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驰对《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研究》的营构

1998年，已任教新加坡国立大学四载的萧驰^[4]在准备出版他的一本论文集^[5]时，遇友人提示其主题与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研究谱系的思想脉络十分切近，遂将之命名为《中国抒情传统》，以期待与此学术谱系展开对话。^[6]萧驰在文集的自序中追索了自陈世骧、高友工以降，至孙康宜、林顺夫、蔡英俊、吕正惠、张淑香等海外学者的抒情传统研究成果，并指出自己文集中各篇论文与上述诸人的研究具有共同的关注。从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的形成史来看，这是该学派继张淑香从内部追认其发展脉络以来，第一次从“外部”视角清理其思想传承的谱系，也是相对较完整的一次检视。自此以后，该学术谱系的人员构成越来越趋于稳定，成员之间的互认与共识不断加深，海内外学界也逐渐把这一学术群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在此后的研究中，萧驰逐步调整着自己的学术定位。他先是出版了专著《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7]，并声称该书旨在“重现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间一座天桥”^[8]。后又出版了《佛法与诗境》^[9]，思想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转变，似乎对中国诗学中佛禅思想导引的纯感性的清净直观有所体认，而对抒情传统说略生迟疑。但随即，他与柯庆明合编《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10]，作为2009年“抒情的文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对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的又一次整体检阅，并通过把自己的文章^[11]收录文集而使其作为海外中国抒情传统论者的身份合法化。2011—2012年，萧驰相继出版了“中国思想与抒情传统”三部曲，作为他在中国抒情传统论域内的研究总结。三部曲中唯第一卷《玄智与诗兴》^[12]大体属于新著，而二、三两卷《佛法与诗境》^[13]和《圣道与诗心》^[14]，分别是其旧作《佛法与诗境》（中华书局版）和《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上海古籍版）改头换面的再版。这一过程也展示出萧驰由明末清初（王夫之对宋明理学诗学观念的总结）至晋唐五代（受佛教影响的诗学观念）再至汉魏六朝（受玄学影响的诗学观念）逆向研究，最后形成相对完整的中国诗学观念史的治学路径。而这一三部曲式的结构安排，包括标题名称和研究时段都明显效仿了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三大名著《才性与玄理》^[15]《佛性与般若》^[16]《心体与性体》^[17]。三卷书扉页“献给怀抱重建中国文化理念的人们”的题记，也应和了港台新儒家“重建中国文化”的职志。借助这次三部曲统一出版的“经典化”，萧驰扭转了他对抒情传统说的摇摆态度，重新树立了自己作为“滥觞北美而流播亚洲‘中国抒情传统’学术形态中重要学者”^[18]的形象。

以下对萧驰的“中国思想与抒情传统”三部曲按实际的写作顺序作一简要的描述。如前所说，第三卷《圣道与诗心》其实就是萧驰旧作《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的修订版。该书以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为研究对象，先后探讨了王夫之的“情景交融”思想、以“势”论诗的批评观念、对“兴观群怨”的诠释、诗乐关系论以及内圣学思想。比较有意思的是王夫之以“势”论诗的问题。在高友工的抒情美典体系中，代表中国诗歌美典极诣的是律诗静态的、空间性的“意境”，代表中国书法美典理想的则是草书动态的、时间性的“气势”。^[19]然而王夫之以“势”论诗，体现了他的诗歌理想是一种不守定则、充满了动态节奏、重义地体现着“天道”即宇宙律动的形式感。这种动态的、连续的、时间性的形式感与高友工的律诗美典理想恰相反对，也向以“境”为核心的中国诗学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萧驰其实已经看到了王夫之的诗学思想与高友工的美学理论之间的龃龉，但他并未深入挖掘个中原因，而是匆匆带过，且不经界定地宣称“势”乃是王夫之对“中国抒情艺术本质”的“揭呈”。^[20]

第二卷《佛法与诗境》连书名都未改，直接把中华书局版的旧作编进了此套三卷本丛书。该书探讨佛教思想如何催生了“境”这一诗学观念，选取了六个个案，即，山水佛教之于谢灵运山水诗、如来清净禅学之于王维晚期山水小品、中唐禅风之于皎然诗境观、洪州禅学之于白居易闲适诗、佛教苦行精神之于贾岛诗、玄禅思想之于《二十四诗品》。其中，谢灵运、王维、白居易、贾岛四个个案属“境”的实际诗歌经验的考察，皎然和《二十四诗品》两个个案则侧重“境”的批评观念的考察。在“境”的诗歌经验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王维以五言绝句形式写成的晚期山水小品。通过对王维山水小品诗境与如来清净禅学之关联的讨论，萧驰揭示了一种以刹那直观的心境为中心的纯粹审美经验。^[21]在萧驰看来，这是“意境”诗歌经验的最典型。毫无疑问，这一“清净”、“无念”、“随缘”的“意境”经验与高友工所标举的讲求对仗亦即意象之“等值选择”的律诗抒情美典是格格不入的。但萧驰依然避免与高友工正面交锋，只是简单地以“内心的自证”、“直观中的心境”、“私情净尽的无相自我”^[22]等提法强调“自我”的“内化”，从而把王维诗的“意境”经验限定在广义的“抒情诗”范畴内。再如《二十四诗品》这一以“境”论诗的最重要的批评文本。萧驰指出：“《二十四诗品》乃道家思想（包括玄学和重玄派道教）和禅宗思想在士人中交接的文化气氛中开出的诗学奇葩。……使中国诗学部分地摆脱了魏晋以来确立已久的‘感物’传统……令‘叹逝’的诗旨再无从生发。”^[23]这其实就否定了蔡英俊、吕正惠将“感物”、“叹逝”、“情景交融”、“意境”这几个诗学范畴完全等同起来的做法。但在结论中，萧驰还是回到高友工的象征理论，指出“在‘境’的观念里……中国诗的内在化在此是与意象化统一的。中国诗至此得以摆脱基于心、物之辨的触先感随的‘转喻’传统和叙事性，而成为隐喻义的纯粹抒情诗”。^[24](www.xing528.com)

第一卷《玄智与诗兴》处理了魏晋诗歌中的六个个案——《古诗十九首》、王弼、阮籍、嵇康、郭象、陶渊明。但该书所收篇目也并不全是新作，第二章《王弼易学与中国古典诗歌律化之观念背景》^[25]，其实就是发表于1996年第9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曾被收入早期论文集《中国抒情传统》的《化之影迹，非覆即变：论中国古典诗歌律化过程之观念背景》一文^[26]，只是更改了文章题目而已。整体而言，全书通过六个个案研究，反映了魏晋诗歌对咏怀、咏史、怀古、游仙、山水、田园等题材的开拓，以及玄学思想对此过程的影响。此书在论证上更加自觉地沿承高友工的思想，把六个分属不同主题的个案都阐释为追求“内在主义”的“超越境界”亦即“倏忽之间的心境”^[27]的抒情美典，从而完成了对高友工以降的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研究谱系的皈依。

不难看出，在萧驰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涌现出对中国抒情传统论的不利证据和明显反证。萧驰的处理办法并不是掩盖或回避这些反证，而是每每采用高友工借自西方美学理论的“隐喻”说和“内化”说，强名之曰“抒情诗”。这一比较文学的诠释策略，正是他方法论的最后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