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现代性的神话

大卫·哈维作为今天英语世界与曼纽尔·卡斯特尔、爱德华·索亚三足鼎立的空间理论领军人物，其对城市和社会公正的描述一向引人关注。在他卷轶浩繁的相关著述中，巴黎的城市空间很显然是一个焦点。梳理这一段因缘，我们可以发现，哈维大体是以历时态的叙述，给我们展示了巴黎这个当代资本主义第一时尚都市的三个空间视野。假如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它们分别是巴尔扎克的巴黎、奥斯曼的巴黎，和列斐伏尔的巴黎。

我们可以从他2003年出版的《巴黎：现代性的都市》说起。该书开篇的话题是现代性。作者说，关于现代性的神话之一，就是判定它是过去的决裂。这决裂是如此绝情而又绝然，以至于世界仿佛白板一块，新世界可以在上面尽情书写，但凡有过去横亘中间，那也只管删除便是。这样来看，现代性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不管它是温和的民主的也好，创伤的革命也好，抑或独裁专制的也好。这类现代性之所以是神话，哈维说，据他观之是因为在重复大量并非如此的证明面前，它依然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和影响力。而另一种现代性理论发端于圣西门，马上就给马克思接手，它认定社会制度的任何变革，必先孕育于现存秩序之中。问题是，圣西门也好，马克思也好，这两位现代性的先贤一方面坚决否定决裂传统，一方面又在鼎力鼓吹革命。革命能够不破坏传统吗？你能够不打破蛋壳做出一份煎蛋来吗？事实是一切新世界的建立，必以打破旧世界为先决条件。这样来看，言说现代性，“创造性解构”当非无稽之谈。

哈维大量引用法国19世纪著名讽刺画家奥诺雷·杜米埃的巴黎时态像，图文并茂，洋洋洒洒讲开了巴黎的故事。这段故事的起点是1848年：

在这之前，城市愿景充其量不过是浮光掠影，修修补补中世纪城市的基础建设；在这之后，有奥斯曼大开大合将巴黎拽进了现代性；在这之前，有古典主义者安格尔和大卫、色彩主义者德拉克罗瓦；在这之后，有库尔贝的写实主义和莫奈的印象主义。在这之前，有浪漫主义诗人及小说家，如拉马丁、雨果、缪塞和乔治·桑；在这之后，有洗练紧凑、精雕细琢的福楼拜的散文和波德莱尔的诗。在这之前，是一盘散沙的制造工业，由工匠行会分头组织；在这之后，它们大都给机器和现代工业取而代之。在这之前，小店铺沿着狭窄蜿蜒的街道，或在拱廊里面开张；在这之后，巨大的百货商店闪亮登场，张牙舞爪挤兑到了大街上面。在这之前，流行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这之后，是精明务实的管理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

在这一长列排比句里，作者的激情跃然纸上。一切的一切无不表明，1848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特殊时刻，许许多多的新生事物从旧时代中破茧而出。这一年里，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848年的巴黎见证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英勇巷战。这是平民阶层和君主政府的对决，其结果是奥尔良王朝的路易·菲利普国王逃往英国。巴黎成立诗人拉马丁为首的临时政府，昙花一现的第二共和国由此诞生，并且最后由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坐定总统位置。哈维重申这场革命就是典型的“创造性的破坏”。群众攻进国王的杜伊勒里寝宫，大肆劫掠，割烂了所有绘画，挨个儿坐到王位上过瘾。然后王座给拖到巴士底，付之一炬。哈维指出，巴尔扎克虽然急着去俄国幽会他心爱的韩斯卡夫人，但还是忍不住亲自赶到杜伊勒里一观究竟。福楼拜也到了巴黎，20年后的《情感教育》中，作者精准又详实地回溯了这一事件。波德莱尔则直接卷入了这场革命。后来成为巴黎空间大改造幕后推手的奥斯曼，当时则在布莱任副省长，事发两天后才得到消息，跟其他外省人一样，他感到惊诧不安，认为临时政府不合法统，罢官以示抗议。但最终是这位波拿巴主义的拥趸，破旧立新开启了巴黎的现代性空间。(www.xing528.com)

哈维发现，奥斯曼1853年受命政变称帝的拿破仑三世，主掌巴黎的现代化工程之后，是立志以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来进行创造性的破坏。重建巴黎基础设施的计划七月王朝时期即已出台，如在凯旋门和西边的布洛涅森林之间新建大道，改造中央市场等。但奥斯曼总体上对现成的计划视而不见，甚至皇帝的指示也是虚与委蛇，一心创立一个与过去决裂的神话，而事实上这个神话也一直维持到了今天。这里面原因有两个：一是可以创造出建国的神话，这对于一切新政权都是势在必行的举措。二是让人相信独裁帝国施行仁政，它是唯一选择。哈维特别提到了著名建筑家维克多·巴尔塔（Victor Baltard）被人戏称为“市场堡垒”的中央市场（Les Halles）最初设计。它修到一半给拿破仑叫停，皇帝说他宁可要一个“钢铁雨篷”。巴尔塔另起炉灶，果真就交出了这么一个钢铁支架的超级市场。奥斯曼觉得这个1855年完工的古典又现代的中央市场，正合心意。哈维却觉得遗憾，巴尔塔这一类空间巨大的新科技拱廊建筑，如何就没有给本雅明的法眼看中，收入他的《拱廊街计划》呢。

哈维对奥斯曼全面改造巴黎的计划表示赞许，认为这个计划虽然是个与过去全盘决裂的神话，故而值得质疑，但是它毕竟在新科技和新组织的启发和推动下，给巴黎带来剧变，使巴黎甚至包括它的市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如此，1848年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分水岭，哈维强调，不光是奥斯曼的勃勃雄心，甚至福楼拜、马克思和波德莱尔，也都是1848年之后才锋芒毕露的。在于福楼拜，只有在1848年根除浪漫主义和乌托邦幻想之后，几近潦倒的他才抛弃对巴尔扎克的物质主义偏见，从1851年开始，历时5年埋头写出了《包法利夫人》。在于马克思，1848年他正流亡伦敦，但他1848年3月确实到过巴黎，假如没有1848—1851年巴黎发生的那些事件，马克思不可能摆脱早年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热情，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这当中的差异，只要比较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日后的《资本论》，便见端倪。在于波德莱尔，哈维指出，这位现代性的使徒每天都生活在传统和反传统的两难之中。一方面他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一个愤世嫉俗的偷窥者，一方面又是一个热烈追求美好目标的人。1848年他参加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可是理性幻灭之后，又转向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库尔贝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正是这一矛盾，造就了波德莱尔一力鼓吹的美学现代性的不尽魅力。

注释

[1] David Harvey，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New York：Routledge，2003，p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