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革命：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研究

晚清“诗界革命”为中国文学现代化之先导，它选取了“诗”这一东西方皆盛行的文体加以研判，终认为西方诗远较中国诗为胜，乃径以取法西方为诉求，将中国古典诗置于有待革命的被批判的境地。其倡导者梁启超在世纪之交的1900年宣称：

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3]

所谓“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便是指陈中国古典诗“力已尽，生产过度”，需从“欧洲之意境、语句”中发现诗的新大陆。于是他辑录为他所推崇的师友的西化新诗，给予点评赞颂，撰成“诗界革命”的代表著作《饮冰室诗话》^[4]。尽管《饮冰室诗话》仍沿用了中国古典诗文评的体例，但其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观念与思想，却是以西方为圭臬的。譬如：

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5]

随后梁启超举出中国古代的长篇诗代表作——杜甫《北征》、韩愈《南山诗》、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与西方文豪的诗作相比，认为中国古典诗难免逊色一筹，或“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或“于世运无影响也”。^[6]

不得不说，梁启超此处所作的中西文学比较，不仅预设了西方文学观念作为批评的标准（如论气魄而不论文藻），而且在文体的择取上也并不对等（其实此时中国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现代文学文体分类观念）。他所列举的西方文豪的诗作，大抵是史诗、戏剧、叙事诗等叙事性作品，就此而言，或者中国古代的史传作品与之更有可比性。但梁启超提出的问题毕竟尖锐、犀利，此后成为长期缠绕在中国文学辩护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故此才有闻一多撰文讨论中国文学中的“史诗问题”，企图证明中国古代并不是全然没有史诗；^[7]又提出诗歌抒情功能的出现使“那恼人的问题‘我们原来是否也有史诗’也许就有解决的希望”。^[8]陈世骧更是在闻一多所指明的路向上建立根基，并高声呼吁：“人们惊异伟大的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惊异它们造成希腊文学的首度全面怒放。其实，有一件事同样使人惊奇，那便是，中国文学以其毫不逊色的风格自纪元前十世纪左右崛起到和希腊同时成熟止，这期间没有任何像史诗那类东西醒目地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不仅如此，直到二千年后，中国还是没有戏剧可言。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9]此番带有强烈民族辩护色彩的文学史论宣言，开启了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的学术活动序幕，而其最初的主观动因，看来就是针对梁启超此类言论发出反弹之声，为中国文学建立属于自己的批评标准——尽管他们所谓“抒情”的所指其实也源自西方特定时代的“文学”的批评观念。

稍后梁启超又兴起影响更大的“小说界革命”。他的文类兴趣发生了转移，小说这一看来更具社会改良功能的文类成为他关注的中心。发表在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第1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既是“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也表明了梁启超的文艺思想。如果我们还记得《荀子·乐论》中的这段话，当能发现梁启超提倡文学革命的用心所在：

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10](www.xing528.com)

荀子将礼乐作为移风易俗、治乱安天下的理想手段。梁启超正是从荀子这段话中找到了他的思想依据，甚至连其语言都有所化用：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可以识矣。^[11]

小说的感性形式固然可以感化人心，但将其归结为群治腐败的根由，则带有早期革命者那种惯有的理论夸饰。梁启超更将中国社会一切腐朽败坏的现象都归咎于旧小说的落后：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物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12]

非但如此，中国国民的迷信、奴性乃至一切道德劣根性，都被梁启超认为是“惟小说之故”。所以他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3]

在中国古代，作为“俗文学”的小说本不入正统文学之流，从传播的方式和覆盖面看也不太可能具备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梁启超却将其过度想象为中国腐朽没落的总根由，并将社会改良的期望寄托于小说革命。此举正如礼乐原本只是上古宫廷宗庙的仪式活动，荀子等儒者却把它想象成能够改进、稳固全社会各阶层（上至君臣，下至乡里族人）的伦常关系的王道。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将某种有局限的文化现象（现代人因启蒙美学观而称之为文学艺术）当作负载治世之道的工具。这一思想渊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后来“五四”文人周作人贬斥“载道派”的历史语境。

总之，晚清的文学革命，承载了过重的社会改良的负担，以至于它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轫之初，便为之注入了以主观策略性而非客观学术态度对待古典文学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