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两个范式：文化马克思主义与英法美马克思主义

在《论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1980）中，霍尔分析了文化研究范式转换带来的意义。如他所言，“重要的是这样一系列突变，在那里陈旧的思想谱系土崩瓦解，老式的思想格局更迭替换，新旧各类元素围绕一个判然不同的预设和主题系列重新聚集起来。”[1]在这一认知下，霍尔区分了范式突转与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认为范式突转并非以真实与想象之分将思想谱系截然断开，而是一种思想资源在历史关节点的重组，它折射的是知识与权力、思想与历史实体的辩证法。

基于这一研究思路，霍尔在这篇文章中历数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文化研究范式的优劣，实为以后的文化研究储备好可供挑选的理论资源。事实上，霍尔和他领导下20世纪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在文化研究领域所达到的辉煌恰恰建基于对这两条路径的综合。而在这篇文章里，霍尔将超越这两条传统路径的理论开拓归功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霍尔虽然并未直接将它命名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毫无疑问，他和他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直接掀起了文化研究领域的“葛兰西热”，也间接使这篇文章成为文化研究领域“葛兰西转向”的理论宣示。

霍尔在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文化主义的领军人物威廉斯、霍加特和E.P.汤普森的功绩后，将文化主义的“主导范式”归结为对文化经验本真性的信赖。他指出，虽然他们的具体考察范围各不相同，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有出入，但在文化主义的研究路径中，威廉斯等人都试图将感性文化生活置放于社会物质实践的总体中考察。其中，威廉斯拒绝区分“文化”与“非文化”，在他对文化的定义中，感性的文化经验被完全吸纳进社会物质实践之中，两者一起构成了作为“共同生活方式”的文化。而汤普森则将文化体验与社会阶级关系等量齐观。文化在他那里，始终是冲突、斗争的场域，是复数的“特定生活方式”的集合，它投射了某种社会阶级关系。

霍尔进而指出，威廉斯等人虽然在一些概念问题上摇摆不定，却都认为文化主体能够凭借具体的感性经验，参与到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因而秉持鲜活日常经验的文化主体，就成为系结社会物质领域与文化领域的最重要中介。在威廉斯《漫长的革命》（1961）中，他曾谈到19世纪中叶流行的社会问题剧，并认为特定群体涌现的观念意识直接导致了戏剧样式的衍变。在威廉斯看来，易卜生和他的后继者们创作的社会问题剧之所以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产阶级中涌现出一批持有异见的有识之士，他们能够以批判意识冲破既定生活经验的束缚，使戏剧开始将所有人的日常经验涵括进自身的表现范围，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也开始受到关注。这种戏剧样式大受欢迎，正是因为它能较好地满足某种社会“共同意识”。而霍加特则立足于20世纪50年代大杂烩的街头文化样式，认为通俗文化必须在工人阶级的自觉参与下方能流行起来。他还充满感情地回忆了30年代工人阶级生趣盎然的独特文化，将这种鲜活的文化样式作为有别于美国流行文化的“好文化”对待。不难看出，霍加特实则视工人阶级的文化为一种社会抵抗力量。

霍尔认为，“经验”概念，在文化主义者那里被视为最本真性的存在，它与日常社会实践紧密关联，是唯一自然稳定之物，一切概念范畴都只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霍尔强调说，正是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与其区别开来：

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重叠，但在某些方面是完全对立的。我们可以围绕其中最鲜明的一方面，也就是“经验”概念及它在这两种研究视域中发挥的不同作用，确认起二者的对立。在“文化主义”中，经验——活生生的领域——是基础，意识和条件在其中相互交叉；而结构主义却强调“经验”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东西的基础，因为人们只能在文化范畴的分类和框架之中去“生活”，去体验自身的生存条件。然而，这些范畴并不源自或存在于经验之中，而经验倒是它们的“结果”。[2]

霍尔在上述论断中所言的先于文化经验而存在的“文化范畴”与“框架”，在结构主义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得以系统阐发。据此，主体被限制于既定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之中，与文化主义者塑造的进行自发文化选择的主体绝然二致。在霍尔看来，正是结构主义的理论硕果，将文化主义的研究线索直接打断。文化研究者开始怀疑，是否存在尚未被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完全浸透的“本真的经验”？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能否跳脱既定社会体制，在自主的实践中创制文化的意义空间？

在这里，霍尔尤其强调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他指出，结构主义最显赫的功绩之一可推至对文化主义“经验”概念的“去中心”化，进一步说，霍尔的意思也就是，对主体创制文化意义至关重要的“经验”概念，在阿尔都塞那里被证明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文化研究的中心理应转向更为关键的意识形态领域。霍尔认为，正是文化主义者对经验领域的过分关注，使他们无力回应这一转向。而这就使他们对文化之作为一种特定生产方式的解释不尽人意。他如此评论这一“去中心”的必要：

结构主义展现的第三种活力源于它对“经验”的去中心化，源于它对“意识形态”这一被忽视范畴的原创性阐释。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之内，很难构想出一种与“意识形态”范畴毫不相关的文化研究思想。文化主义当然也经常涉及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只停留在概念领域。强化“经验”的真实权力在文化主义和合适的“意识形态”概念之间设置了障碍。然而，“文化”是对特殊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它所发挥的影响就无法得到理解。[3]

霍尔此处所言的“对特殊生产方式的再生产”道出了意识形态的纽带作用，若没有结构主义对意识形态这一关键问题域更为系统性的认知，社会关系领域、经济生产领域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领域就始终无法恰当衔接起来。霍尔指出，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是强加于主体的逃无可逃的“结构”，它是一套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表象体系”，暗中支配着人的思想意识，正是借助这套人们在无意识中感知的“想象性关系”，既定社会权力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复制再生产方才成为可能。遵循霍尔在此处的暗示，意识形态概念实则开拓了这样一个新方向，也就是考察社会权力支配关系如何上升为文化惯例和社会共识。而在文化主义那里语焉不详的文化与权力斗争的相关性，只有放入意识形态领域方得以澄清。

除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霍尔还强调了列维斯特劳斯对文化研究所做的贡献，他认为斯特劳斯应用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那套符号学分析方法，理应视为文化研究领域结构主义路径的第一次突破，却一直为研究者忽视。在斯特劳斯那里，由诸多二元对立构成的符号分类体系是产生文化意义的关键，他在《生食和熟食》（1979）中就指出了生食/熟食、可食/不可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在创制文化意义时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标识差异的分类，保障了社会的正常运行。斯特劳斯同时指出，这些文化界定还随着地缘和社群的区分而发生变化，不同部落的人们区分生食、熟食，可食与不可食的标准必然各有不同。这也就说明了文化的定义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在诸多事物的分类中被创制出来的。在霍尔看来，斯特劳斯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文化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的金规玉律，而是依凭语言符号的意指实践建构生成的。归结至一点，霍尔认为这一模式提供了一套和结构人类学相关的相对主义的文化观。

在梳理完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优劣之后，霍尔引向这一尚且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既将文化领域理解为受限于社会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领域，又能恰当解释在特定历史契机下文化领域向能动的权力斗争场域转变的过程。霍尔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富于创见地将话语对抗维度引入意识形态领域，由此统合起主体自觉组织的斗争时刻和强调限制性条件的意识形态分析，霍尔如此评述葛兰西综合起两条研究路径的“辩证法”：

在这里，主要是葛兰西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更明晰的术语，他用这些术语将丰富的“无意识”、特定文化范畴的“共通感”与更为能动、有机的意识形态形式系结起来，后者有足够的容纳力介入共通感与大众传统的地基，并通过这一介入组织起男男女女。在这一层面，文化主义恰当恢复了文化范畴的无意识和自觉组织的伟大时机间的辩证法：即使在它的特定进程中，文化主义也倾向于完全地、太宽泛地强调“意识”，以平衡结构主义对“条件”的过度强调。因而文化主义作为任何分析进程中的必要时机重现，这一时机借这个进程揭示出来，自在阶级（大体上以人们被经济关系中介的方式来界定），转化为自为的、能动的历史和政治力量。[4]

这段论述实际道出了一条日渐为文化研究者认可的原则：文化永远是流动不居的权力斗争场域，文化的意义还取决于文化主体的能动参与，而非完全为既定社会经济关系决定。至此，霍尔实则提出了文化研究领域暗中孕育的“第三种范式”，它建立在前两种模式的理论资源之上。概括地讲，结构主义的文化范式在无主体的符号意指实践中分析文化意义，更强调无意识的主体对社会秩序的自愿服从；而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则考察意义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能动地生成，更强调拥有自觉意识的文化主体；葛兰西开创的文化研究范式，则是将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有机群体，安插进结构主义抽象的条件限定中，考察被意识形态规约的个体何以在特定历史契机下转为自觉反抗的革命性主体。(www.xing528.com)

文化评论家亨利·吉罗和戴维·季维等人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一文，这样描述了葛兰西霸权理论向文化研究者发出的革命性号召：

文化研究因此假定了对于抵抗的知识分子的需要，他们可以在学院以内或以外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的形式。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文化研究响应了葛兰西呼唤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集团周围建立联盟的号召。知识分子将在对立的公众领域赋予个人与团体的权力中扮演重要角色。[5]

包括霍尔在内的文化研究者之所以如此重视葛兰西的霸权模式，正是因为其理论中为知识分子预留了反抗位置，葛兰西将文化场域设定为一个无间歇的权力斗争场域，这就为左翼知识分子指明了冲破既定文化建制，进而争夺话语权的斗争方向。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多雷指出，霍尔号召的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实际上不单单回应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场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论争，他赞同麦克罗比的这一观点：霸权理论自始至终是文化研究领域中最牢固、最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他认为，重访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在当今的消费语境下同样极具价值，它为探讨文化意义的生产、接收、传播诸问题提供一种有效的政治视角。霸权理论使文化研究者得以将马克思主义纳入消费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中，因而成为挽救激进性消退的文化研究的一项应时之举。斯多雷如此评述“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霸权理论：

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坚持认为在生产过程与消费行为之间始终存在密切的对话。消费者所面临的文本或实践是由生产条件决定的物质存在，而文本与实践所面临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将一系列潜在意义为我所用的生产者。仅关注文本或实践的物质性，以及生产的意义与关系是远远不够的。[6]

霍尔的表征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亦可视为霸权理论在大众文化中的应用。虽然早期文化研究中坚定的政治对抗立场已日趋消解，但霍尔对传媒文化、族裔身份、认同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开拓，实则为后来者指明了在消费社会考察权力介入的新方向。霍尔为亚族裔群体研究、女性研究及日常生活研究提供了一整套新的分析话语，并预示了一则被日益接受的文化现实：任何主流文化的大行其道，皆是话语权的掌控者忙不迭地追逐大众心理需求，寻觅最佳文化殖民方式的结果。而毋庸置疑的是，将文化领域看作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的权力角逐场，视为意义创制者与接收者的双边对话体，给文化分析带来了长久的活力。

注释

[1] 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Media，Culture&Society，volume 2，London：Academic Press，1980，p.57.

[2] 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Media，Culture&Society，volume 2，London：Academic Press，1980，p.66.

[3] 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Media，Culture&Society，volume 2，London：Academic Press，1980，p.69.

[4] 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Media，Culture&Society，volume 2，London：Academic Press，1980，p.69.

[5] 亨利·吉罗、戴维·季维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收于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6]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