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研究：吕正惠的历史诗学

台湾学者吕正惠^[26]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除中古至近古的中国文学史以外，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乃至台湾的现当代文学亦有涉猎。他近些年与中国大陆学界交往颇多，其学术交流更多还在台湾文学研究方面。至于对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吕正惠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于他早年的著作《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27]。

吕正惠的治学特点是关注现实，重视社会关系和政治变动对于文学创作的实际影响，无论做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台湾现当代文学批评，都能为之保留一个文艺社会学的视角。《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放眼回顾，可以发现自晚清、“五四”以降的中国抒情传统研究这一个大学脉，几乎都把抒情传统的论域限制在自律的审美经验的范围内——其实这些学人所以选择抒情的论题，其策略的着眼点往往就在于回避现实、放弃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关怀文学艺术。吕正惠显然不满于这样的治学取向，乃以《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作为他这本有关中国抒情传统话题的论文集的题名。

作为一本论文集，书中所收各篇论文之间并没有很强的逻辑关联和系统性。欲强为之清理出一些头绪的话，笔者认为可以依据主题把这些论文分成三组：一组专论中国古诗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一组直接、正面地论述中国抒情传统，还有一组则是与以上两个话题都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专题论文。

至少有三篇论文可以被归入第一组：《初唐诗重探》^[28]《元和新乐府运动及其政治意义》^[29]和《中国诗人与政治》^[30]。其中，前两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初唐诗人与中唐诗人在特定政治现实背景下发生的心态与趣味转变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反映。《中国诗人与政治》则相当于诗歌政治问题的一个总论，把中国的政治性诗歌在整体上分为两个大的类型：一是“与政治事件有直接关系的作品”，即关注美刺问题的诗作，以《诗经·小雅》、杜甫、白居易（勉强还可算上庾信和李商隐）为代表；二是“表现诗人政治心态的作品”，即蕴含政治问题的隐士与山水田园诗，以屈原、阮籍、陶渊明为代表。^[31]一番分析之下吕正惠的结论是：“中国诗歌中所表现的政治质素……的份量实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或政治信念不成比例。”^[32]

以下我们来看《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中正面论述中国抒情传统的文章。至于剩下与政治话题和抒情传统话题都不相干的几篇论文则不予赘述。其实吕著全书中直接讨论中国抒情传统的只有两篇论文，一为卷首第一篇《物色论与缘情说——中国抒情美学在六朝的开展》^[33]，二为《中国文学形式与抒情传统》^[34]。后者其实就是前一节所述蔡英俊主编《抒情的境界》论文集的开卷第一篇《形式与意义》^[35]，只是更换了标题而已，本节亦不再赘述。(www.xing528.com)

我们重点来考察《物色论与缘情说——中国抒情美学在六朝的开展》一文所提出的新见。如我们所知，陈世骧开创中国抒情传统说时，是把《诗经》作为抒情传统之起源的。他特别关注初民在诗乐舞一体的群体仪式活动中所发出的“志”与“兴”，指出：“中国文学里找不到过分的‘个人的’象征主义，所有的心理兴味都往往是公共性的。”^[36]高友工则转而强调“抒情自我”，并把汉末五言诗尤其是《古诗十九首》作为律诗美典这一抒情诗美学理想的开端。吕正惠接受了高友工的思想，并把它落实到对六朝诗学的研究中。在高友工的牵引下，吕正惠认为，六朝诗论中的“物色”论必须放到五言诗作品尤其是《古诗十九首》的诗歌经验中去进行理解，这样做就能发现，“物色”其实是与“感物”、“叹逝”同构的，甚至“叹逝”（感于物色迁移而生发生命消逝之悲情）才是“物色”与“感物”的根本内涵；“感物”、“叹逝”代表了中国抒情传统的主流，与之相比，《诗经》中的“兴”充满了初民对生命的欢欣喜悦，两者的生命感觉是有差别的。吕正惠又关注了“缘情”说，认为五言诗的“缘情”与《诗大序》中的“言志”不同，抒发的是个人的生命哀愁而非社会群体的情志。据此，吕正惠总结说：“早期五言诗，尤其是《古诗十九首》，成为中国抒情传统的真正‘源头’，而更早以前的《诗经》和《楚辞》则只能算是‘远祖’。……对于这一新形成的文学现象所作的全盘的理论反省，可能始自于陆机。他正式铸造‘诗缘情’一语，并以‘叹逝’和‘感物’来笼括‘物色’问题……到了刘勰跟钟嵘……对于诗所下的定义，已经把‘情’、‘物’两者都涵摄进去了……‘物色’与‘缘情’，是中国独特的抒情美学的初步开展。”^[37]

简言之，吕正惠修正了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起源论，把《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感物”、“叹逝”而“缘情”的诗歌经验作为中国抒情传统的新起点。在吕正惠的论证过程中，我们依然看到了类似于蔡英俊的被“情景交融”观念吸引的逻辑轨迹。实际上，正如吕正惠自己已经注意到的，刘勰的“物色”论极其强调“形似”的观念。^[38]它其实反映了中古诗学在道家思想濡染下逐渐重视对自然景物的客观描绘，从而开辟出另一条通向直观外物、纯粹审美而不夹杂个人私情的路径。陆机的“缘情”说则与“绮靡”论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诗缘情而绮靡”^[39]，指出了六朝诗学所具有的一种将情语组织为辞采绮丽、音声柔靡之诗体的形式主义倾向，“绮靡”的诗体形式虽然缘于情，却更多抑制而未必增进了自然抒情。“物色”与“缘情”，在历史上或有着更为复杂多元的诗学背景；而在抒情传统的史观下面，这种复杂性往往受到有意无意的遮蔽。

回到《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全书，我们发现，吕正惠用于论述中国抒情传统和用于论述中国诗之政治问题的两组文章似乎是各自为政、毫不相干的。这不免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一方面，即便在他自己的写作中，吕正惠对中国诗学的政治论述也并不能与中国抒情传统的话题串接、融会起来；另一方面，吕正惠真正对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中的后来者产生实际影响的，还是卷首那篇无关政治话题的《物色论与缘情说——中国抒情美学在六朝的开展》。这不啻显示了社会学关注与中国抒情传统论述之间互为排斥的情状，也昭示了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除吕正惠以外）在研究路向上所作出的策略性选择——似乎有意无意地与曾经主导中国大陆学界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案保持距离。无论这一策略选择有多少学理上的理由，社会学关注始终是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十分薄弱的一个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