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友工：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研究成果

高友工^[1]是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的一代宗师，中国抒情美学的理论奠基者和体系建构者。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指导的学生有许多业已成为北美乃至全世界最负声望的汉学家，而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返台讲学、发表论文，掀起所谓“高友工旋风”、“高友工震荡”，直接导致了台湾一批后辈学者因常年集会研讨其“抒情传统”议题而逐渐形成一个同气相求的学术群体。

与陈世骧相似，高友工没有“等身”的著作，但他的几篇论文却被台湾大学柯庆明教授称为“就个人阅读所及应是廿世纪以中文撰述的最为深入又最为周密的文学研究的理论分析”^[2]；康奈尔大学梅祖麟教授把高友工的中文论文集誉为继刘勰《文心雕龙》、弗莱《批评的解剖》之后第三本堪称“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书^[3]；而高友工的学生、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却说他“就是不怎么爱写东西，最近他被出版社逼迫，终于把一些东西整理出来。但是那些出版的文字只是他所教的东西的千分之一而已，他肚子里那些东西太多，可惜没有写出来”^[4]。

在中文世界里，高友工迄今只出版过两种论文集。第一种《唐诗的魅力——诗语的结构主义批评》，是叶嘉莹教授在南开大学客座讲学时，着其听课的研究生翻译高友工与梅祖麟合著的三篇唐诗研究论文，后辑为一册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在台湾，台大外文系的黄宣范很早就已翻译了这三篇论文，在创刊未久的《中外文学》杂志于1973—1976年间分期连载。这三篇论文可以看作将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应用于唐诗批评、分析与研究的一次试验。第二种即高友工关于抒情美典的研究论集，初由台湾大学柯庆明教授主持收集编校，2004年在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以《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5]为题初版，2008年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6]为题增订出版。该书所收录的论文，较全面地反映了高友工抒情美学思想的基本面貌；其中多数论文曾于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陆续发表于港台地区学术期刊，一度对台湾乃至更广泛的华语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积聚起一个颇具学派规模的学术群体。

高友工的思想特点，是从理论立基，充分利用西方多学科的理论资源构筑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体系，然后由此规范性的体系衍生出对中国历史上各种艺术体类的分别阐释。任教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系的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曾对其思想结构予以评价：(www.xing528.com)

高友工的计划是抒情传统建构史的一大高峰，除了在理论上为中国传统文学文论的表达格式提出了强有力的辩护、从知识论的高度论证了相关研究的合法化，并且尝试在术语系统上找到和当代西方美学可以等值兑换的语词货币，而离开传统文学文论以独特的修辞体类达成的拒绝和现代学术体制对话的自我封闭的自足体系。更重要的是较完整地建构了抒情传统的（精神史式的）大叙事——以语言学—诗学—美学为上层构架，以文学史为下层构造——如此而为一向欠缺一个总体的整合框架（甚至问题意识、问题感）的古典文学/文论找到可以安顿它们的各个环节的总体叙事，如同一个句子，那是让意义得以产生的上下文；而后继者，有的如同推敲铸造该句子中一个词语，有的磨铸一个子句，有的从文学史的角度以自己的腔调重新讲述。其理想架构—抒情美典的构设，接近于一种学术典范的奠立。把传统的规范诗学借由抒情美典延展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般诗学（理想架构）。……高友工的抒情美典计划，本质上为后继者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可向哲学美学延伸的解释框架，以及一个普被接受的关于中国文化以诗为主体之自身逻辑的合法化叙事。^[7]

黄锦树的概括虽然抽象，却很好地说明了高氏思想体系何以能够形成一种学术典范和规范化叙事，从而为其后继者所充分延续、发挥，交汇成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潮流。

由于高友工的思想极为深邃复杂，而他历经多年发表的论文前后又难免发生内容重复，所以笔者接下来的行文，将先以一节篇幅概述高友工整个思想体系的来龙去脉和结撰方式，从第二节起再依次讨论其思想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