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技术与文化的大变革

贝尔自称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运用，即把技术关系放到当代科学，特别是20世纪符号学理论的背景中来加以理解，故而，是用“知识技术”替代了以往的“机械技术”。贝尔说，他提出了后工业时代的概念，针对的首先就是这个技术—经济领域，以及它的巨大影响。

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也意味着文化大变革的到来。它破除压抑，声张感性。可是人马上发现横在面前的是一个悖论：“矛盾且荒谬的是，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强调经济与结构变化的人，被视为保守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者，那些强调意识自足，即意识形态领域的人，被认为是革命家。”[1]贝尔认为这个悖论之所以叫人纠结，是因为两方面都有道理，问题在于用什么理论来加以框架。比如，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假如用黑格尔的理论来加以阐释，贝尔指出，那么每一个社会都是结构上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系根据精神发展的某一个“契机”，也就是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组织起来。它意味着这个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现象。反之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贝尔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名言，则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而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贝尔引韦伯《普通经济史》中的一段话指出，产生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最终是在于不懈的理性追求，包括理性的决算、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还有理性的精神生活，即理性主义生活方式和经济伦理的合理性阐释。

所以不奇怪，贝尔指出，传统社会学几无例外都是视社会为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两相统一。社会结构指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技术和职业系统，文化则是意义的符号表达。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贝尔发现，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分裂，正在愈益扩大。先者的根基是工具理性，紧盯效益；后者是反成规，申求正义，张扬自我。就社会结构的“生活方式”来看，它是处心积虑将时间和工作理性化，体现的是一种线性的进步观念。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以技术来主宰自然的努力，期望用工业时代的生活节奏，来替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束缚在土地上的农耕生态。而技术至上的理念，反过来重塑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性格，使不轻易满足、强制献身工作、节俭节制等，在事奉上帝和自我实现的名义下，成为唯责任感是瞻的神圣道德。就此而言，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可以视之为一个整体，其间文化、性格结构和经济悉尽由一个单一的价值系统融合了起来。这就是当其鼎盛时期的资本主义文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一切都给资本主义自身瓦解了。对此贝尔的解释是，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资本主义摧毁了新教伦理，代之而起的是狂热追求享乐主义。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责任的松懈，假道个人自由的名义，本身成了目的。如是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内部分裂：一方面是生产和工作的系统，它要求勤勉刻苦、自我控制，追求有所作为的素朴人生；一方面是消费的领域，它倾向于及时行乐、穷奢极欲，一味追求享受。但是有一点不谋而合，那就是两个领域里流行的都是世俗价值观念，超验的信仰和伦理缺失不见了。

与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结构不同，贝尔认为更关注自我的当代文化，是把人类最深切的冲动本能同对资产阶级的反叛结合了起来。他指出，文化的反传统性质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周而复始的特征，压抑和释放的辩证，早就在宗教和世俗道德中屡见不鲜。这也是人类用有限的自我来对抗死亡之永恒命运的悲壮努力。如古代的狄俄尼索斯狂欢歌舞，以及早期基督教中的诺斯替教派，都相信自身可以免除道德法则的束缚。19世纪浪漫主义，则以放浪不羁、唯美主义这一类文化形式，来反对资产阶级道德。特别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洛特雷阿蒙、韩波等，可谓在这一高扬波西米亚精神的反传统浪潮中一马当先，通力表现“真正的”自我，随心所欲，一切道德和法律的陈规陋习，何足道哉。

贝尔指出，这一反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潮流，就意识形态层面上言，是与新兴知识阶级的兴起，以及追求自我实现的风云际会的青年运动，携手并进的。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文化反叛，强调个性自由。故而这一时期“敌对文化”（adversary culture）和“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出现，也可谓适当其时。所谓敌对文化，贝尔的阐释是，历史上它是出身于现代主义运动，反对资产阶级传统道德，从艺术，特别是实验先锋“艰难”艺术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包括20世纪早期的大量文学、音乐、绘画和诗歌。对此贝尔的评价是：

这类艺术所为，首先在于打破了传统的“理性宇宙论”，它秩序有定排列时空，分出次序和比例、前景与背景、距离与控制，这都是从15世纪到19世纪，绵绵不断的经验组构感性模式。通过现代主义，上述忤逆冲动吸引住了文学和艺术这些高雅文化的眼球。[2]

比较“敌对文化”，“反文化”又是什么？贝尔的说明是，反文化是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它认可冲动，探索幻想，追求各式各样的快感，总而言之是以解放自我的名义，针锋相对挑战资产阶级社会规范。但是，有鉴于资产阶级文化随着19世纪过去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故而反文化不过是一方面拓展了文化现代主义的路数，一方面重演了60年前即已诞生的早已被资本主义市场化的享乐主义。贝尔指出，反文化鼓吹个人自由、极端经验，以及性解放，这都叫自由文化（liberal culture）措手不及，因为它向来只有在艺术和想象领域，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接受这类先锋意识。其结果只能是导致道德混乱，反弹一触即发。但即便如此，贝尔还是充分肯定了文化对于社会的引导作用：

观念与文化风格并没有改变历史，至少，并没有一夜之间改变历史。但它们是变革的必然前奏，因为意识之中，即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之中的变革，正是驱使人们去改变其社会格局与制度的动因所在。[3](www.xing528.com)

要之，贝尔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由此面临着一个文化悖论：如今它必须承认一个敌对的“意识形态”，终始心有不甘也罢。这意味着承认撑起这个异端意识形态的新兴阶级，承认传统的价值系统已经分崩离析，而埋葬它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结构转型。关于这个敌对的意识形态及敌对的新兴阶级，贝尔特别指出，它不是工人阶级的世俗社会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文化靓仔，他们再是给现存体系收编进来，也保留了与生俱来的忤逆态势。这个新兴阶级主导着媒体和文化，表面上并不似“自由派”那般标榜极端，可是它围绕着“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是彻头彻尾反资产阶级的。所以，即便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重申虔诚，可是虔诚在现实社会中显得空洞，在由这个体系本身培植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面前，一败涂地。概言之，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成了它自己的掘墓人。

贝尔认为上述文化悖论正是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社会危机。他指出，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且也很难还原到哪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其意识形态根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的文学团体，以及半个世纪之前资本主义促生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当然，还有近十年崛起的新兴知识阶级。总而言之：

文化危机不可能像政治问题那样，由收编或排斥哪一个社会集团来得到解决。它深深植根在支撑或者未能支撑住某一个体系的核心价值里面。适因于此，这个文化悖论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持久性危机。

回过头来再看文化与社会结构脱节的问题，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这一脱节是不减反增。后工业社会技术替代了传统宗教，在通力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合法性。但是贝尔指出，一个技术官僚的时代决不是一个高贵的时代。物质丰富给人的满足感转瞬即逝，它无法替代精神生活的渴求。而人类最深切的本能，莫过于构建神圣制度和信仰，来寻求生命的意义，以否定死亡的虚无。后工业社会由是观之，除了献身于科学圣殿的少数人，它并不能提供一种超越伦理。愤世嫉俗的游戏人生最终将人引向自我中心主义的孤独症，导致社会共同价值的分崩离析。故缺乏一个根深源长的道德信仰体系，是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所在，不解决这个矛盾，后工业社会将没有前路。这就是贝尔的结论。

注释

[1] 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New York：Basic Books，1999，p.476.

[2] 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New York：Basic Books，1999，p.479.

[3] 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New York：Basic Books，1999，p.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