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的表征政治学：从结构主义视角探索意义共享和媒体影响

表征一词无疑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霍尔主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992）一书，就尝试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探讨表征问题。该书不仅系统回顾了语言学转向留给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还全面收录了包括博物馆学、摄影、广告、肥皂剧分析在内的文化研究案例，这也使它在高校中被广泛用为文化研究教材。

霍尔在序言中将表征置于整个文化空间内考察，解答它为何在人们的生活中如此重要。霍尔重申了雷蒙·威廉斯界定的文化观，他指出，文化不单单是一套抽象观念，而且是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并带来实践效果，它既是我们共享的意义空间，又是我们都参与其中的日常生活自身。在这一文化定义的基础上，霍尔考察了表征、语言、文化意义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虽然当下的传媒时代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改变，但语言依然是最基本的文化意义生成渠道，是我们进入文化空间的媒介。而霍尔重点考察的表征问题，也就是语言符号如何在运作中生成意义。

为了更清晰地解释语言、文化与表征的相互关系，霍尔进一步提出，有两种相互关联的表征系统在文化意义的形成中发挥作用，第一重表征系统运作于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图式与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它利用相似关系使我们得以赋予世界以意义；而第二重表征系统则在头脑中的概念图式与符号之间建立起替换关系，它实际就是语言自身，而文化意义的生成就是这两重表征系统交织运作的结果。通过把语言定位为第二重表征系统，霍尔实际就清楚说明了语言的非自然性，它是由符号意指实践建构出来的，并非清晰透明、毋庸置疑的东西。霍尔如此评述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新路径：“事物并没有意义，我们构成了意义，使用的是各种表征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因而这种理论被称作通向语言中的意义的结构主义或构成主义。”[1]

不妨从霍尔对一幅运动会照片的分析来看他从结构主义路径出发创立起的“表征政治学”。霍尔在这里列出一张印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照片，那是长久为人们津津乐道的1988年“药物奥运会”事件。黑人短跑选手本·约翰逊获得冠军，但被检测出使用药物，最终他被长久取消参赛资格，奖牌也转授给卡尔·刘易斯。霍尔强调的是照片和它的标题“英雄与恶棍”是如何在相互作用中产生意义的。霍尔指出，倘若没有这一标题，照片可以具有很多潜在意义，而正是标题，尝试从形象众多可能的意义中选出一个，并用词语固定它。这便是霍尔所言的意义的结构主义路径，表征策略把我们引向一种“优先意义”，这一意义便是主流媒体希望传达的。

但霍尔同时指出，虽然这一标题尝试通过词语完全固定意义，但实际上意义依然“漂浮着”，无法最终固定下来。在照片和标题饶有意味的互动中，有两种相反的意思都说得通。我们既可能读出一种积极的黑人形象：即便约翰逊最终被取消资格，但他依然还是英雄；又可能读出一种消极的黑人形象，即便黑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也是以道德的污点为前提的。如此，霍尔也就强调了这一事实，虽然意义的制作者力图在表征中固定下一种“优先意义”，但愿意读出哪种意思还要经过读图者自身的选择。现在看来，广告标题和图像的互动早已不再新鲜。但霍尔从意义制作者和接受者的双边对话关系去分析表征实践，对当时的文化研究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霍尔对文化领域符号生产者和意义接收者的分析，是在文化信码（或译代码、符码）的媒介下进行的，他将信码定位为维系两重表征系统的纽带，它系结起事物、概念与语言三者，对创制文化意义至为关键。在那篇广为人知的《解码编码》（1972）中，霍尔如此评价信码在电视文化传播交流中发挥的重要意义：

既然研究不可能限定在“仅仅追述内容分析中冒出来的线索”，我们就必须认识到，信息的符号形式在传播交流中具有一种特殊优势：“编码”和“解码”的契机是举足轻重的，虽然比较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它们只是“相对自足”。电视新闻是无法以这种形式来传达原始的历史事件的。它只能在电视语言的视听形式之中，化为所指。当历史事件通过语言符号来传达的时候，它须服从语言得以指意的一切错综复杂的形式“规则”。[2]

霍尔指出，作为符号形式的信码，参与进电视话语“制作—流通—使用”的整个文化生产周期，并勾连起意义创制主体与意义接收主体。在这篇文章里，他还概括出观众在接受文化意义时三种假定的解码模式，其一为“支配—霸权”模式，其二为“协商的信码”，其三为“对立的信码”。这三种假设的观众解码立场也就是影响甚广的“霍尔模式”。借此，文化分析的重点从探讨生产者如何创制文化意义，转移到观众如何解读文化意义上来，霍尔明确地将文化领域视为生产者与观众的双边谈判场所，改变了当时美国传媒理论观众被动接收的模式，也就实现了对60年代中后期以来传媒威胁论的反拨。编码、解码这些概念自然不是霍尔的发明，但在他反复重申文化信码的社会权力相关性时，就使它们生发出了新内涵。简单地说，霍尔模式传达了这一要义：消费过程中的权力扩散并不与编码者的权力生产相吻合。而这也就为传媒领域的前景带来了乐观的一面。

不妨再回到约翰逊那张“英雄还是恶棍”的新闻图片分析上：虽然掌握话语权的传媒形象制作者必然预设一种“优先意义”，但在观众读解意义的过程中，却既可以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扩散的种族偏见，又可以拒不接收，从判然相反的角度将之理解为对黑人的赞美，对这则报道置若罔闻。但同时，霍尔还提醒我们注意，尽管在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场域中，同化与对抗、规训与冲突兼而有之，但只要观众成功地参与进意义的读解中，也就完成了意义传递者的预设。观众或顺从或逆反的态度，都要建立在和话语权的掌控阶层共享同一套文化惯例的基础上，用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只能在意识形态的场域内部进行。而这在当下人们对影视节目的态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人们边骂边看、愈骂愈看的态度，并不能说明制作者意义扩散的失败，观众在读解意义的态度上可以判然有别，但只要收看了节目，就达成了影视剧的制作商预设的文化消费，达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扩散。

霍尔又以“共享信码”这一概念来解释意义传递的相对稳定性。在《表征》的序言中霍尔指出，正是“共享信码”使意义在特定文化内的传播成为可能。进一步说，上述观众解码的三种模式，都离不开共享信码支配下观众对主流文化意义的理解，文化意义的制作者（掌握话语权的阶层）和意义的接收者（文化受众）共享着同一套理解，信码更像辅助不同文化主体进行交流的“翻译官”，霍尔指出：

表征的功能不大像单声道的发报机，而更像“对话”，如人们所说，它是对话体的。维持这一“对话”的是被共享的文化信码的存在，它们并不能担保意义会永远稳定——尽管企图固定意义正是权力要干预话语的原因。但是，甚至在权力渗透到意义和知识中时，各种信码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共享，至少有可能使说话者之间进行有效的翻译，否则就不能运行。[3](www.xing528.com)

分析至此，也就抵达了霍尔所论述的结构主义路径的核心。表征领域在霍尔那里是置身同一文化空间的人们在一套“共享信码”下对话谈判的场所，是收编与反抗并存的流动不居的场域。因此，在他看来，重要的并非探讨掌控话语权的阶层与作为文化消费者的大众在“对话”中谁赢谁输的问题，关键在于对表征的构成主义理解，它揭示了文化意义的传播并非一成不变的单向传递。

霍尔在《文化、传媒、语言》（1996）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的任务定位为打破共享信码的自然化策略，进而将流动的文化意义释放出来。或者说，这一任务也就是对大众传媒领域文化信码的“去魅”，霍尔对信码运作系统的建构性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毫无疑问，字面的误解的确存在。观众不懂使用的术语，不能跟随争论或展示的逻辑，不熟悉语言，觉得概念太陌生或太难，被阐述的叙事所欺骗。但更常见的是广播员担心观众不懂他们作为广播员所预期的意思。他们真正要说的是观众未能运作于“支配”或“建议”的信码之中。[4]

充斥于生活世界的各类传媒影像极易化身为政治操纵工具，以揭示文化常规背后的权力相关性，这也就是霍尔表征政治学的要旨所在。在《表征》一书中，他又为自己的表征政治学寻到了两个理论源头：一为索绪尔的“诗学”路径，一为福柯的“政治学”路径。具体来说，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等人的符号学路径更关注对意指实践运作过程的分析，即探讨支配性意识形态如何建构起文化；而福柯的权力—话语路径则更关注表征运作的实践效果，关注权力的扩散与再生产。这两条路径的叠合就是霍尔试图创立的“表征的政治学”。

不妨作个概括，霍尔的表征政治学建基于一套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在他看来，语言的意义始终“漂浮着”。但由于文化主体之间信码的共享，交流便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虽然意义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内也会稳定下来，但这种稳定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意义的链条会随着不同权力的介入而产生滑动。这一表征政治学也为少数族裔身份研究和边缘亚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它的理论活力将在霍尔对影视话语中黑人形象流变的分析中进一步呈现，这也就是下文将要论述的“他者景观”。

注释

[1] 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页。

[2] Stuart Hall，“The Television DiscourseEcoding and Decoding”，in Ann Gray ed.，Studying Culture：An Introductory Reader，London：Arnorld，2002，p.28.

[3] 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页。

[4] Stuart Hall，D.Hobson，A.Lowe&P.Willis eds.，Culture，Media，Language，London：Hutchinson，1996，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