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改造巴黎：一个现代化的中心城市

奥斯曼受命拿破仑三世，主掌改造巴黎的命运，是在1853年6月，第二帝国成立后的第七个月。哈维认为延续了18年的第二帝国并非如梯也尔预言的那样“痴呆”，也未必就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滑稽”，反之它是个同时拥有警察力量和民意基础的独裁国家，是一场相当严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在这一时空背景下，拿破仑及其幕僚有心将巴黎连带她的经济、文化、生活，从坚固的中世纪束缚中解放出来，应是势所必然。有些工程是迫在眉睫的，如改善通往中央市场的交通道路，清除市中心周边的贫民窟，以及改善火车站之间和通往市中心的交通等。在哈维看来，奥斯曼具有浓重的马基雅维利情结，口头上全心全意贯彻皇帝的意志，实际上雄心勃勃，压根不把异议和民意放在眼里。不管怎么说，奥斯曼着实是在政界大放了一阵光彩。

但哈维发现奥斯曼有一点甚是吊诡，即他一方面对巴黎作为一个都市经济体面临的种种危机了如指掌，一方面他的反应却总是集中在叫人非常头疼的细节问题上。比如他仔细监督街道设施的设计，包括煤气灯、报摊，甚至行人小便处的设计。而且他分明是给直线迷住了。如调整塞纳河上叙利大桥（Pont de Sully）的角度，以使先贤祠和巴士底的立柱成一直线，又大费周折将胜利纪念柱移到了新建的夏特莱广场。总而言之，到奥斯曼失势被解职的1870年，他启动的城市转化已经势不可挡，无人能够阻挡它的脚步。另一方面，哈维强调，巴黎外部空间关系的转化，也给内部空间的协调带来巨大压力。就此而言，奥斯曼的成就堪称现代主义都是规划最伟大的传奇之一。奥斯曼有皇帝的支持，又有大规模公共工程来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这都使他能够有条不紊地对巴黎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空间构架进行重组。故投资不仅涵盖了新的道路网络，而且波及下水道、公园、纪念碑和标志性空间、学校、教堂、行政建筑、民居、旅馆、商业用房等等，不一而足。总之：

奥斯曼展开的都市空间概念无疑是相当新颖的。他不是“东拼西凑将彼此少有联络的一条条公共大道计划集合起来”，而是追求一个“总体规划，其中细节不厌其详，足以将各地互不相同的地方环境完美协调起来。”空间被视为一个整体，其间城市的不同区块和不同功能相互牵掣，形成一个运作良好的整体，奥斯曼也是这样做的。[1]

对于奥斯曼整体性和细节关注双管齐下的都市空间构想，哈维是愿意充分认同的。

但是哈维更看重的是资本在空间重组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指出，奥斯曼虽然大权在手，经常异想天开，可是也清醒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其实是多有限制的，知道巴黎要转型，光是将物流和民众从中世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不够的。他必须启动资本的流通，而且事实上到头来是资本主掌了奥斯曼本人。这也是第二帝国成立之初必须面对的现状。它要生存，就必须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而转化了巴黎内部空间的公共工程，也通过有的放矢重新布置原有环境的空间格局，促进了资本的自由流通。而资本一旦挣脱它封建紧身衣，便根据自身独特的原则来重组巴黎的内部空间。哈维强调说，奥斯曼希望将巴黎建成一个对得起法国，倘若不说对得起整个西方文明的现代首都。可是到最后，他整个儿就是推波助澜，将巴黎打造成了一座资本流通成为真实至尊权力，掌控一切的城市。新的空间关系对巴黎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深远，给巴黎人造成的情感冲击，更是举足轻重。仿佛他们一头钻进了一个不断增速，空间关系给急遽压缩的眼花缭乱世界。所以不奇怪，第二帝国在经历剧烈的时空压缩之后，反作用也纷纷冒将出来，特别是空间和地方的矛盾，几乎无处不在。如新投资总是趋向于巴黎行政、金融、经济和人口的集中化，这就将国家疆域内政治权利如何处理地理集中和地理分散的棘手老问题，重新推了出来。导致建构公民权利和政治认同过程中，社区扮演怎样的角色，也成为论争焦点。中央集权仿佛是天经地义。哈维引拿破仑的话：巴黎就是中央集权；又引奥斯曼的话：巴黎就是法国的大脑和心脏。君臣一唱一和，自豪之情跃然纸上。可是这自豪在挑战地方共同体的生存和意义，甚至危及巴黎内部的地方共同体。政治利益的地理疆界愈益模糊，这又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地方空间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诉求？

哈维在他的多种著述中区分过三种空间。其一，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这是欧几里得、牛顿和笛卡尔的空间，通常表现为先天存在的和固定不变的坐标方格，亦即我们的物理空间，如国家领土、城市规划等。其二，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它涉及爱因斯坦的理论，比如根据交通方式的不同，可以绘制出完全不同的距离地图。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和拓扑关系来确认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它当然也影响到现代人对世界的看法。其三，相关的空间（relational space）。这是莱布尼兹的理论，反对牛顿式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仿佛上帝都处在这样的绝对时空之内。相对的时空暗示时间和空间的内在关系，会把我们带到数学、诗和音乐的汇聚点上。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中提出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这三个关键概念，哈维认为它们大体正可对话他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相关的空间：

一切属于使用价值的东西都存在于绝对空间额时间的领域中。个体劳动者、机器、商品、工厂、道路、房屋、实际劳动过程、能源消耗等等，全都可以在牛顿的绝对空间和时间的框架内部被个性化、描述和理解。一切属于交换价值的东西都存在于相对时空之中，因为交换需要有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和人员在实践和空间中运动……资本的循环和积累发生在相对时空之中。然而，价值是一个相关概念。因为它的所指是相关时空。马克思（有点令人惊讶地）宣称，价值是非实体性的，却是客观的。[2](www.xing528.com)

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一错综复杂的空间认知，以及它同权力和生产过程密不可分的联系，哈维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中的名言：“在权力空间中，权力并非如其本然显示于人，它隐藏在空间的组织里。”[3]进而指出，奥斯曼很显然明白他手里这一形构空间的权力，一样也可以影响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比如，他很显然希望巴黎能摆脱它的工业基地和工人阶级，如此或者可以摆脱革命，成为支持资产阶级秩序的温和堡垒。这个愿景太为宏大，一代人光景难以完成。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最后几年里，奥斯曼当年的这个梦想，才最后成真。但是，奥斯曼不断施压巴黎的重工业和污染工业，甚至轻工业，以至于到1870年，巴黎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非工业化。工人阶级也大都被迫迁出城市。市中心让位给了帝国权力的纪念性建筑，以及行政、金融和商业区域，还有急剧增长的旅游服务业。这大体上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模样。

注释

[1] David Harvey，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New York：Routledge，2003，p.106.

[2] 大卫·哈维：《作为关键词的空间》，阎嘉译，《外国美学》，第22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3] Henri Lefebvre，La Production de lEspace，Paris：Anthropos，1974，p.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