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活文学观与文学正统论

1917年年初，《新青年》先后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学运动。其中，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倡导“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并几次三番对举使用“抒情写事”、“抒情写世”、“抒情写实”，^[2]表明前述王国维对“抒情”一词的新用法此时已获中国学界通用，此“抒情”即为明确的与叙事文体对立的用于表现主体情感的诗性文体。胡适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文体分类，也同样具有了后王国维时代的意义：

中国文学……以体裁而论……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3]

这一论述将抒情诗与纪事诗、长篇诗对立，对西方文体分类办法的袭用已经让人感觉非常自然甚至理所当然。而其表达的比较文学观念，承认了中国文学在叙事体裁方面的落后，也与王国维比较接近。

再来细察胡适的文学思想。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如战斗檄文一般提出了新文学革命的八条纲领性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4]其中第一条“须言之有物”下陈述了情感之于文学的重要性：

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二）思想。……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5]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又提出：

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6]

胡适对情感在文学中的作用的推崇，似不亚于王国维，甚至直追后期梁启超。然而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又持什么态度呢？

倡导“全盘西化”的胡适当然对中国古代文学不会有很高的评价，他反复表示：“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7]这一中西比较的文学评价，要求取例西洋文学方法以改革中国落后的旧文学，其态势似乎又回到了梁启超倡导晚清文学革命的时代。但胡适毕竟是新式文人，系统的西学训练使他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可能做出比旧式文人更为夺目的成就，从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www.xing528.com)

胡适常以龚自珍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况，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胡适也是开风气者。众所周知，晚清学人对古典文学的探讨，形式上仍以点评或散论为主。民国建立以后学者渐始以成熟的西方现代学术方法对古典文学的统绪进行考察与总结。^[8]骆玉明指出：“‘民国’者，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东西，是‘西化’的产物。”^[9]顺理成章地，以系统性、逻辑性、普遍性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也在民国时期渐为中国学者所熟练掌握并获通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年，新月书店）便是民国早期最有代表性的采用西学范式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这部只完成了上卷的学术著作中，胡适把浩繁的符合西方“文学”观念的中国古代文字作品归约为两个互为对立的类型——“白话文学”和“古文文学”，其中，“白话文学”被认为是进步的、富有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古文文学”被认为是落后的、僵死的，中国文学史即被视为这两条路线相互争斗并终将由前者通过“自然的演进”乃至人为的“革命”战胜并取代后者的历史进化过程。^[10]这一简单的历史进化论思维曾饱受诟病，今天已不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其内容也通常不被作为信史采用。但胡适当年写作《白话文学史》实有其文学运动的现实背景，黎锦熙称其含有“托古改制”的意味，^[11]说明胡对文学历史的研判主要出于“新文学革命”的现实考量，偏离史实乃是其“革命”的目标过于鲜明、单一所致。这一点其实与晚清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那么，胡适及其朋辈的“新文学革命”的中心目标究竟是什么呢？他在20世纪30年代回顾、总结新文学运动时所写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指出：“现在我们可以叙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了。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12]关于“人的文学”，我们在稍后论周作人一节中再展开论述，这里先分析胡适“活的文学”的观念。

胡适自述：“1915年夏季……这时候我已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9月20日，我离开绮色佳，转学到纽约去进哥伦比亚大学……1916年……我已仿佛认识了中国文学问题的性质。……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达意表情？从2月到3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13]这段话表达了胡适“活的文学”观念所由形成的两个要点：第一，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第二，活的文字工具造就的活的文学将实现新旧更替的文学革命。查考胡适留美的时间表，可以发现，1915—1916年确实是他思想的重要转折期，他的“新觉悟”的产生与他求学经历的转变极其相关。出于对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向往，胡适于1915年9月由康奈尔大学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14]此时杜威的工具主义思想已经在美国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胡适认为“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显然是受此派思想的影响。而杜威在1916年出版了《民主与教育》，该书开篇便陈述了他关于经验的活体进化论思想：“生物体无法胜任无限期自我更新的重任，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就会屈服而死亡。但是生命过程的延续并不依靠任何单一个体的生存的延长，其他生物的繁殖依然生生不息。尽管地质研究表明，不仅是个体而且连物种也会消亡，但生命过程却总在更加复杂的生物形态中延续下去。当一些物种因无法战胜障碍而灭绝，就会有能够更好地适应、利用这些障碍的物种继起。……我们在同样丰富的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通过更新而延续的原则既适用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生命，也同样适用于‘经验’。”^[15]胡适此时刚转为杜威的学生，一定仔细阅读了老师这本新著的书稿，并充分汲取了“活的经验”的进化论思想。《白话文学史》中所说“‘古文传统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史……乃是活文学的历史。……国语文学的进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换句话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16]正是杜威的经验进化论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于是，在杜威的工具主义哲学和“活的经验”思想的影响下，胡适形成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是活的文学，是最善于“表情达意”、最能够“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的文学史观。不仅如此，他还要为白话文学树立正统地位，他说：

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这就是正式否认骈文古文律诗古诗是“正宗”。这是推翻向来的正统，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17]

要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一支正统，这一思维方式，后世抒情传统论者与他如出一辙。^[18]但令人颇觉吊诡的是，尽管胡适对待文学的基本看法接近一种情感表现的工具论——这一点与后期梁启超初看相似，但他却认为最善于“表情达意”、最能够“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的文学是白话文学、平民文学，而非骈文、古文、律诗、古诗等文人文学。这一取向，却又与后世抒情传统论者南辕北辙。在抒情传统论者眼中，文人化的古诗尤其是律诗才是最为典型的抒情文学，而这些文学根深蒂固的“贵族趣味”以及由此带来的“摹仿古人”、“讲求文法”、“用典”、“对仗”等形式手段，正是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所要反对、革除的腐朽落后之物。

这一奇特的现象反映出两个重要事实：其一，后世抒情传统论者所持并非情感表现的工具论，而是一种表现主义与形式主义相综合的美学观。这就是为什么胡适的文学取向与抒情传统论者南辕北辙，而在后期由文学致用主义转向指向个体内在的审美功利主义、对唯美主义持同情态度的梁启超则与抒情传统论者在趣味上更为接近的原因所在。其二，对于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表现情感”或曰“抒情”的文学经验，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学人并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看法，胡适不同于梁启超，梁启超也不完全同于再后来的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林庚，乃至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之所以有这种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上述学人皆在西方文艺思想中攫取“抒情”的概念，用于返观中国文学，而事实上即使在西方，“抒情诗”的内涵也是随着文艺思潮的变化而变化的。取法的源头不同，实际应用的效果随之更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