”的“选择”，这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肆虐”。
以“本质主义”的哲学理念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生存论转向”所凸显的哲学自我理解的双重自觉：其一，它是一种“拒斥”传统的“本质主义”哲学观的自觉，即以“生存论转向”为标志而讨伐任何试图以“超历史”的观念去构建哲学体系的哲学观自觉；其二，它又是一种“确立”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的哲学观自觉，即把哲学“定位”为关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哲学观自觉。“生存论转向”所标志的双重的哲学观自觉，表明这种“转向”与我们通常所概括的“实践转向”是一致的；但是，以“生存论转向”来标志这种双重的哲学观自觉，有助于我们在对“实践转向”的理解和阐释中，避免经常会出现的实证化或庸俗化的弊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生存论转向”来表达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是富有理论说服力的。
用“生存论转向”来表达对当代哲学的根本性理解，还是因为这种概括凸显了当代哲学的主题性转换，即凸显了当代哲学对人类自身的历史性存在的关切。马克思批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并提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而为整个现代哲学的“转向”提出了鲜明的时代性主题，即把哲学的目光从对“普遍规律”的寻求“转向”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关切。人们之所以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称之为“实践转向”，就在于马克思把哲学的目光“转向”了人的生存方式——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用恩格斯的话说，就在于马克思开拓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道路。而人们之所以在坚持马克思所开拓的“实践转向”的哲学道路的理论进军中又提出所谓的“生存论转向”，就在于“实践”作为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它需要从人的“生存”出发而获得全面的、深入的理解，以避免把“实践”视为某种抽象的“客观活动”。
人的“生存”是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悖论”性的存在方式。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不仅造成了现实世界的二重化（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人类存在的二重性（自然性与超自然性）、历史发展的二象性（人们创造历史与服从历史规律），而且更为深刻地造成了对人类“生存”而言的“有利”与“有害”、“进步”与“倒退”的“悖论”。在当代社会的“科技文明”与“全球问题”、“市场经济”与“人的物化”的深刻矛盾中，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它敏锐而痛切地把握到人类“生存”的矛盾与困境，因而合乎逻辑地以“生存论转向”来实现对人类存在的关切，即以“主题性转换”的方式来实现哲学对人类存在的关切。正是这种关切，为当代辩证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容。
现代化，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的自然人化过程，也就是以现代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过程，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急速实现的个体社会化过程，也就是以等价交换的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过程。由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便愈益明显地凸显了两个方面的尖锐矛盾：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的矛盾，二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现代化与人的物化状态的矛盾。
现代化所实现的空前的自然人化过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又造成了包括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粮食紧张、能源危机以及核战争威胁等在内的“全球问题”。而市场经济所实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挺立了个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增强了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形成了某种人的自我实现的条件，又造成了“抹去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去”，也就是使人“物化”的生存状态。这就是当代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性矛盾所构成的“现代化问题”。
面对这种现代化的双重性矛盾，形成了世界性的哲学层面的现代化思潮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尖锐矛盾。作为反现代化思潮，一是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以道德理想主义批判发达国家中的“物欲横流”；二是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以文化保守主义所进行的现代化反省。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化思潮，则把现代化所实现的自然的人化即自然的隐退，视为哲学一向所寻求的绝对性、确定性和终极性的消解。真理观的多元论、价值观的相对论、历史观的非决定论，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性解释原则。由此便形成了当代哲学的形上与形下、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终极关怀与“消解哲学”的尖锐冲突。这些冲突构成了当代辩证法理论中的“总体性问题”。
在当代哲学的各种理论论争中，人的生存意义被不断地凸显出来。而在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哲学反思中，则愈来愈凸显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及其内在矛盾问题。哲学与宗教、哲学与艺术、哲学与科学、宗教与艺术、科学与艺术，以及这些基本方式各自的内在矛盾，成为当代辩证法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www.xing528.com)
人类意识所创造的“意义世界”，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神话、常识、艺术、宗教、伦理、科学和哲学——为中介而实现的。这些“方式”构成了卡西尔所说的“人性的圆圈”，也构成了“意义”的“同一主旋律的多重变奏”。这个“同一主旋律的多重变奏”展现了人类存在的复杂的矛盾性。
人类把握世界的“神话”方式，它既以宇宙事件来看待人的行为，又用人的行为来解释宇宙事件，从而在双重的幻化中构成了神话的意义世界。在神话的意义世界中，人既不是浩渺宇宙中的匆匆过客，也不会无所归依地死去，人的生命活动具有宇宙事件的意义，生命的消逝具有了灵魂转移的再生的意义。这种“神话”方式在当代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了它的新的存在方式。
人类把握世界的“宗教”方式，它以塑造“神圣形象”的方式而使人的存在获得神圣的意义。宗教中的“神圣形象”（如“上帝”），它把各种各样的力量统一为至高无上的力量，把各种各样的智能统一为洞察一切的智能，把各种各样的情感统一为至大无外的情感，把各种各样的价值统一为至善至美的价值。这样，宗教中的神圣形象，就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一切智能的根据、一切情感的标准、一切价值的尺度，人从这种异在的神圣形象中获得存在的根本意义。然而，生活的意义来源于宗教的神圣意义，这意味着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异化给了宗教的神圣形象，是人还没有获得自我或再度丧失了自我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这说明，宗教所创造的意义世界，正是表现了人的悖论性的存在。
人类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它以创造“艺术形象”的方式而为人的生活提供了意义的世界。艺术使个人的感受条理化、个人的感情明朗化、个人的体验和谐化，从而构成了一个表现人的感觉深度的世界，一个深化了人的感觉和经验的世界。在艺术的世界，我们从尘封的历史中看到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从遥远的异域中看到一个个“跳动的心灵”，从他人的世界中看见一道道“诱人的风景”。在“大众文化”兴起的当代，艺术正以新的形式展现人的生存矛盾和“现代人的困惑”。
人类把握世界的“伦理”方式，是以规范和调整人与他人、“小我”与“大我”相互关系的方式而使人成为“社会”的存在，并获得社会生活的意义。人的社会是“伦理”的社会，“伦理”的社会创造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也创造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意义”的世界。物我、人己、是非、利害、祸福、毁誉、荣辱、进退、生死、寿夭，纷至沓来的人生矛盾，扑朔迷离的价值冲突，在当代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人类把握世界的“科学”方式，被卡西尔称作“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推动宇宙”的“支撑点”。科学以它的各种首尾一贯、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为我们展现各门科学所把握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数学的”世界，又为我们展现当代科学所把握到的“系统的”、“信息的”、“自组织的”世界，还以它的“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精神”作为价值规范的形式而变革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科学总是不断地更新人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的“生活方式”，因此，对科学的反思成为当代辩证法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为人类自身的存在提供多重意义。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社会所悬设和承诺的“意义”的“标准”，与个人对这个“标准”的选择与认同，总是处于矛盾之中。特别是在人类生活世界发生时代性变革的过程中，由于常识意识、科学精神、审美意识和伦理文化的全面变化而引起的“意义范式”的转换，总是造成时代性的“意义危机”。这种“意义危机”，既会激发“意义”的个体自我意识的新的感受和领悟、新的期待和追求，也会引发“意义”的个体自我意识的新的困惑与迷惘、新的矛盾与冲突。 “我到底要什么”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与“我们到底要什么”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正是深刻地体现了各个时代的“标准”与“选择”的矛盾。
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最为根本的矛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一方面，人在市场经济中实现“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这种“人的独立性”又必须和只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因此，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没有解决人的自我异化，而是如马克思所说，只是把自然经济中的“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人在这种“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深切地感受到一种二重化的矛盾：一方面，“神圣形象”的消解，或者如尼采所说“上帝被杀死了”，人们既感受到了没有了“窥视”自己、“惩罚”自己的“上帝”的解放了的愉悦，又感受到了一种没有“规范”自己、“约束”自己的“标准”的空虚；另一方面，在“非神圣形象”即“法”、“政治”等“世俗”化的“规范”中，人们既感受到新的“束缚”和“压抑”，又感到“非神圣形象”作为“标准”的“非神圣性”，因而也感受到一种无所皈依的烦躁。这种烦躁就是一种“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在市场经济中“现代性的酸”使得传统的天经地义的“标准”失去了神圣的灵光。当人们进行“选择”的时候，却总是难以确认选择的“标准”。捷克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曾把他的一部风靡全球的小说命名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种“轻”，就是生命难以承受的“没有标准的选择”之“轻”，也就是生命难以承受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之“轻”。在现代哲学中，西方的“存在主义”曾经把它之外的一切哲学都斥之为“本质主义”哲学。然而，由于“存在主义者把整个理念世界作为无用的精神建筑而加以抛弃，结果他们却碰到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矛盾：他们必须在一无选择的原则，二无任何他们可以用以衡量他们是否选择得好的标准的情况下进行选择”，由此便造成了“存在主义者的焦虑”[1]。
哲学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它对当代人类的巨大的生活价值，就是对时代性的“意义危机”做出全面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因此，真正的哲学，总是以自己提出的新的问题、新的提问方式以及对新问题的新的求索，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为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提供自己时代的根据、尺度和标准，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以当代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和当代人的种种困惑为对象而进行哲学反思，这就是当代辩证法理论的总体特征。
[1]\[法\]保罗·富尔基埃：《存在主义》，5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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