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中的伊格尔顿与罗蒂的论争

伊格尔顿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展开对话，以回应罗蒂对西方左派的讥讽。伊格尔顿《保卫自由世界》一文就专门回应了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这本书里的观点。他的《理论之后》和《文化的观念》这两本书，也多以文化主义者（以罗蒂为代表）为靶子展开驳论。两人讨论的内容涉及文化政治学的多个层面，如人们能否对置身其中的文化进行理性反思，宏大理论话语与终极价值是否为政治所必需，文化左派理论上的高姿态究竟有多少实际政治效用等。

伊格尔顿与罗蒂观点的首要分歧，就在于对文化的看法。伊格尔顿的文化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文化主义的反拨，意在摆脱文化主义囿于经验的局限。伊格尔顿意识到批评家只有将文化看做话语权力的角逐场，主动介入对文化表述权的争夺之中，才能避免文化为统治意识形态征用。而罗蒂的分析哲学立场，则依然将文化经验视作本真性的来源。在《偶然性、反讽与团结》一书中，罗蒂从他的分析哲学出发，否认左派批评家运用理论进行文化批判的可能。罗蒂宣称，唯一自然稳定之物是作为我们生活方式的文化，只有文化扎根到了日常实践的特殊性之中，能够提供“生活的意义”。与之相对地，罗蒂将左派文化批评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宏大叙事，以及信仰、道德、真理等终极价值，都视为偶然性的历史建构物。既然我们不能得出超越于生活之上的理论，那么文化左派借助理论推动公众政治的举措，在罗蒂看来必然是南辕北辙。因此文化左派的行为，只不过是强行弥合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形而上学家们的谬误”罢了。

为了与他所批驳的左派“形而上学家”形成比照，罗蒂转而从美国的政治现实出发，塑造出“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这一理想的政治家形象，指出公众政治生活与理论话语分裂的必然性：

根据我对反讽主义文化的描述，这一类的对立只能在生活中结合起来，而无法在理论中加以统一，我们不应该继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衣钵传人，或任何能够将高雅与雄伟融为一炉的理论。反讽主义者应该接受他们终极语汇中私人部分和公共部分势必分裂的事实，他们应该承认，从个人终极语汇的疑惑中获得开悟，事实上与想要帮助他人解脱痛苦和侮辱的企图，不存在任何特殊的关系。[1]

罗蒂试图说明理论是文化主体的偶然创造物，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公众政治行动，只有放弃理论的“终极语汇”，承认偶然性，拥抱多样性并投身于“生活的意义”，才能通向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

在伊格尔顿看来，罗蒂对文化传统、历史偶然性的过分强调是一种文化自然化策略，否认对文化进行理性反思的可能，它必然使文化沦为肯定现存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工具。伊格尔顿指出，罗蒂拿标识“生活的意义”的日常文化，抽换了真理、确定性、道德等人文精神的地基，使文化失去了形而上的评定标准。这也就推卸了文化主体对置身其中的文化环境进行反思的义务，实际是一种“最为典型的意识形态姿态”，是对美国普世文化的辩护：

简言之，罗蒂所作的是将偶然性提升为普遍性而不抹煞其偶然性，从而调和了他的历史主义与他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绝对化。当然，它的历史相对论正好是其绝对论的依据。如果没有文化可以被形而上学地认购，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合理的依据赖以进行挑选——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古代的诡辩家一样，你也许还不如挑选一个你正巧在其中发现自己的文化。……也许可以断言，罗蒂之将偶然性提升为普遍性是最为典型的意识形态姿态，那正是他希望其反讽性的自我意识将会从这种命运中得到回报的。[2]

伊格尔顿将罗蒂的谬误归于他对文化内在矛盾的忽视，指出文化并非罗蒂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同质性的封闭物，而是开放性的矛盾综合体。文化的内在冲突性，使我们的批判成为对其固有矛盾的揭示。在伊格尔顿看来，罗蒂所言的只有凭借反讽式思维习惯才能达到的文化反思位置，是将文化反思归为精英阶层的特权。伊格尔顿将罗蒂称作“反理论者”：

反理论主义者犯下的错误便是把文化看作多多少少具有一致性。因此，有些文化批评不是出自于外部，就是出自于内部。外部的批评远离正题或难以理解；内部的批评，则不够彻底。但文化有不同和矛盾的组成部分，允许我们对其他部分进行批评。[3]

虽然伊格尔顿能够从理论层面实现对文化左派的辩护，但罗蒂对文化左派缺乏实际政治行动的批判则使伊格尔顿无从辩驳。理论上的高姿态与行动力的匮乏，似乎已成为西方文化左派的公认形象。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指出，文化左派热衷于高头讲章，致力营造一套由人民、集体、乌托邦构成的宏大话语，却无心社会实际事务，企图以文化政治替代真正的政治行动，从而使本该各司其职的政治与文化领域不恰当地相互扰乱，罗蒂指责道：

文化左派仍旧回避这些问题。它这样做是因为它只喜欢谈论“制度”而不喜欢谈论具体的社会实践和具体的社会变革。这个左派仍旧采用革命的话语而不是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话语。它漫不经心地使用诸如“晚期资本主义”等术语，仿佛我们只需等待资本主义垮台，而无须解决这个问题：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什么能决定价格和调节分配。左派要想走出学院进入公共领域就必须争取到广大的选民。这些选民合情合理地要求知道左派想法的细节。要求知道抛弃市场后经济如何运转，要求知道分享民主制在理论上如何运作。文化左派对此没有答复。但只有当它回应这些要求时，它才能够成为政治左派。[4](www.xing528.com)

伊格尔顿专门撰写《保卫自由世界》一文回应罗蒂，指出罗蒂实际上搞错了谴责对象，没有弄清美国式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伊格尔顿强调说，事实上早在实用主义者发起攻击前，文化左派就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的紧密结合，文化左派们只是在做力所能及之事。而在伊格尔顿看来，真正需要批判的反倒是与后现代消费文化联姻的美国理论，它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倡导多元、差异、解中心，实质上从事的却是对帝国殖民行径的遮蔽。

伊格尔顿认为正是由于美国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的缺乏，罗蒂在谴责左派激进分子耽于形而上理论之时，他却身陷美利坚种族优越论的元话语中，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绝对化的鼓吹者。伊格尔顿不无尖刻地指出：“这里的‘美洲性’几乎成了一种元话语或某种形而上本质，把千姿百态的信仰、生活方式、肤色等等归并成某种统一的现象，进而组成美利坚合众国。”[5]伊格尔顿在论辩中强调，罗蒂所热衷的“团结”、“自由”、“民主”等美国理念，并非如他赞颂的那样，植根“生活的意义”且落实于全球民主的实践，而是一套帝国宏大叙事，它浸透着美国式的种族优越论，旨在削弱全球范围的激进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论争中，不管是罗蒂对伊格尔顿的批判还是伊格尔顿的回应，都采用一种迂回曲折的战术，并不直面对方质疑的关键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实际并不认为应当用文化政治替代真正的政治，也不否认左派在社会实践向度上的缺乏。相反，在《文化的观念》结尾，他就明确指出很多全球性问题并非是文化所能解决的，并发出“让文化重归其位”的呼吁。伊格尔顿实际比罗蒂所能看到的走得更远，他意识到泛滥的文化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之间的同构关系，让社会的抵抗力仅局限于理论建构和文化批判层面，而不触及社会行动，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危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带。

事实上，正是文化左派置身其中的学院体制决定了他们复杂的政治倾向。西方学院的供养系统使左派文化知识分子即便开展了批判性的革命实践，亦难免陷入边缘化的命运，左派文化知识分子对学院体制的依附关系，直接助长了当今泛滥成灾的文化理论。伊格尔顿呼吁让文化重归其位，放弃囊括过多本不属于它统辖的范围，正是对当代西方知识分子迷乱的身份与政治困境的清醒认识。

注释

[1] 理查德·罗蒂：《偶然性、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9页。

[2]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6页。

[3]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1页。

[4] 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三联书店，2006年，第57页。

[5]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