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与认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Identity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既可以译作“身份”，又可以译为“认同”，它也是霍尔重点关注和论述过的一个概念。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等文章中，霍尔结合自身的“异族”体验，吸收后结构主义等诸多思想理论资源，对文化身份与认同问题进行了卓有建树的分析与总结。

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的开篇，霍尔就提及，晚近的阐释理论已经启发人们，即使声称“以自己的名义讲述自己的经验”，这类叙事过程中的讲述者和被讲述的主体也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主体身份问题并不像人们普遍认知的那样清晰透明且毋庸置疑。霍尔开宗明义地提出设想：“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1]这其实也正是霍尔在后文所要论证的观点。霍尔坦言，人们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与语境之下言说，而他对文化身份问题的关注也多半受到自身移民社群经验的影响。

在有关文化身份的诸多既有讨论中，霍尔概括性地指出了两种代表性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将文化身份视作某种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共性”，它代表了一种集体共有的文化特征，不仅体现在当下的社群成员身上，而且与历史经验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为历史、为祖先所共享的“自我”。这样一种标定共性的文化身份具有稳定、不变、连续的特征，被认为是表面差异背后的某种实体性或本质。举例来说，“加勒比性”就以这样一种同一化的方式标定了黑人移民社群的文化身份与历史经验。

霍尔指出，这种认知文化身份的思维方式在后殖民斗争中起重要作用，诸如“黑人性”这样的身份认定在有关少数族群、边缘族裔的文化表征形式中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量。人们一度认为，殖民与后殖民的历史就是对土著社群中这样一些同一的、本质的身份的破坏与置换，殖民经验将边缘族群的文化身份掩盖、压抑并埋葬。因此，重新挖掘和揭示这些属性，也就成为了抵抗的策略。在这种抵抗过程中，一些其实是分散和破碎的经验甚至要通过想象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文化身份的断裂才能被弥合，抵抗才能具有资源、力量和保障。霍尔正是对此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过程真的是对文化身份的“揭示”或“重新发现”吗？这究竟是对被掩盖了的同一性本质身份的考古式发掘，还是借“重述”生产一种新身份？要辨明这一点，就要引入对文化身份问题的第二种思考模式。

与前一种“共性”的认知方式不同，第二种立场认为，文化身份和诸多深刻而重要的差异息息相关，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所谓“真正的现在的我们”和“真正的过去的我们”。也就是说，即使某种本质化和实体性的身份属性存在，它们也是通过差异而非共性来标定的。举例来说，所谓的“加勒比性”正是被那些相异、断裂的属性和特征界定出来的。与此相关地，在第二种认知方式下，文化身份也就不再是某种恒定不变的历史经验，它不仅仅是某种可以被回溯、被发掘的过去，而且与现在、与未来密切相连。霍尔提出：

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身份绝非根植于对过去的纯粹“恢复”，过去仍等待着发现，而当发现时，就将永久地固定了我们的自我感；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2]

由此可见，与“共性”的认知方式不同，这第二种立场将文化身份视作某种动态、可变的存在，认为其塑形、发展与历史、文化、权力等要素关系密切。霍尔立场鲜明地指出：只有从第二种立场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殖民经验”令人痛苦而难忘的性质。他进一步分析道，所谓的“黑人经验”等身份的认定，其实正是由西方主导的文化范式和权力知识界定、规范的结果。从萨义德东方主义的视角来看，“他者”正是被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知识建构起来的文化身份。在这个意义上，那种人们一度想回溯、揭示、重新发现的“真实”和“本质”的身份，其实并不存在。

在霍尔看来，这第二种认知方式才真正揭示了文化身份的要义，也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权力、话语、知识等要素共同作用下的动态建构过程。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动态建构性的存在，“身份”与“认同”变得密不可分，霍尔指出：“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3]因而，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某种文化身份的实体性，而是对这一身份的动态定位过程，从中也孕生了某种关于身份认同的政治学，一种“位置的政治学”。

在分析了这两种认知方式之后，霍尔再度强调，文化身份并不是一个仅仅建基于“共性”、同一性的概念，而是涉及了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轴心”或“向量”。他以加勒比黑人身份为例，指出文化身份一方面涉及相似性、连续性，另一方面涉及差异与断裂，而这两个向度之间的对话、协商才是理解文化身份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加勒比黑人的文化身份并不是一个同质的实体，他们的“非洲经验”也存在着国家、族群、村落、语言、宗教等多方面的差异，也就是存在着内部的异质性和断裂。但在另一方面，与发达的西方相比，这些同属边缘族群的共同体又确实体现出“共性”的特征，并被标定了作为“他者”的文化身份。在历史进程中黑人奴隶制、流放制度的废除以及西方种植园经济的发展，都促使这些边缘社群弥合差异、趋向“统一”。

霍尔进而总结道，在文化身份中，差异性与连续性相伴而生、持续共存，他要思考的也就是如何在同一性内部描绘差异性这一问题。为此，霍尔使用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嬉戏”（play）一词来描述文化身份的运作机制：“嬉戏”一方面隐喻了某种不稳定性和可变性，这正是文化身份的内在特征；另一方面，在霍尔看来，同一与差异、连续与断裂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的对立格局。这一描述方式提醒着我们超越绝对、稳固的二元对立结构的必要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霍尔还援引了德里达的“异延”理论，他认为，“异延”过程中意义的永不完结与不断生产的特征，正与文化身份的运作机制有着相似之处。(www.xing528.com)

在这一认知立场的基础上，霍尔又一次提及加勒比黑人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他指出，加勒比黑人的文化身份涉及了三个在场：非洲的在场、欧洲的在场以及美洲的在场。其中，非洲的在场是一种被压抑的存在，它一直都是加勒比海文化中未被言说、不可言说，却又始终隐藏、渗透着的身份要素。而这样一种在场的“非洲”，并不是某种可以回归、恢复的身份的“本源”，而是在历史进程中被建构、被想象、不断变化着的身份认同。在这一动态变迁的过程中，欧洲的在场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代表着那种“嬉戏”的权力，在规范、拒绝、对话中参与到文化身份的建构之中。除此之外，美洲的在场则涉及土地、领土意义上的混杂性，这一“新大陆”、“新世界”的在场正意味着多样、混杂身份发展的开端。通过加勒比黑人的例子，霍尔具体揭示了文化身份内在的复杂性、异质性与动态过程。

从霍尔对身份问题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文化身份与历史文化语境、权力知识关系等密切相关，其中，各种话语、表征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霍尔明确指出，他将身份视作是“在再现之内而非之外构成的”，而作为文化表征、艺术再现形式之一的电影，也就应该被视作“能够把我们构成新型主体、因而能够发现言说的地点的一种再现形式，而不是反映已经存在的事情的二度镜子”。[4]可以看到，霍尔强调了文化表征对文化身份和主体的建构作用，表征绝不仅仅是镜子般的模仿、反映那样简单，而是被赋予了建构身份认同的能动性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身份与认同事实上也就是“关于在形成的进程中（而不是在存在的状态下）运用历史、语言、文化资源的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而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被怎样表征和再现，以及我们可以怎样表征自我”。[5]表征问题和身份认同问题都是霍尔重点关注和论述过的对象，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注释

[1]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收于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2]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收于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3]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收于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4]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收于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5] Stuart Hall，“Who Needs‘Identity’？”，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s.，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1996，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