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文化与上帝之死》揭示宗教政治危机及其对西方文化的威胁

伊格尔顿的新作《文化与上帝之死》，回应了目前西方社会频繁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政治危机。他站在文化左派的立场，发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话语的声音。在这本书里，伊格尔顿把与原教旨主义相关联的恐怖行为，归罪于西方政治哲学家们为应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合法性危机而创制的世俗宗教。他进而追波讨源地梳理了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长达三个世纪的世俗宗教谱系。在他看来，这一宗教谱系既造成了尼采意义上的“上帝之死”，使人们的信仰持续堕落，又将西方文化送入了危机。而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这一积重难返的世俗宗教谱系，终究还是孕生出了内部的颠覆势力：地方宗教与恐怖暴行联袂演出，以抗议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宗教的不恰当征用，伊格尔顿将其形容为“复仇的上帝重新复活”。而假道宗教话语寻求文化、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他这本书的旨归所在。

伊格尔顿指出，在西方主流话语中，原教旨主义和恐怖势力往往被看成外在于西方文明的威胁，但这恰恰造成以暴抗暴的政治僵局。他强调说，被界定为邪恶势力的极端原教旨主义，实际上应被看作西方意识形态的寄生物；而当下政治危机的症结，必然要回溯至资本主义漫长的意识形态史，方能获得解释。因此，重现西方意识形态的营构者们如何不恰当地挪用宗教话语，也就被伊格尔顿定位为一项政治任务。凭一贯的文学史梳理功底，自列奥·斯特劳斯、阿诺德、孔德，至阿尔都塞、哈贝马斯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史，被他改写为一部无信仰者的世俗宗教史。伊格尔顿感慨道，宗教虽然几经演化得以幸存，但却也因此被政治哲学家们改造为阶级统治工具，降低至政治仆从的位置。伊格尔顿尤其强调了精英与大众在这一世俗宗教谱系中的分化，他将这一由知识分子创制的、隔开信仰与日常实践的宗教谱系称作“勉强无神论”（reluctant atheism）。在该书的结尾处，伊格尔顿对百弊丛生的西方宗教史作出过这样一番概括：

我们看到“勉强无神论”的宗教谱系已时日久长，自马基雅维利以来就认为，宗教教义无论多么虚无，都是一种应对恐怖行径的策略，是平定暴乱的有效途径……阿诺德用他诗化了的基督教教条来应对与宗教信仰日行渐远的工人阶级，而这一教条为他自身所蔑视。奥古斯都·孔德，一位彻彻底底的世俗主义者，以世俗化的神职人员团体将这一可疑的宗教世系谱推向了荒谬的极致。杜克海默从没和上帝打过交道，但他认为宗教是陶冶情操的宝贵资源，列奥·斯特劳斯认为宗教对社会秩序是必须的，尽管他自己一刻也不信神。这些哲学精英们意识到的政治智慧：政治社会没有稳定基础这一点，无论花费多大代价也要在大众面前遮蔽起来。[1]

在上述论断中，伊格尔顿实则说明了运作于世俗宗教之中的“政治智慧”：世俗宗教是精英们为控制大众思想而创制的一套意识形态修辞术，上帝只不过是统治阶层随时操纵的傀儡，仅仅在政治危机之时复活演出。这一意识形态的营构历史因而被伊格尔顿比喻为统治阶层不断创制上帝新替身的政治发明史。在他看来，18世纪的启蒙理性主义、19世纪的美学和高雅艺术、20世纪以来泛滥的文化主义等，都是其中最为杰出的发明。

伊格尔顿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提醒读者注意统治者不断更换上帝新代理人的政治策略，而这一轮番登台的统治权替换游戏，在西方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面前，却遭受了最大的质疑。如果换掉伊格尔顿关于上帝替身的过于滑腻的譬喻，在他看来，认清当下西方意识形态危机的症结，事实上也就要从探寻这一问题入手：为何包括文化在内的诸多统治意识形态的新样式都只能是宗教不合格的替代者，无法完满履行宗教原本的意识形态职能？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伊格尔顿首先从现代性进程中的学科分化谈起，尝试对西方“去魅”的世俗宗教史进行一次“再去魅”。科学、美学、文化、政治，各学科分立的新局面，被他描绘成不肖子孙急于瓜分祖辈遗产的场景。原本浑融整全的宗教被分化至各个领域：科学理性主义继承了宗教教义的确定性，审美捍卫了宗教的内省精神和道德维度，文化保存了宗教的社群精神和整合功能，激进政治则秉承了宗教改造世界面貌的使命。

伊格尔顿指出，这些宗教的后继者们都妄图否认自身学科的来源，在对宗教遗产的拣选中，他们不仅将最核心的宗教信仰抛之脑后，更为重要的是，连宗教的社会批判功能也被直接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伊格尔顿将此称为“俄狄浦斯式的僭越”。他试图令读者注意到，正因为后继者们对宗教原有职能的这一背离，才使他们只能是不合格的继承者：

宗教一向是将政权合法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将它降至这一功能的确是荒谬的。如果说宗教提供了对权力的懦弱辩护，那它也间或充当生长在权力边侧的荆棘。由于上帝在维系政权层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即便到了这个世俗年代，大多数人也无法坦然接受上帝影响力的衰退，即便是那些对上帝连最微弱信仰都没有的人。[2]

正因为宗教总是反抗既定权力关系，抗拒被完全吸纳进社会秩序之中，才使它具备后继者无法比肩的社会包容性。统治精英们苦心孤诣营造的大众信仰神话，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和宗教拉开了距离。伊格尔顿尤其强调了运作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美学等意识形态新样式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他指出，这些不合格的后继者们对内将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典律化，对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神圣化，因而违背了宗教的原始教义，必然在严重的知行不一中耗尽宗教的象征资源。

如果像伊格尔顿所描述的那样，在西方意识形态史中，惯用的策略就是以上帝的替身游戏来暂时性地克服危机，那么在与原教旨主义关联的地缘宗教面前，这一愈演愈烈的内部危机将直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伊格尔顿所言的西方“勉强无神论”的宗教世系，虽然在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中得以幸存，但在当下与地方具体文化的遭逢中，必将走到它的极限。伊格尔顿强调说，这一世俗宗教谱系使弱势群体长期处于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这就使弱势群体汇集在宗教形式下反抗西方社会具有了必然性。他将之形容为“愤怒的上帝再次抬头”：

西方资本主义不仅成功促生了宗教怀疑论，也同样促生了原教旨主义，这是辩证法一项声名卓著的功绩。屠杀了上帝之后，现在它发现自身正帮助上帝重新复活，为那些在自身弱肉强食的政治体制下受到压迫的人们，提供庇护所和力量。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发现自身在外被充满杀戮气息的宗教包围，在内亦为孤立无援的、排斥于资本主义优先秩序外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愤怒和偏执所抨击。在这个非常时段，当代资本主义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后神学、后形而上学、后意识形态，乃至后历史的时期，一个愤怒的上帝再次抬头，急于抗议他的讣告被过早张贴。[3]

伊格尔顿这一极富修辞性的论述，正是当下地方具体文化与西方一般文化遭逢的真实写照。被实用主义、文化主义、享乐主义、相对主义装点的西方意识形态现在遭遇了以地缘宗教形式出现的有血有肉的反抗。正如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中早已论述的那样，西方与别处之间展开的实质性文化战争暴露了西方社会早已积重难返的体制弊端。在内外交困的局势面前，伊格尔顿认为值得反思的是，在西方意识形态无力继续征用宗教充当社会整合工具之时，该如何重建宗教、文化与政治的新框架？

出于文化左派的身份自觉，早在伊格尔顿写作《甜蜜的暴力》时，他就将这一思索作为文化左派的新任务提交出来。在该书的序言中，伊格尔顿将宗教领域定位为尚未为左派充分关注的新战场。他将宗教话语中尚未被发掘的宝贵遗产称为一种“启蒙性神学教义”[4]，并提出对这一开拓性视域的期待，认为一直在文化理论中兜兜转转的左派兴许可以在这里突破理论的瓶颈。

秉承这一思路，伊格尔顿在《文化与上帝之死》的第四章《文化危机》中，专门在宗教视域下重新反思左派的文化批判实践。虽然他在讨论后现代文化问题时的观点与《文化的观念》一书多有相似，也不厌其烦地重申了后现代看似多元的文化如何是实质上的铁板一块，其内部又如何预设了权力支配关系，但一个思路上显著的差异在于，伊格尔顿不再把视线囿于当下。以重寻“启蒙性神学教义”为旨归，伊格尔顿将20世纪末方才出现的文化危机，回溯至两个世纪以前的维多利亚时代，转而从文化精英主义者阿诺德等人如何歪曲宗教教义谈起。

伊格尔顿评述了阿诺德在《文学与教条》（1873）中援引希伯来传统改造《新约》的行为，将阿诺德试图重建的新宗教称作精英分子的文化道德学。伊格尔顿指出，阿诺德宣称的接近大众、投身尘世的新宗教，实际是美学在不具备政治重建性之时，企图将希伯来《圣经》所强调的敬畏、臣服的宗教情绪拉来充当抵抗社会动乱的壁垒。在伊格尔顿看来，阿诺德声称在《新约》的道德内省维度与《旧约》的行动主义维度间谋求平衡，只是为了扩大自身道德学的影响范围，以文学修辞调动起普泛的社会情绪。伊格尔顿因而将阿诺德的新宗教称作“被情绪强化、激发、点燃的道德学”，指出它试图以知识分子施加的有限道德影响来维系政权，却预设了大众的臣服：

阿诺德没能考虑的是这一潜在可能，宗教与大众的相关性并非源于他们对政治稳定的需要，而是犹太教《圣经》中呈现的这一事实：耶和华，作为穷苦无告之士的声援者和拥护者，那个轻视宗教仪式，斥责拜物教和偶像崇拜，拒斥头衔和圣像，并带领他的人民摆脱奴役的非神祇……宗教于是被改造成带点超验性的道德形式，或一种“被情绪强化、激发、点燃的道德学”。《圣经》在阿诺德的观点中是世界上重要非凡的作品之一，但它仅仅以被彻底净化的面貌出现。一个讨论救赎、事关赈济贫弱的文本，据此被简化为一种情绪问题。[5]

不难看出，在伊格尔顿那里，真正的神学教义仰赖革命主体的参与，是在政治反抗中方能创生的平等新秩序。文化精英们提前规划的道德学，忽视了民众的参与，必然浸透了权力支配关系。如此，伊格尔顿也就揭示了当下文化危机的内在必然性，事实上文化更易反映社会阶层的分隔，而非将之弥合。一旦社会纷争浸透文化概念本身，文化就从解决问题的途径转为问题本身了。(www.xing528.com)

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预见的那样，文化试图取代宗教的年代行将结束，它无力从意识形态工具的地位摆脱出来，而是将大众的期望与需求带到了权威的庇护下。在这本书里他指出，文化资源已几近枯竭，对左翼的政治实践无所助益；而唤起革命的行动维度，要求更平等的文化政治秩序，则亟需另觅他途。就此伊格尔顿在对文化主义的追溯中回应了左翼批评何以转向神学的问题。伊格尔顿提及自己跻身其中的宗教转向：

在西蒙·克里奇利《无信仰者的信仰》中，这标题或许可用来标示近期左翼思想的整个系列，他承认了任何彻底的世俗主义世界观的局限，并写出了自己对无宗教维度的激进政治是否真正有效的疑惑。现在是一些左翼人士，而非右翼人士，寻求宗教对政治的补充，毫无疑问，部分是为了回应晚期资本主义的精神空白；但也因为在宗教和信仰、希望、正义、群体、自由等世俗观念之间，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亲和性。一系列声名卓著的左翼思想家，从巴迪欧、阿甘本、德布雷，到德里达、哈贝马斯和齐泽克，因而皆转向了神学问题，转向一向作为政治侍从的宗教自身的苦恼和困惑。[6]

事实上，伊格尔顿花大量的篇幅梳理知识分子的世俗宗教话语，正是为了表明激进政治的倡导者需主动介入宗教领域，争夺话语表述权，进而回应他上述提及的英国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在最近探讨宗教与政治关系的《无信仰者的信仰》（2012）一书里提出的问题：没有宗教支撑的西方左翼激进政治运动究竟有无可能获得成功？如伊格尔顿的一贯做法，直到著作的最后，他方才发出逆转性的号召，提出重建革命神学的呼吁：

如果宗教信仰要从装点社会秩序，并提供一系列它们存在之合理解释的重负中解脱出来，那宗教将会自在地重新发掘它的真正宗旨，作为一种对所有这些政体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它现今的充溢也意味着它的救赎。《新约》和市民责任没有丝毫关系，它并非教化文献，它对促成社会共识并无热情。它对公民杰出的、良善的行为准则并不以为意，因为它认为这些价值观迫近消逝。它增添进平庸道德的并非一些超自然的支撑物，而大体上讲是一则不合时宜的消息：我们的日常生活形式如果将要作为公正和富于同理心的社会重生，必须历经一场激烈的瓦解，瓦解的标识是穷苦无告者联合成的共同体。它是一个信仰的新框架，文化和政治将会由此重生。[7]

伊格尔顿援引宗教中反抗权威与重生得救的教义，为激进政治行动张本。该书结尾部分西方左翼政治运动与宗教救赎精神的联合，可作为最明确的政治行动口号来看待。不同于以往梳理审美与文化问题时的迂回曲折，伊格尔顿以最迫切的方式，提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重铸社会秩序的行动号召。他直接指出，将激进变革付诸政治行动，才是符合宗教真正精神的“启蒙性神学教义”。

当下西方左翼已无意在泛滥的文化理论里徘徊不前，转而向宗教领域寻求行动支撑，保罗神学传统则为激进变革提供了一套话语资源。在这一传统中的末日审判主题，以及以耶稣基督复活来界定新纪元的信仰，都赋予中断既有历史秩序的革命行为以神圣意义，这就改变了政治哲学家们营造的那套西方世俗宗教的话语秩序，无产阶级革命不再是暴力、流血、乌合之众的代名词，它意味着普遍的救赎与重生。阿甘本的《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2000），巴迪欧的《圣保罗：普遍主义的根基》（1997）皆援引保罗神学传统为革命张本，而齐泽克的《木偶与侏儒：基督教的倒错核心》（2003）则直接呼应本雅明《关于历史的哲学论纲》（1940），将本雅明置于保罗主义的传统中解读。

作为天主教徒的伊格尔顿虽然早于上世纪70年代就离开了教会，但他却始终保持对宗教教义与政治变革问题的思考。自早年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伊格尔顿就深受本雅明的犹太教弥赛亚救赎传统影响，革命神学的维度可以说一直是伊格尔顿思想的潜在脉络。概言之，跻身西方左翼宗教转向的大趋势中，伊格尔顿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文化问题的追本溯源。事实上，伊格尔顿始终没有像自己声称的那样，放弃他一直坚守的文化领域，而是自觉将当下的文化危机，置放于西方政治哲学营造的一整套世俗宗教话语之中予以深入考究，最终希冀一种建立宗教、文化与政治新框架的可能性。

注释

[1] 　Terry Eagleton，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207.

[2] Terry Eagleton，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3.

[3] Terry Eagleton，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98-199.

[4] 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方杰、方宸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5] Terry Eagleton，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137-138.

[6] Terry Eagleton，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204.

[7] Terry Eagleton，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20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