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权力角逐场的审美话语：文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将话语理论应运于自身的文化政治批评，是自伊格尔顿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中就确立起的思路，在这本书的《修辞小史》一章里，伊格尔顿将文学批评的原始功能追溯至古希腊的政治修辞学。他指出，文学批评并非是美学趣味的鉴赏领域，而是与政治伦理、宗教法律、国家统治密切相关的一种政治游说工具。伊格尔顿开篇就指出批评的话语实践性质，也就是普泛的政治权力相关性：

在历史记载中，影响最广的早期文学批评并不是我们理解中的“美学性”批评，而是现在被称为“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的一种分析方式。它致力于分析在特定社会场合中，使用特定的语言所产生的实质性效果。这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有关具体意指实践的理论，其中重要的是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国家机器的言语行为理论。这种分析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政治实践的名义下，把话语与权力的关联系统化、理论化，以扩充意指实践的实际政治效果。[1]

这种革命性的话语批评方法，在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被系统应用于重建美学的工程。伊格尔顿正是在它指导下重写了英国经验美学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历史，并对现代美学的发展趋势作出了前瞻性预测。在这本书里，伊格尔顿明确将审美看做一种与社会权力直接相关的话语形式。他指出，由于审美处在感性与理性、普遍与特殊、法则与自由的交叉区域，这就为政治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意识形态范式”（ideology paradigm），审美话语极易被当权者征用，服务于既定社会秩序。他强调说，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主体的身体与欲望等感性领域也被审美化为权力渗透的场所。以审美为媒介，社会抽象的法制规则得以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而审美实际上被政治家们作为一种最理想的领导权模式来奉行。为了提醒依然沉酣于早期审美人文理想的美学家们，伊格尔顿直接提出“审美等于意识形态”：

审美允许特殊和普遍撇开概念的中介而神秘地结合起来，因而以领导权的权威而非专制权威的方式，在特定的感觉肉体上打上普遍法则的烙印。最后，审美提供出一个绝对自我决定的自律的形象，在此情形中，被限制和决定的自然巧妙地被转化成有目的的自由，无情的必然性则奇迹般地再现为绝对的自治。因此，审美为个别的主体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范式……从某个角度来看，审美等于意识形态。[2]

鉴于审美与权力运作的相关性，伊格尔顿重新梳理了自洛克、康德至黑格尔的古典美学史，将其看做一部抑制身体的历史。他指出，古典美学家们一直在宣扬一套经由审美教育使主体力量自由发展的学说。但实际上，这套审美人文理想是以非身体的理性压抑人的感性欲求为代价的。同时，由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们谋略性的篡改，审美已违背了鲍姆加登将其作为一门“感性学”的宗旨，它早已化为将权力刻写进身体内部的政治统治工具。

伊格尔顿进而指出，美学倘若想摆脱作为现行政治附庸的局面，必须采取一套与古典美学家完全相反的思路。这一新思路要求美学家们不再试图净化快感，而是直接考虑感性的欲望和需求。伊格尔顿强调说，只有从一直被忽略、压抑的感性身体出发重建美学，才能摆脱它在政治现实中被歪曲的命运。而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三位现代性的昭示者，在伊格尔顿看来即发起了这样一场感性领域的颠覆运动：

如果说可以把美学从窒息它的唯心主义的沉重负担下挽救出来，那么只能通过一种发生于身体本身的革命才能实现，而不能通过为理性争取位置的斗争来实现。如果说理性的观念能够从身体中产生出来，那么身体与理性在什么地方结合起来呢？倘若大胆地回溯到起点，在身体的基础上重建一切——伦理、政治历史、理性等，这是否可能呢？……现代化时期的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所开启的正是这样一项富于颠覆性的伟大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3]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被看作从事社会批判的“激进美学家”而备受伊格尔顿赞誉。在他看来，身体领域天然具有反抗压迫、要求自由的属性，而与感性身体相连的审美话语，也就必然处在一种矛盾两重性中。审美话语既容易被权力征用，并与资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构成同谋关系；又可作为最有效的社会批判工具，反抗权力的压制。伊格尔顿指出，从审美话语内部实现对社会秩序的颠覆也最具可行性，统治者因此对身体是又爱又怕：

如果赋予身体的愉悦与内驱力以生动的意义，只是出于更有效地将身体殖民；那在这种强化、凸显身体意义的殖民过程中，必然冒着使它们失去控制的风险……统治性的社会秩序所渴望的正是这种深层的主体性，最能引起恐惧的也是这种主体性。如果说审美是危险的、模糊的，这是因为身体中存在着反抗权力的事物。[4]

很显然，伊格尔顿对蕴于身体中的解放力的重视，呼应了后现代蓬勃兴起的身体政治，他对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探讨，可谓对身体政治的一次追本溯源。伊格尔顿尝试揭示被古典美学压抑之物何以被重置在社会关系中，而这种重置又如何提供了理解历史与政治问题的新思路。在他看来，三位哲学家不谋而合地从快感、欲望等感性领域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社会建制的合法性，这些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宗教体系等。

伊格尔顿将马克思评价为“最深刻的美学家”，认为马克思正是从身体入手展开他的法学、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他指出，马克思颠覆性地抛开了既定学科所提供的推理范畴，转而思考感性需求的真正满足和人的全面实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思考又使马克思认识到被资本主义社会奉为圭臬的概念范畴（譬如交换价值、资本运作规律等）的虚幻性。伊格尔顿主要探讨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评述马克思如何从身体的真正需求出发完成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真正生产对异化劳动的反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工人与资本家在资本运作规律支配下的双重异化遭遇：一方面，被机器奴役的工人们只剩下维持基本生存的动物性需求，他们的劳动化为单调乏味的机械重复；另一方面，资本家则自我陶醉于资本积累带来的虚假满足。伊格尔顿将上述遭际比为资本对感性身体的滑稽模仿。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身体被从两个维度上割裂开来：资本的身体纵欲狂欢，而人的身体则被压迫奴役。他援引了马克思的这段生动论述：

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那里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场，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和政治权力，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5]

鉴于此，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和古典美学压制身体的路数相仿，两者皆以抽象法则为名牺牲感性具体性，资本在象征领域创制出虚假的需求，驱动人们竞相追逐抽象的价值，而人们身体的感受性却退化了，金钱营造的审美幻象遮盖了社会生产实践对人性的奴役。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使用价值的提出，第一次将身体的完满实现作为社会生产的目标，弥补了自古典美学以来身体与社会公共领域间的裂隙。马克思所谓的真正生产应该能够在满足人类需求之时，带来人的感受的全面丰富并创造人的自由，伊格尔顿将之称为一种“审美化的生活”和“实践的人类学”：(www.xing528.com)

马克思是最深刻的“美学家”，只有当身体性的动力已经从抽象需要的专制中释放出来时，当对象已经从抽象的功能中恢复到感性具体的使用价值中去时，才有可能达到审美化的生活，而这种感觉的全面实现，本身就是社会形态历史性演进的必然结果，与不断解放发展的生产力一样，“不需要任何功利性的论证”。[6]

在伊格尔顿的上述评论中，他突出强调的是马克思在身体与社会历史演进间建立起的相互关系。他看重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身体的全面实现第一次成为审视社会形态演进的标准，因而马克思也就从身体的角度，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局限性呈现出来。伊格尔顿将这一颠覆性思路视作美学的分水岭，依次评述了弗洛伊德、尼采、福柯、本雅明等人何以将身体置于社会关系中，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建制。伊格尔顿指出，美学向身体感性学的复归，激发了蕴于身体之中的革命力量，使美学得以摆脱作为政治附庸的局面。

借这一重建美学的工程，伊格尔顿试图表明的是：欲望、激情、内驱力等感性资源必然与社会权力相关，而革命的美学家需要主动争夺对这些感性资源的话语表述权，并援引这些资源批驳既定社会秩序。唯此感性领域才能免于充当统治权深层渗透的媒介。伊格尔顿将身体、快感、欲望等感性资源置于社会关系中再思索，亦符合后现代身体政治的思路。

伊格尔顿在最后重提威廉斯“富于战斗精神的特殊性”这一号召。他指出，在反对目前不公平社会秩序的战斗中，真理、自由、主体等理性话语资源早已耗尽，因而与资产阶级争夺话语权的战场需要移向感性领域。实际上，伊格尔顿转战感性领域的呼吁，回应了当下社会统治权威发挥影响的新样式。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已不再借助强制性的法制规则发挥影响，更多地借助一种弥散开来的感性渗透。权力转而假道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发挥影响，构成对人们感性生活的深层入侵。伊格尔顿在这里未明确说出的话语资源，日后将以革命批评家投身其中的文化战争形式出现。

注释

[1] Terry Eagleton，Walter Benjamin，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London：Verso，1981，p.101.

[2]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1页。

[3]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4]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24页。

[6]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