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与中国抒情传统学派

除了梁实秋以外，朱自清也对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提出过批评意见。不过与梁实秋不同，朱自清并不站在与抒情主义截然对立的立场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持守抒情主义的基本立场，试图寻找中国文学中抒情诗传统的存在可能以及存在的方式。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中文系1945—1946学年“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课程的第一堂课上开宗明义地指出：

近来文学批评里常把言志与载道对言，以为言志是个人的抒情，而载道是文以载道。载道，为“五四”以来所反对。……但是，言志实即载道，二者不应对立。……从历史看，知言志与缘情相对。^[49]

朱自清这段话的矛头直指周作人的“言志”说。他反对将“诗言志”与“文以载道”对立起来并以个体抒情为标准贬抑载道派、抬高言志派，而是认为，“言志”与“载道”同样都以公共性的政治教化为宗旨，只有“诗缘情”的命题才是对个人抒情式的文学创作的首肯。尽管周作人是朱自清的批评对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因为对周作人的批评，才迫使朱自清在研究中国文学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诗这一文体的历史地位、脉络及其抒情问题上面来。

朱自清在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比周作人更具有理论上的自觉。他清醒地认识到，所谓“抒情”的提法其实是出于西方现代文学的观念：“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抒情’这词组是我们固有的，但现在的涵义却是外来的”。^[50]然而就如之前中国人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文学”概念，把旧有的诗歌、小说、词曲、民谣故事等雅俗各异的文类都当作“文学”来同等对待一样，朱自清也并不拒斥西方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抒情”概念。他做了一项与周作人梳理中国文学（观念）史以凸显“抒情”一脉源流相类似的工作，但却比周作人更耐心地爬梳材料，更客观地还原历史语境，更谨慎地辨析概念的原初含义及其发生转义的轨迹——这便是《诗言志辨》（1947年，开明书店）的著述。

《诗言志辨》由四篇论文组成，分别研究“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概念。朱自清通过整理这四个批评概念在各代文献中的不同用例，来阐释、辨析其本义和变义，由此凸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轨迹。通过历史意义的还原，朱自清向读者揭示了，至少“诗言志”和“比兴”这两个批评概念，尽管其原初含义并不同于后世所谓抒情，但在发生转义之后，却最终导引出了一条接近于抒情的线索。

朱自清首先肯定了“诗言志”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51]，然后开始追寻这一纲领性概念的转义轨迹，以考察抒情诗的理念究竟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中。他将“诗言志”在古代文献中的用例分为四类，分别代表古人理解“诗言志”的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朱自清同意闻一多的说法，^[52]把早期的“诗言志”中的“志”理解为“怀抱”，并提出，在“献诗陈志”的阶段，公卿列士为了讽谏而献诗，其“志”是与政治教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虽涉及内心的“怀抱”，却远非个人化的缘情，而仅仅是某种集体意志的表达。到了“赋诗言志”的阶段，贵族士大夫把“言志”用于外交等政治场合，以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言志”仅仅是为了“表德”，也与后来“诗缘情”的含义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两个阶段中，诗乐尚未分家，^[53]“献诗”和“赋诗”都只看重听歌的人，诗歌作者本人的个体情状是不被关注的，这在朱自清看来是“诗缘情”的理念尚不可能出现的一个客观原因。到了秦汉的时候，诗乐分家了，孔、孟学派采取“教诗明志”的办法，使《诗经》以读为主，以义为用。他们虽然仍以教化为目的，不承认“诗缘情”的价值，但已经意识到作诗人的存在，已经发现了缘情诗这一诗歌类别的作用。魏晋以后进入了“作诗言志”的时代，西晋陆机提出了“诗缘情”的观念；而“诗言志”亦经历了歌咏一己穷通出处和“诗以明道”的引申与扩展，但其含义仍不离政教，并一直掩蔽着“诗缘情”的新传统。直到清代袁枚才将“诗言志”的意义与“诗缘情”并为一谈，“这样的‘言志’的诗倒跟我们现代译语的‘抒情诗’同义了。‘诗缘情’那传统直到这时代才算真正抬起了头”。^[54]

“比兴”是“诗言志”传统最重要的技术手段，周作人直接把“兴”等同于西方修辞学中的“象征”。而朱自清追溯了“比兴”的历史含义，提出，“比兴”虽然在修辞上具有比喻和象征的含义，但在早期文献中除修辞的用法以外，更多用作“风化”、“美刺”、“谲谏”等政教用途。至少在唐以前，“比兴”是被用作证史而不是说诗的。直到唐以后，诗论家才把“比兴”理解成表示“言外之义”的“兴象”和表现“象外之境”的“意兴”、“兴趣”，这才终于脱离诗教而开始言情。(https://www.xing528.com)

朱自清的这些历史考证，虽然也是以现代西方的抒情诗理念为导引，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观念史，但却做到了小心求证，对历史文献及其含义、语境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根据他的结论进行理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与现代抒情诗理念接近的“诗缘情”或“言情”的线索，但这一线索系由“诗言志”和“诗教”的政教传统派生而出，直到古代的中后期才逐渐占据比较显豁的位置，能否作为主流与正统，乃至整个文化的理想，却未成定论。

《诗言志辨》关注的是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演变轨迹。中国古代的批评文字尤其是正统经学或蔽于政教话语，不能完全反映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对于此，朱自清同样在1947年发表了《论“以文为诗”》一文，在论证宋人以风诗为正宗的同时从作品着眼，勾勒出一个中国文学史中的抒情诗传统的轮廓：

赋……抒情的不多。晋以后的发展，才渐渐转向抒情一路，到六朝为极盛。……乐府以叙事为主，但其中不缺少抒情的成分。它发展到汉末，萌芽了抒情的五言诗。可是纯粹的抒情的五言诗，是成立在魏、晋间的阮籍的手里；他的意境却几乎全是《楚辞》的影响。

《诗大序》说诗是“吟咏情性”的，《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是“诗教”。这里面虽含着政教的意味，史的意味，但三百篇中风诗及准风诗的《小雅》既占了大多数，宋代又是经学解放的时代，当时人不管注疏里史的解释，只将自己读风诗的印象去印证那两句话，而以含蓄蕴藉的抒情诗为正宗，也是自然的。再说还有选体诗作他们有力的例子。选体诗的意境是继承《楚辞》的抒情的传统的。……抒情诗的传统这样建立起来，足为“吟咏情性”和“温柔敦厚”两句话张目。

宋人的风诗正宗论却大大的影响了元、明两代……李梦阳的各体诗定格说正是时势使然。但……其实也已经不纯是抒情的传统，与那两句古话不尽合了。到了清代中晚期……章炳麟……胡适之……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皈依那抒情的传统的。

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输入了西洋的种种诗文观念。宋人的诗文分界说，特别是诗的观念，即使不和输入的诗文观念相合，也是相近的。……后来的格律诗和象征诗便走上新的纯粹抒情的路。这该是宋人理想的实现。^[55]

《诗经》中的风诗、《楚辞》、魏晋五言诗、选体诗、新诗等，构成了一个被许多读诗者所体认的抒情的传统。朱自清在此反复申说“抒情的传统”、“抒情诗的传统”，或可算得上是最早的对抒情传统的明确称呼。结合他在《诗言志辨·正变》一篇中“新诗以‘抒情’为主，多少合于所谓‘高风远韵’，大概可以算得变而‘归于正’罢”^[56]的说法，可以认为，朱自清还是谨慎地认可抒情诗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的某种正宗地位的。应该说，这一思想是从他所批评的周作人的“诗言志”说中改造地继承而来——将“诗言志”这一批评观念还原到政治教化的背景中，而将个人的抒情的意义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史脉络单独剥离出来。同时这一思想，尤其是这样的提法，也有可能是从他的同事兼老友闻一多的著述与交流中得来。下一节我们将论及闻一多在1943年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所提出的“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57]的观念。1932年，朱自清、闻一多共同任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自此包括迁至西南联大一直是同事和论学的密友，朱自清常常得以阅读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手稿。闻一多于1946年7月遇难，当年11月，朱自清被聘请担任四卷本《闻一多全集》的编委会负责人，全集于1948年8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朱自清在1947年文章中所称的“抒情诗的传统”，也完全有可能源自他所熟谙的闻一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