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出生在牙买加的一个会计家庭，是文化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霍尔1968年接替霍加特成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第二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伯明翰学派迎来了文化研究的“黄金时代”。霍尔著述颇丰，相当一部分是讨论马克思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但霍尔的声名并非源于他提出过哪一种颠覆性理论，而在于总是以积极姿态出现在争议最大的社会热点问题中。霍尔当年的学生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曾对霍尔的三个理论阶段作出如是划分：20世纪70年代关注电视，80年代后期探讨撒切尔主义的“权威民粹主义”，以及90年代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从麦克罗比的这一分期中可看出霍尔理论与时代的密切关联。霍尔初次登上传媒文化研究的舞台，就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当时盛行的传媒威胁论，他早年与派迪·维诺（Paddy Whannel）合著的《大众艺术》（1964），开头就点出此书是为回应1960年全国教师联盟（NUT）年会抵制大众传媒的决议。这一立场也贯穿了霍尔广为人知的三篇文章：《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解构“大众”笔记》、《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他假道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以一套文化信码的分析方法反拨理论界对通俗文化的误解，将其呈现为一个流动不居的、反抗与收编共存的复杂场域。对传媒影视领域的关注一直延续到他编写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992）一书。霍尔将可资借鉴的文化分析理论都网罗其中，还提出了有效解读大众传媒的“文化循环圈”，尝试凭此贯穿起他重点关注过的表征、认同、信码、生产、消费等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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