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当代社会生活基础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意识”与“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表明，作为人类意识的“辩证智慧”，作为哲学理论的“辩证法”，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决定于人类自身的“实际生活过程”。正是当代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为当代辩证法理论提供了空前广阔与深刻的“生存论”根基。

关于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曾做出这样的概括，即人类的存在表现为三大历史形态，这就是“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而关于与生活密不可分的理论，马克思则做过这样的概括：“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辩证法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从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看，人的存在方式的最重大的变化莫过于从“自然经济”中的“依附性”存在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性”的存在。这种“实际生活过程”的变革，为辩证法理论提供了空前广阔与深刻的理论内容。

从人的存在方式上看，所谓“自然经济”，就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或较为低下的情况下的“人的依赖性”或“人对人的依附性”的人的存在方式。在“自然经济”的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或较为低下所造成的“人对人的依附性”，“自然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文化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既需要文化生活的蒙昧主义，更需要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自然经济的人的存在方式，从本质上看，就是这种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在西方近代以前的社会生活中，这种“人对人的依附性”，表现为“人对神的依附性”。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它是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人则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异化给了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从而成为依附于“上帝”的存在。在这里，“上帝”就是绝对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哪里还有什么“辩证智慧”可言呢？同样，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在“存天理，灭人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以及“法先王之法”、“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告诫与“纲常”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可以看到由此所造成的崇高的异化：崇高被异化为代表“国家”、“社稷”的“君主”；崇高被异化为代表“人性”、“人格”的“圣贤”；崇高被异化为代表“经典”、“文本”的“儒学”；崇高被异化为代表“伦理”、“道德”的“纲常”；如此等等。在这种“崇高”与“渺小”的绝对对立中，哪里还有什么“辩证智慧”可言呢？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超越自然经济的市场经济，实现了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性转变。马克思提出，在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

如果我们把“自然经济”的特征概括为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文化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那么，在与“自然经济”相比较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市场经济”的特征做出如下的概括：经济生活的反对禁欲主义而要求现实幸福，文化生活的反对蒙昧主义而要求理性自由，政治生活的反对专制主义而要求天赋人权。“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的理论表达，则构成人们所熟知的著名的哲学命题，这就是：“我欲故我在”（要求现实幸福）；“我思故我在”（要求理性自由）；“我生而为人”（要求天赋人权）。

如果我们更深入一步地从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人的存在方式的视角去透视“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又可以对“市场经济”的特征做出更为实质性的概括。这就是：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以功利原则为价值核心）、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以科学思维为合理性）和民主法制的社会体制（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

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从而也就塑造了人的新的存在方式——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方式。对于人的这种存在方式的本质与特征，马克思做出了最为简洁、精辟的理论把握与概括：“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个概括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存在方式的二重性：一方面，与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使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转变为“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人的独立性”，只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因此它所实现的由“人对人的依附性”到“人的独立性”的转变，只是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和“对物的依赖性”，构成“市场经济”中的全部矛盾的根本性内容。而“现代社会”则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和大众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人们在现代社会的“实际生活过程”，就表现为人的“独立性”与“对物的依赖性”的矛盾冲突的过程。正是这个实际生活过程，构成了辩证法理论的当代社会生活基础。下面，我们就从这个“实际生活过程”及其所表现的当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去分析当代辩证法理论的社会生活基础。

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社会思潮的首要特征，可以称之为“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之中，人们总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问题。传统哲学作为传统社会的“思想中的现实”，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两极对立的生存方式及其思维方式，总是试图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绝对对立中去寻求某种绝对的确定性。由于传统哲学总是把这种绝对的确定性对象化为某种确定的存在并使之神圣化，从而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则日益深刻地消解掉了这些“神圣形象”的灵光，使得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当代世界的政治模式形成了“从对抗到对话”的多元化和多极性，“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当代世界的经济模式发生了“从对立到合作”的变革，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进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当代世界的文化模式发生了“从对峙到融合”的变革，“欧洲中心主义”已被多元文化模式的共存、交流与融合所取代；当今人类的思维模式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深刻变革，把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把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理解为时代水平的“合法的偏见”，把人类的存在视为“超越其所是”的开放性、未完成的存在，已逐步成为当代人类的共识。

这种“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使人类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僵死凝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它标志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并成为当代辩证法理论的真正的、坚实的社会生活基础。然而，由于“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也消解掉了传统社会所悬设和承诺的绝对确定的种种思想的根据、价值的尺度和行为的标准。因此，面对这种“两极对立模式消解”的社会思潮，需要当代哲学重新寻求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尺度和标准，也就是必须以理论的方式重新确定崇高的位置。当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既构成了当代辩证法理论的真实的生活基础，也为当代辩证法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理论问题。

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社会思潮的另一个特征，可以称之为“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神圣形象”，“英雄”则是“神圣形象”的世俗化存在。“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不仅仅是在“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也是在“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在打着“灵光”的“英雄”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历代的帝王将相、圣人先哲都涂抹着“神圣形象”的灵光，以超世或救世的“英雄”的方式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并被描绘成创造历史的主人。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则不仅消解了“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而且也消解了“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普通的个人，又都可以是显示个人能力的“英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领袖”已不再是超然于历史之上的救世主式的“英雄”，而是承担重要责任的“公务员”；现代科学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科学家”，已不再是凭借个人才智而给予人类以划时代发现（或发明）的“英雄”，而只能是依据某种“科学范式”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集团中的“优秀分子”；现代文学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日新月异，以及“接受主体”的“解读”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使得当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已不再是“鹤立鸡群”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巨匠”，而是不断地超越自我的“探索者”；同样，现代思想的日新月异和丰富多彩，也使得当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再是某种不可质疑的“思想伟人”，而只能是不断地向人们展现新的可能世界的“思想者”；随着现代人的“公民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公德”的普及，各种各样的“行为楷模”也失去了往昔的难以企及的神圣性，而愈来愈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好男好女”或“优秀公民”。

这种“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英雄”与“奴隶”、“君子”与“小人”的对立，把人们从“英雄创造历史”的误区中解放出来，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追求实现自我和在社会中做“优秀分子”的社会成员，使得“公民意识”成为每个人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意识，这无疑是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它标志着人从“传统人”变成了“现代人”。然而，这种市场经济所形成的“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5]。因此，只有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从人的存在方式和自我意识两个方面构成了当代辩证法理论的现实基础。

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社会思潮的又一个特征，可以称之为“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在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中，“文化”是在教育不发达的状态下，将“文化”分为“化”者（教人者）与“被化”者（被教者）对立的两极，从而把“文化”视为向“被化”者灌输至高无上、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真理”。因此，这种“文化”只能是属于特定阶级（和阶层）的作为“经典”的“高层精英文化”。以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民主法制的社会体制的“三位一体”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状况。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程度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等众多因素，使“文化”变成了“大众文化”，即不再是属于某些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失落”，不能不是一种历史的巨大进步。它在“文化”的意义上弱化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然而，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同样体现的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以文化商品化为基础的泛审美形象的全面增殖。广告形象、时装模特、明星效应、通俗作品以至“卡拉OK”、“MTV”日益成为文化的主体。这种商品化的文化又以工业化的方式而得以最广泛的生产与推售，并通过电视等现代媒体得以极为迅速和广泛的传播。“接受主体”已经变成这种商业化的文化的“被动客体”。市场经济文化已经成为“平面化”的大众化、“媚俗”的商业化、“控制”的工业化和“宣泄”的世俗化的统一。“在大众传播之类的现代文化工业中，文化生产并入一般商品生产的形式中，商品生产的规律支配了文化生产，因而整个的文化工业所遵循的唯一历史法则是：文化原来所遵从之内在价值的标准被文化市场上之文化商品的外貌及需求所取代，最没有意义但最容易了解的信息变成最好的信息，因而信息的复杂性也就被牺牲掉，代之以大量容易被了解、被接受的信息，文化劳作变成愈来愈粗糙、愈来愈只注重感官的感觉。在这样的历史法则下，愈来愈多各式各样无意义的文化符号垃圾被制造出来，充斥在文化市场上，而意义、规范等符号则被弃置。”^[6]

文化生产与文化生产的主体是密切相关的。作为传统的“精英文化”的主体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市场经济文化中发生了迅速的、深刻的分化。“在西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或者用来指那些坚持站在超然特立之地位来护卫人文主义价值的文化人；或者用来指那些怀疑传统之意识形态，并试图加以重估检讨的文化人。不管是哪一种用法，它都指生活在一种‘知性之自我反省’（intellectual self-reflection）传统中的文化人，换句话说，不管是站在哪一种实际的政治立场或知识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必须关心他生活于其中之社会的规范问题（normative problems），关心他直接利益与经验以外之意义符号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对这类问题之创造性、批判性思考传统的守护者，因而他基本上是守护知性生活之伦理的道德家（moralister）……20世纪20年代以后，社会的动乱使西欧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在一个痛苦抉择的时代，知识分子不能再主张以超然宁静的心情去观察人类的社会活动，然后在知识上作一番展示之后，宣称得到一个‘真善美为何物’的堂皇结论；而是应该挺身而出，接受时代的召唤，肯定在政治上与道德上涉身与投注的必要，因为思想并不是一件超然与静态的事，而需要深深地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因此，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观察者，他代表了社会的良心。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中，19世纪之前那种要求超然特立、不作判断的伦理观被涉身投注的新伦理观代替了。”^[7]而市场经济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则分化为“技术官僚”、“文化明星”和“孤寂的学人”。许多“文人”也向往着像歌星、影星、球星、笑星一样，成为制造某种“轰动效应”的“文化明星”。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分子”自身已成为价值多元化的某种表征，而不再是某种统一性价值观的表征。在多元的价值观中做出个人的选择，或在多元的价值观中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已经成为当代人的主要的思维方式。

在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社会思潮中，“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和不容回避的显著特征。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消解哲学”，就是这一特征的集中表达。在以“哲学文化”取代“神学文化”的近代“后神学文化”中，哲学和科学取代了神学，从而使“理性”成为人类普遍的自觉意识。恩斯特•卡西尔曾经这样阐述被近代人类及其哲学视为最伟大的力量的“理性”：“所有形形色色的精神力量汇聚到了一个共同的力量中心。形式的差别和多样性，只是一种同质的形成力量的充分展现。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理性的力量并不在于使我们能够冲破经验世界的限制，而在于使我们学会在经验世界中有宾至如归之感”，“在17世纪的那几大形而上学体系——笛卡尔、马勒布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体系里，理性是‘永恒真理’的王国，是人和神的头脑里共有的那些真理的王国”，“18世纪在一种不同的、比较朴素的意义上看待理性。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现在，人们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后天获得物而不是遗产。它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象银币一样窖藏起来，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整个18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它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18世纪文化的基本目的，就是捍卫、强化和巩固这种思维方式”。^[8]

这种“理性”的观念发展到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则成为一种取代“上帝”的“绝对精神”。对此，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当这个黑格尔发现，他借理性不能得到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时，他是多么为理性而感到自豪，以致他干脆宣布理性为上帝。这样，作为“非神圣形象”的“理性”就变成了“神圣形象”的“上帝”——人挣脱了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却又陷入了“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因此，以“理性”为标志的哲学（首先是黑格尔哲学）遭到了现代哲学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以“现实的理性”（实践）对黑格尔的“抽象的理性”的批判，科学主义的以“谦虚的理性”（科学）对黑格尔的“狂妄的理性”的批判，以及人本主义的以“丰富的人性”对黑格尔的“冷酷的理性”的批判。被近代哲学奉为圭臬的“理性”的权威在现代社会及其哲学中被不断地“弱化”了。

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弱化”，首先是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的觉醒。当黑格尔把“理性”视为人的全部丰富性（感觉、情感、意志、想象、目的等等）的深层统一性时，他便以一种泛逻辑主义的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了。当他进而把人的“崇高”归结为“个体理性”对“普遍理性”的认同时，他就把“崇高”异化成了非人的、超历史的存在。对近代“理性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的批判，表现了现代人类及其哲学对于“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批判，因此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这种以“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和“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为前提的“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却使当代人类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之中。这就是“现代人的困惑”。

“现代人的困惑”，是寻求人类“精神家园”的困惑。这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社会思潮的又一个突出特征。市场经济把它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全部社会生活当中，并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由此便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无休止的攫取造成的“全球问题”），人与社会的异化（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扭曲），人与他人的异化（金钱关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人与自我的异化（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而造成的自我的失落）。现代人的这种“物化”或“异化”，使人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精神家园”的失落：世界的符号化和自然的隐退所形成的“无根”的意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所形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终极关怀的感性化所形成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义失落”。(www.xing528.com)

以市场经济的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社会思潮，表明当代人类的生活世界处于深刻的“意义危机”之中。当代哲学作为当代“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它需要对这种时代性的“意义危机”作出全面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辩证法理论获得了自己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基础。

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从其最具基础性和普遍性的内容和方式上看，可以概括为“非日常生活的日常化”。这主要表现在日常经验科学化、日常消遣文化化、日常交往社交化、日常行为法治化以及农村生活城市化等方面。而从深层上看，非日常生活的日常化过程，则是人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与重建的过程。

常识的思维方式是形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适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正因为常识的思维方式形成于并适用于“日常活动范围”，所以，在“日常活动范围”内就有常识思维方式持久稳固的存在基础。要变革常识思维方式，首先就要求人们的“活动范围”的拓宽、深化和转换。因此，常识思维方式及其所构成的世界图景的变革，是以非日常生活的日常化为基础的。一旦进入非日常生活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常识思维方式及其所构成的世界图景就会遭到“最惊人的变故”。正是这种“变故”，这种现代社会的“实际生活过程”，为辩证法理论提供了现实的生活基础。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首先是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人们进入了广阔的非日常生活领域，并不断地使这种非日常生活日常化。因此，非常识思维的常识化，首先和集中地表现在科学思维的常识化。科学的直接意义在于，它为人类提供描述和解释世界的不断深化的概念系统和知识体系，从而为人类展现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科学世界图景。然而，正如常识的世界图景是由常识的思维方式所构成的一样，科学的世界图景也是由科学的思维方式构成的。科学的发展史是人类理论思维的进步史。科学概念的形成和确定、扩展和深化、变革和更新，不仅为人类提供“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9]，而且为人类提供不断增加和不断深化的认识成分和思维方法。特别是科学的每一次划时代发现，更以其璀璨夺目的理论成果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既成论到进化论，从绝对论到相对论，不仅使非此即彼的常识思维方式遭到巨大的冲击，而且使科学思维方式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转化为人们的常识思维。在现代科学中，由于各种科学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特别是由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横向学科”的兴起，在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意义上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及其所构成的世界图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科学“已把人类的思维训练到能够理解以前几世纪中有教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逻辑关系”^[10]。这就是现代科学常识化所引起的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它为当代辩证法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把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升华为理论化的社会自我意识。现代哲学告诉人们，没有中性的观察，观察渗透和负载着理论，人们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是以人们把握世界的概念框架和思维方式及其历史性变革为前提。现代哲学深刻地改变了以素朴实在论为代表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以机械决定论为代表的线性因果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以抽象实体论为代表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这不仅在哲学层面上有力地推进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常识化，而且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常识化。

常识作为人类的思想与行为的价值规范，是人类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适应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一般文化环境的产物。在常识的价值观念中，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和标准、范围和限度，都是经验的普遍性。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直接受到常识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的制约与规范，任何超越普遍经验的思想与行为，都是对常识价值规范的亵渎与挑战，都会被视为荒诞不经或胡作非为。经验性的价值标准规范了常识价值观念的狭隘性与保守性。在常识的价值判断中，总是“定性”地做出论断，而不是“定量”地进行分析，总是孤立地评价经验的具体对象，而不是系统地考察对象的诸种关系。真与假、是与非、荣与辱、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君子与小人、崇高与渺小，被常识的经验标准泾渭分明地断定为非此即彼的存在。常识的价值观念往往缺少必要的张力。简单性和绝对化也是常识价值观念的显著特性。与常识不同，科学的价值观念不是经验性的，而是理性化的。科学以其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去规范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实证精神和分析态度是科学价值观念的基础。它不仅着眼于经验的普遍性，更着重于对经验普遍性的理性思考，它不仅着眼于“定性”式的论断，更着重于形成论断的“定量”化的分析，它为人们超出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价值观提供了现实基础。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处于生生不已的历史性转换之中，从而不断地变革和更新了人对自己和世界及其关系的理解，即不断地变革和更新了人们的世界观。思想内容和行为内容的拓展、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更新，必然引起价值标准的变革。由于价值标准是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和价值规范的根据，因此，价值标准的变革又必然引起整个价值系统的历史性转换。这是科学价值观念对常识价值观念的狭隘性和保守性的超越。

哲学作为人类存在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它的价值观念具有显著的反思和批判的特性。它不是直接地提出和给予某种价值判断，而是把常识的和科学的价值判断作为反思的对象，批判地揭示隐含在这些价值判断中的前提，即揭示和批判地考察做出这些价值判断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从而启发人们以批判的精神和开放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哲学以“非日常生活的常识化”为基础，在日常经验科学化、日常消遣文化化、日常交往社交化、日常行为法治化和农村生活城市化的“实际生活过程”中，不断地升华了人类生活的辩证智慧。哲学的价值态度是以理想的应然性和历史的大尺度去观照和反思常识和科学所给予的现实的价值观念，使人们在理想与现实、历史的大尺度和小尺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因此，哲学层面的价值观是历史的和辩证的价值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它致力于寻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辩证统一，引导人们自觉地超越绝对主义的或相对主义的价值态度，不断地提升人们的人生境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哲学观念的常识化，就是辩证的价值态度和人生境界的普遍自觉化。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杭之：《一苇集》，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7]杭之：《一苇集》，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8]［德］卡西尔：《启蒙哲学》，3、11、1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9]《列宁全集》第55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