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巴尔扎克描绘的浪漫主义巴黎

那么，1848年之前的巴黎是什么模样？《巴黎：现代性之都》的第一部分《表征：1830—1848年的巴黎》，是通过巴尔扎克的视野得以展示的。哈维指出，巴尔扎克是用散文来描绘老巴黎的日常生活，但其中并非没有诗意。巴尔扎克的全部小说绝大部分以巴黎为中心，从1828年到1850年巴尔扎克51岁去世，《人间喜剧》约90部长短小说，差不多都是在这20余年间写成的。要从这些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作品中挖掘出现代性和巴黎的神话，自然殊非易事。言及空间，哈维指出，巴尔扎克小说有强烈的空间意识。作者很明白巴黎的每一个区域，都有一种生活方式，它揭示你是谁，你干什么，你来自哪里，你又在追求什么。故分隔不同阶级的物理距离，一样是展示了不同阶级之间的道德距离。而社会阶层的分隔，不仅见于横向的空间生态，同样见于垂直的空间表现，诚如巴尔扎克所言，巴黎的脑袋在阁楼上，那里住着科学家和天才；二楼装着满满当当的胃；底楼店铺林立，那是腿脚，因为忙碌的商人就在这里进进出出。哈维特别引了巴尔扎克小说《十三人故事》中一大段巴黎社会等阶中看门人的角色描写，认为它正可印证巴尔扎克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空间理念：每一个历史时期，上层阶级与贵族的巴黎都有它自己的中心，一如无产阶级的巴黎亦有它自己的空间区域：

在巴黎这座张牙舞爪的巨大城市里，每一部分的面相都有其不同类型，而这些类型又天衣无缝地配合着城市的总体性格。所以看守，或者说看门人、门房，不论我们管巴黎这巨兽体内这个基础神经系统叫什么名字，他总是跟他工作的地区匹配无间，而且经常还是画龙点睛。圣日耳曼区的看门人每一条衣缝上都有穗带，是条悠闲的汉子，还研究政府股票；昂丹道（Chaussée）的门房过得舒坦惬意；证券交易所的看门人各自看报；蒙马特区的看门人兼做生意；红灯区里，门房本人就是退休的妓女；在玛莱区，她可敬可畏、特立独行，想入非非。[1]

《十三人故事》是巴尔扎克第一部巴黎场景小说集。哈维认为，巴尔扎克上文所展示的空间模式，意义远大于门房这个阶级的范围。只要有人跨出自己的空间，即在错误的时间进入错误的空间，他就得死。故小说人物倘若越位，就是搅乱生态和谐，玷污道德秩序，必须付出代价。如朱丽夫人出于对父亲费拉古的一片孝心，进入一个与她社会身份不相符合的地区，结果就身体疾病和精神摧残双管齐下，死于非命。

但哈维发现巴尔扎克的空间视界也有一个演进过程。即是说，早期作品如《十三人故事》中壁垒森严的空间等阶，到了后来有所松动。如晚期作品《邦斯舅舅》，天下好吃者无出其右的同名主人公，就是葬送在他可恶的女门房手里。因为这个公寓女管理员不光掌管着邦斯舅舅的居住地，给他提供一日三餐，而且还利用看门人关系的“神经系统”，编织了一张阴谋大网，同网络遍布整个巴黎的歹徒结盟，轻而易举盗走了邦斯舅舅品位极高的绘画和古董收藏。这可见，即便是处在最低层的人，也可以如此这般来主掌和生产空间，由此来颠覆既定的空间模态。

哈维特别注意到巴尔扎克对巴黎的大街小巷和公共景观倾注的满腔热情。认为它可以让我们从多重视野来了解巴黎。一方面有万花筒般旋转不休的迷宫；一方面又有若干稳定中枢，辗转承合城市意象，使之定型下来。如圣日耳曼区、右岸那些大道上的商业世界、证劵交易所、皇宫、圣奥诺雷街、索邦周围的学生区，以及无所不在的工人阶级的影子。还有巴黎美轮美奂的标志性景观，歌剧院、各种剧院、林荫大道、咖啡馆、纪念碑、公园等等，它们星罗棋布点缀在城市的幕布上面，给城市生活编织出一张意义的网络，使它不再晦暗不明。特别是巴黎的林荫道，那真是充满诗情，是为城市的象征。

哈维认为巴尔扎克小说的空间观念是雄心勃勃的，即它表现了资产阶级消灭时空，进而主宰世界的崇高欲望。这是笛卡尔和歌德的传统。动态与静态、流动与运动、内部与外部、空间与地方、城镇与乡村，这当中的辩证关系值得深究。哈维指出，巴尔扎克是有心占有巴黎的，可是他对这个城市太多敬重，太多热爱，将它当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道德实体，结果就很难对它颐指气使。所以他的占有欲并不是破坏欲。巴尔扎克需要巴黎来滋养他的形象、思想和情感，他不可能像以后的奥斯曼和福楼拜一样，把巴黎当做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巴黎不但有血肉之躯，而且有人格品格。所以，巴黎这个“最漂亮的怪物”，经常是被描绘为女人形象，用《十三人故事》中的话说，她既悲伤又快乐、既丑陋又美丽、活力十足又死气沉沉，每一个人，每一栋房子，都是这个伟大妓女的一片细胞组织。可是巴黎的大脑功能却是男性的，他是全球的思想中心，是引领文明的天才，不断创造的艺术家，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哈维指出，巴尔扎克的巴黎愿景就是流行于19世纪的巴黎形象。他这样比较了巴尔扎克和奥斯曼的巴黎情结：(www.xing528.com)

奥斯曼装备了气球和三角测量台，开始来重建巴黎的时候，一样也是在想象世界里占有了巴黎。不过这里有个重大差异。在于巴尔扎克是一意孤行欲发号施令，穿透、分解，然后将与这个鲜活城市相关的一切吞下肚去，变成自己的东西。在于奥斯曼，则是将这一异想天开的冲动转化成一个独特的阶级计划，其中国家和金融家将来领导表征和行动的技术。[2]

国家和资本将替代巴尔扎克的浪漫主义巴黎幻想。在哈维看来，这就是奥斯曼改造巴黎的实质所在。

注释

[1] 见David Harvey，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New York：Routledge，2003，p.39.

[2] David Harvey，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New York：Routledge，2003，p.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