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症候阅读的理论方法

症候阅读这一概念是阿尔都塞在1965年发表的著作《读〈资本论〉》中提出的。这里的“症候”概念取自拉康的语义学，并可进一步上溯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探究癔症、强迫症等精神疾病时，弗洛伊德提出，症候是病人受压抑的、无意识的欲望的扭曲反映；而精神分析师正是以这些无意识的症候为线索，帮助病人发现隐藏在症候背后的真实欲望，从而达到消除病症的治疗目的。在阿尔都塞那里，情形是相似的：一言以蔽之，症候阅读是透过文本中“被看见的”部分，读出其中原本“看不见的”部分，从而使叙述变得更为科学。

然而，究竟孰为“被看见”，孰为“看不见”，而原本“看不见”的部分又何以被看到？为将这些令人费解的谜题逐渐展开，阿尔都塞颇费了一番工夫。在提出症候阅读之前，他先提出了另外三种阅读方式：“无辜的阅读”、“有罪的阅读”与“第一种阅读”。表面上，这四种阅读方式分为两组，前一组是“我们”阅读《资本论》的方式：无辜的阅读或有罪的阅读；后一组则是马克思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时的两种不同方式：第一种阅读（即所谓“通过栅栏来阅读”，姑且命名为“栅栏阅读”）与第二种阅读（症候阅读）。

但在阿尔都塞看来，事实上它们四者的关系并非如此。一方面，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叫“无辜的阅读”的读法。也就是说，任何阅读，无论认罪与否，都只可能是“有罪的阅读”，因为所谓文本的原意并不存在。阅读的原罪，在于读者无法将文本的原意直接映照进自己的思维中；只存在带着特殊的理论背景与阅读意图的阅读，这种阅读必然是主观的，比如，经济学家的、历史学家的、文学家的或者哲学家的阅读。

另一方面，阿尔都塞认为，他对于马克思的有罪的、哲学家的阅读，揭示出了马克思本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方式。栅栏阅读与症候阅读，虽然这两种方式看似都为马克思所采用，但前一种方法实则混淆了《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界限，是马克思在叙述上未能将《资本论》的理论方法贯彻到底的表现。说到底，症候阅读才是马克思真正采取的理论方法，真正标志出马克思超越他的那些先驱者的地方。

阿尔都塞认为，进行栅栏阅读的马克思是独断的，因为他以自己的叙述为尺度来衡量他的先驱们（比如亚当·斯密）的著作。不妨藉此意象做个联想：如果说斯密的著作是一堵墙，那么马克思的著作则是挡在前面的栅栏，栅栏这边的读者放眼望去，只能看到被栅栏切分的墙。如此一来，斯密的功过得失，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完全是由马克思的论述作为栅栏（尺度）的地位先验地决定的。

令阿尔都塞不能接受的是，这种栅栏阅读会导致两方面荒唐的结论。其一，眼大漏神的斯密总是看不见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明察秋毫的马克思却总能看到它们，这两人巨大的理论差距竟然仅仅在于“视力”！因此，马克思与斯密并无实质的差别，前者只是后者身上那许多大大小小的补丁。其二，虽然这样的马克思仅仅是完成了的斯密而已，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望其项背，因为我们根本无从知晓他那超乎斯密的“视力”是从何而来的，它在方法论上全无保证，仿佛是伟人独具的天赋异禀，一种“本质直观”能力；而对此完全莫名其妙的我们，甚至绝难断定自己的洞察力能否赶上斯密，更别说马克思了：我们似乎注定只能通过马克思的文本，至多看到一些他早已看到了的东西，而无力像马克思一样看到更多。

在阿尔都塞看来，要破斥这些谬见，必须采用症候阅读对待马克思的文本。阿尔都塞正是以这种方式读《资本论》的。但阿尔都塞并不认为症候阅读是他的发明。相反，他坚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采用这一方法；并且，马克思正是靠这种方法克服斯密的“近视”，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批判——虽然同时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对症候阅读的运用往往是以一种非自觉的方式呈现的，这并不是说它是被偶然碰上的，而是说它并未被提炼为一种直接以理论状态出现的方法论，像阿尔都塞此处所做的这种方法论。

栅栏阅读，其错误在于将“看见”与“看不见”绝然割裂并对立起来，这使得我们以为，理论的认识过程就是一种反映过程，它围绕着对于外在客观事物的“看”进行，被看到的本质造就理论进步，看不到的则造成理论谬误。因此，这种阅读实质上声称自己是无辜的阅读，它公然要求读出与读者无关的本质来。阿尔都塞明确指出，只有将“看见”与“看不见”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出来，这种“栅栏”之下的谬见才会消除，取而代之的则是症候阅读：

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看到的东西不是它没有看到的东西，而是它看到的东西；不是没有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而恰恰是出现在它的面前的东西；不是它疏忽的东西，而恰恰是它没有疏忽的东西。因此，疏忽是没有看人们看到的东西。疏忽与对象无关，而与看本身有关。疏忽是与看相关而言的疏忽，而没有看是看所固有的，是看的一种形式，因此同看必然联系在一起。[1]

为解释这段恐怕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表述，阿尔都塞详细地考察了《资本论》“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章中的一段精彩论述。在那里，马克思谈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劳动价值”概念偷换为了“劳动力价值”概念。这段论述被阿尔都塞视作马克思本人进行症候阅读的典范。马克思指出，由于政治经济学家根本不重视什么“劳动价值”，而将旨趣放在生产费用上，因此他们的讨论从起始处就陷入到了“劳动”与“劳动力”的混淆中。不是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不到劳动，也不是他们看不到劳动力，而是基于他们总问题的限制，那种仅仅将劳动作为资本再生产的一个中间环节考察、从根本上无视劳动者的权利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总问题，将两者无可挽回地混为一谈了。为突显这个过程，阿尔都塞采用了一种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时只应作一种“隐喻”来理解的分析方式，即为原来问答方式中的“沉默”留出“空缺的地方”。下面这三段文字，阿尔都塞用它们构成了一则完整的症候阅读：

（1）最初的问题，用古典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是劳动的价值？古典经济学生产这一回答的那一段文字，就其严格的、完全站得住脚的内容来说，可以表述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在这一回答中有两个空白，两个空缺。

（2）古典著作本身告诉了我们它所沉默的东西：它的沉默是它特有的话……现在我们只要设想在回答的结尾用“劳动者”一词来代替“劳动”一词，问题就解决了。那么，这个回答就成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者的价值”。但是，因为劳动者并不等于劳动，所以句子末尾的术语“劳动者”和句子开头的术语“劳动”就相互矛盾……因为工资购买的不是劳动者，而是他的“劳动”。

（3）（马克思）在这种表述中引入和重新建立了劳动力的概念，而这种劳动力的概念已经存在于古典经济学所作出的回答的空缺中……这样，回答就成为：“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它的问题则以下列形式被生产出来：“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2](www.xing528.com)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症候阅读不仅是“看”（或“阅读”）的过程，而且同时是“写”的过程。在症候阅读的定义上，阿尔都塞就要求它以两篇文章的存在为前提，并以所“写”的那一篇为所“读”的那一篇的尺度。与栅栏阅读不同，在症候阅读中，阅读对象与写作对象已不再是连续的文本，不再是破衣服和补丁的关系；而是断裂的文本，在问与答所使用的概念上都发生断裂。阅读对象所呈现的症候：沉默，它迫使“阅读者”，同时也是“作者”，置身于新的“场所”。当“场所变换”发生，新的概念在全新的结构关系中浮出水面：不仅问题的答案变了，而且问题的提法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其次，同时作为“写”的症候阅读，恰是一个生产过程，即通过产生新的概念及其结构得到新知识。换言之，症候阅读严格对应阿尔都塞1963年论文《关于唯物辩证法》中的“理论实践”：从上文引述的语段（1）进展到语段（3）的过程，正是从意识形态性的、抽象的一般性概念上升为科学的、具体的一般性概念的过程。

最后，这一空白、空缺、沉默的显现和发声，不会是客观、中立、无辜的阅读的结果，而是对于阅读的历史性的自觉，是将文本阅读的真理性交由现实的历史性去评判。劳动概念，作为抽象的一般性概念，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混乱不堪恰恰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以及政治与法权的总问题下，它没有严格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模糊、混乱与空缺；它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真正关系，将剩余价值的秘密统统遮蔽起来。只有透过这种混乱，才能在场所的转换中最终打破既有的意识形态，迈向新的、作为具体的一般性概念。

阿尔都塞相信，症候阅读正是马克思本人的方法，马克思用这种读法阅读政治经济学，并揭示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概念，剩余价值概念，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流传中，这种方法却长期被忽视。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借列宁的话，指出《资本论》是以实践状态存在的辩证法，但毕竟不是以理论状态存在的辩证法。而在《读〈资本论〉》中，他试图读出隐含在《资本论》已经讲明的话语下，沉默着的、但业已完成了的、实际存在着的辩证法理论。阿尔都塞明确表示：

我的要求无非就是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逐一地进行“症候”阅读，即系统地不断地生产出总问题对它的对象的反思，这些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够被看得见。对最深刻的总问题的揭示和生产使我们能够看到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以暗示的形式和实践的形式存在的东西。[3]

至此，阿尔都塞宣称，不仅存在两个马克思，也就是采取栅栏阅读研究方法的青年马克思，和采用症候阅读研究方法的1845年之后的马克思；而且在后一个马克思中，还存在着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错位。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认为，由于马克思缺乏合适的叙述语言，导致他在症候阅读中取得的全新成果被部分地遮蔽了，也使马克思有时看似又退回到了栅栏阅读的水平上。而采用症候阅读方法的阿尔都塞，却从中看到了马克思真正概念的空缺，真正含义的沉默。他进而提醒我们，要避免这些空缺与沉默为旧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不仅要与以青年马克思为据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斗争，而且要恢复《资本论》等文本在叙述上的严格性，让马克思的沉默开口说出他原本就想说的话。

凭借症候阅读，阿尔都塞一方面竭力揭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方法，另一方面努力恢复马克思理论的严密性。然而，这种症候阅读究竟是马克思本人的方法，还是阿尔都塞的创造，自它提出之时起就不断受到争议。另一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症候阅读的方法本身能否成立。如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科恩（Gerald Allan Cohen）所言，《保卫马克思》使人相信，马克思真正重要的思想不是在他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学说中，而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但当我们进而读到《读〈资本论〉》时，阿尔都塞那优美而含糊的话语却不免令人大失所望，疑惑重重，所得甚少。[4]科恩或许言过其实，无论如何，症候阅读作为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元结合的一种阅读模式，对于后现代文本观念的形成，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注释

[1]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2]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2页。

[3] 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1页。

[4]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