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批判成果

60年代中后期正值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如日中天，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1975）和苏珊·桑塔格的《反解释》（1966）正是这一理论热潮在美国的直接回响。虽然詹姆逊自身也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在他早年的“马克思主义三部曲”中，对结构主义思想方法的引介与批判，占一半的比重，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传统的坚持，使他发出不同于美国批评界其他批评家的声音。发表于1971年的《元评论》可视为詹姆逊对美国形式主义文论热潮的反思之作，在这篇文章中，詹姆逊首次提出在他随后的著作中几经阐发的“元评论”，开始在历史视域下改造结构主义的解释方法，这篇应时而发的文章也获得了该年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最佳论文奖。

詹姆逊在序言的开头就不无讥讽地感慨：解释（阐释、诠释）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声名狼藉，正如桑塔格宣称的那样，现在理论界的普遍认知是20世纪的所有伟大流派无一不放弃内容，假道语言形式以寻得理论进展。为了反拨批评界过分倚重语言形式的弊病，詹姆逊首先重新界定了批判家的解释任务，他将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界定的两种解释类型纳为己用，以区分开他提倡的元批评与桑塔格所诟病的传统解释方法。那种从作品内容入手，追寻意义“深度模型”的传统解释方法，被他划归到“肯定的解释”之列，而他强调的元评论则是与之不同的“否定的解释”。詹姆逊强调说这类解释并非尝试给有争议的作品盖棺定论，而是对作品置身其中的历史环境予以解释，进一步说，也就是对作品存在的真正历史条件予以探寻。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还进一步将形式主义诸文论置放于“元评论”的关照下澄清误区。詹姆逊对当下理论界所需要的解释作出如下界定：

所以，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绝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1]

这样，詹姆逊就将元评论作为解释危机下的迫切需要：它既能回应当今五花八门的诸多评论话语，恰当分析产生特定解释方法的历史契机、社会背景，又应具备自我意识，能够对自身出现的历史条件加以解释说明。

也正是在元评论的指导下，詹姆逊反驳了桑塔格“现代主义文学无须解释”的宣称，他简略评述了马拉美、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还专门解释了桑塔格的科幻小说《对灾难的想象》。在他看来，值得分析的并非作家虚构出的特定故事，而恰是拒绝提供完整理解的破碎形式架构。他评述说，桑塔格的科幻小说营造出集体性危机场面，譬如东京湾升起的怪物和戒严的全民军备状态，实则是把当代社会孤立无援的个人重又带回紧密相连的社会共同体之中。同时，她小说中描写的老科学家和年轻科学家的关系，也是当代社会早已失落的传统作坊间师徒传承的关系。这些都是当下人们所渴慕欣羡却无从到达的理想状态。

对此詹姆逊的看法是，特定叙事形式大受欢迎，正是因为包蕴其内的真实历史经验。如果说传奇和浪漫主义小说情节的完整性投射了当时人们对有机社会的满足感，那桑塔格的小说形式则投射了当代人对物化社会的焦虑和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有机社会状态的怀恋。詹姆逊因而总结说，桑塔格小说里破碎的形式依然是“滑向内容的形式”，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经验才能被恰如其分地理解。他进而对自己提倡的元评论的解释方法作出如是定位：

与其说批评的过程是对内容的一种解释，不如说它是对内容的一种揭示，一种展现，一种对受到潜意识压抑力歪曲的原始信息、原始经验的恢复：这种揭示采取一种解释的形式，说明为什么内容会这样受到歪曲，因此它与对潜意识压抑方法本身的描述不可分割。[2]

詹姆逊上述所言的“潜意识压抑力”，直接挪用自弗洛伊德对心理审查机制的分析，只不过詹姆逊将其扩大至社会历史层面。在他那里，文本正如人的心理，也是多层次的构造物，真实的社会素材（政治内容、社会焦虑、阶级矛盾）皆被意识形态审查机制压抑到文本底层。而元评论的解释任务，也就被定位为从矛盾、断裂的叙事形式框架中，考察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

不难看出，借助元评论的历史化视域，詹姆逊看重的叙事形式得以与结构主义文论的形式区别开来。或者换用詹姆逊的术语，这一被意识形态审查机制歪曲、置换的叙事形式，是帮助批评家有效回返历史语境的“文类”，是“形式的意识形态”，它远非单纯从体裁、语言效果和形式技法出发的经典文学史视域下的文体范畴。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他这样评述有效的形式分析理应达到的历史高度：

在文类运作的这个最后时刻，正在发生作用的文类范畴本身就被历史地解构和抛弃，因此这个时刻表明一个最终的公理，按照这个公理，一切文类范畴，甚至最悠久、最传统的那些，最终都要被理解（或‘被间离’）为纯属特定的、实验的构成，它们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提供一种特定的文本场合，而一旦完成了分析的工作便像脚手架那样被拆散抛弃。[3]

事实上，借助詹姆逊对叙事形式意识形态相关性的揭示，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缺陷就一览无遗了。詹姆逊用以审查形式主义诸文论的“否定的解释”，也即作为马克思辩证法核心的意识形态批判，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非神秘化策略：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观念总是宣称自己的恒久有效性，而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辩证法，则将特定时期的话语观念，置放入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大的有机体内部加以考量，在一种不断“总体化”的历史辩证过程中，既消解又保存了不同的观念体系。正是在这一解释视域下，结构主义文论影响下过热的形式主义倾向和“反解释”的理论姿态，都被詹姆逊看作与特定历史经验相连的阶段性现象，这也就是他在文章中重点强调的“反解释自身亟待被解释”。

在《元评论》一文的结尾，詹姆逊再次强调，元评论就是为了实现对语言自身的去神秘化，揭示运作其间的隐秘意识形态。他指出，元评论旨在揭示“一种在它自己作为语言的现实之下隐藏它的表现的语言”[4]。或者换用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也就是将作为形式主义文论问题总框架的语言，放在否定的解释下透视以揭示其历史局限。而这实可视为他于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的理论序曲。(www.xing528.com)

《语言的牢笼》一书中，詹姆逊将批评界的解释危机追溯至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在他“否定的解释”透视下，结构主义文论左冲右突而不得脱身的理论“牢笼”，被詹姆逊归为一种只能产生无效同义反复的“元语言”。他认为当结构主义者以反解释的姿态瓦解历史、客观世界等外在指涉权威的同时，却又将语言抬高至新的超验权威的位置，但对语言形式的过分关注，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意识形态性的。詹姆逊强调，以语言作为解释的理论总框架，只能滋生一种用语言来解释语言自身的无限回退的机制。他进一步指出，在结构主义者那里，政治、艺术、社会仪式都成为“元语言”的具体创造。归结起来，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是在说神话语言的起源与自我构成，罗兰·巴特的小说分析则在谈小说语言的动力机制，而福柯的历史谱系划分则是讲语言思维模式的衍变，诸如此类。詹姆逊作了这样一则形象的类比，正如苏格拉底试图将世界的创生还原至水或火等唯一的元素，却无力解说这唯一元素的构成，当结构主义文论将语言作为叙事分析的最终内容，并宣称其永恒性，妄图覆盖所有其他解释视域时，也就必然为它自己画地为牢，陷入到解释危机之中。

詹姆逊还特别强调了结构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混乱。在他看来，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等人的历史研究模式，实质上是将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与观念中的历史（主观层面的认识模式、思维方式）完全混同。他指出，这实际是将真实的历史冲突、阶级矛盾、社会事件，统统化约进语言框架中，并试图以文本内部的语言矛盾替代和掩盖历史矛盾。因而当结构主义者把所有文本用语言学术语重新解释一遍时，语言就成为他们理解问题的上限，无法解决的社会冲突，无法诠释的社会现象，被归结到语言结构内部，这实际是用语言的不透明性，逃避真正的历史、社会问题：

我们不能把历史降格为许多认识方式之一，然后又希望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这些方式之间的联系。这使我们想起蓬日所说的树的情况：树一再想逃避其树性，却以长出更多的枝叶告终：“人们不可能通过树本身的途径来摆脱树。”语言作为超验的所指只能把历史视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模式，面对在历史看来不过是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这一系列形式，语言只能目瞪口呆。[5]

语言无力涵盖历史而充当解释的最终内容。倘若将语言结构设为批评思维的上限，也就丧失了在更大的历史视域中考察自身得失的可能。詹姆逊所强调的，正是由于历史维度的缺乏，索绪尔的后继者们仅仅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静止在系统结构内部，而忽略了更为根本的文本与社会语境的二元辩证关系，这就使一切讨论又回到了原点。在他看来，结构主义的所有分析都应该被归结到对上层建筑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在完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只有将结构内部的矛盾冲突，重新还原为社会历史领域的真正矛盾，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才能向马克思的辩证法靠拢。因此，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置于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框架下加以改造，使之完成从语言到历史的思维框架替换，就成为了詹姆逊结构主义批判的题中之义。

注释

[1]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3]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4]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5]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