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普通平常的：伯明翰早期文化研究的基本纲领

由此可以来看“文化是普通平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这个伯明翰早期文化研究传统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的阐释集中见于威廉斯1958年的著名文章《文化是普通平常的》之中。此文系作者在完成《文化与社会》后所撰，文中威廉斯告诉读者，他正在撰写另一本书，以图从历史和理论上，来阐释当代日益扩张之文化的性质和条件。他坦陈假如他没有从马克思主义者和利维斯那里习有所得，那么就不会动笔来写这本书；而假如他不能从根本上修正他们以及其他人留下来的一些观念，那么他就无以完成这本书。这本书就是《漫长的革命》。

如上所见，文化在威廉斯看来，就是由普通男男女女的意义和实践所构成。文化是鲜活的经验，作为文化研究对象的文本，是一切人等的生活实践以及意义。文化不可能脱离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恰恰相反，文化实践无论服务于什么目的，它的生产意义永远无可争辩是物质性的。那么，文化是普通平常的，这个命题意味着什么呢？威廉斯对此作如是说：

文化是普通平常的：这是首要的事实。每一个人类社会有它自己的形态、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义。每一个社会在制度习俗、艺术和知识里表达了这些内容。社会的形成即在于发现共同的意义和方向，其发展则是在经验、接触和发现的压力下，某一种能动的论辩和修正，且将这些压力书写在土地之中。社会是在发展，可是它也是由每一个各人的心灵造就和再造就的。[1]

事实上这篇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主题，便是文化不仅仅是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的高头讲章，而是日常生活本身。它是街头上《六点零五分特别节目》和动画片《格列佛游记》的海报，是公交车上的司机和女售票员，是城外的小桥、果园和青青绿草地，以及登高放眼望去，灰蒙蒙的诺曼底古堡，和延绵不绝山脉上的莽莽森林。这是雷蒙·威廉斯自小熟悉的威尔士故乡景色。作者告诉我们，就在这一带，他的祖父一生务农，直到50多岁走出农舍，当了一名养路工。他的父亲在15岁离开农田，先是在铁路上当脚夫，后来做了信号工，在山谷里铁道边上的小木屋里，工作毕生直到去世。至于他本人，先是上一块布帘隔开两个班级的乡村小学，11岁读本地的中学，后来如众所周知，去了剑桥。

文化是普通平常的。威廉斯说，生活在这一块乡野，这样一个家庭里，他看到了文化的形态，看到了它的模式变换，同样也看到了心灵的成长：学习新的技能、适应新的关系，以及见证不同的语言和观念逐步出现。威廉斯讲到他的祖父在教区聚会上说如何被迫离开农舍，泣不成声、义愤填膺。可是他的父亲，就在谢世前不久，说起他如何组建了工会分会，以及在村里创建劳工党支部，语调是平静且快乐的。而他自己，虽然说的是另一种方言，但是思想和他的祖辈们一脉相承。

雷蒙·威廉斯因此强调文化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知的意义和方向，这是社会的成员训练有素的；一方面则是新的视野和新的意义，那是有待检测的。他认为这就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灵的普通过程，由此可以见出一种特定文化的性质：它总是既传统、又创新；既有最普通平常的共同的意义，又有最优秀的个别的意义。所以我们是在两种意味上使用文化这个语词：一方面它是指某一种生活方式的全部，那是普通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是指艺术和求知，那就是特殊的去发现、去创造的过程。他指出，有一些作家偏向这一端或那一端，但是就他本人而言，他是坚持两者兼顾、两者结合。所以，对于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个别心灵而言，文化都是普通平常的。

我们可以发现，威廉斯这里所说的文化的两种理解路径，和他《关键词》一书中分辨的文化的三个层面，是异曲同工的，即一方面是文化的第一个层面心灵的培育，以及第三个层面此一过程的物化结晶即知识和艺术；另一方面则是第二个源自人类学的定义层面：文化是一种特定生活方式总和。威廉斯强调有人对文化的这两种理解，是非此即彼，但是他本人愿意坚持两者兼顾。故对于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个别心灵而言，文化都是普通平常的。(www.xing528.com)

威廉斯任教的剑桥大学是利维斯主义的大本营。F.R.利维斯秉承马修·阿诺德的传统，以文化为少数知识精英的专利，坚持一个民族的最优秀文化，是传承在经典文学里面。同样是在《文化是普通平常的》这篇文章中，威廉斯指出，利维斯为英国文化开药方，认定有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英国，其传统文化充满了伟大价值，不幸它被寡廉鲜耻的现代工业社会取而代之，致使平庸的趣味畅行其道，文学和艺术苟延残喘、日薄西山。所以唯有推广文学、推广高雅的趣味，这样至少可以在少数人当中，把最优秀的价值保留传承下来。但是在威廉斯看来，利维斯对是时大众文化随着美国文化入侵，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的担忧，是基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换言之劣质文化在驱逐优质文化。威廉斯认为这不是事实，理由是今天优质文化也比过去繁荣得多：

优质文学的出版远较过去丰富，优秀音乐的听众也远多于过去，欣赏优秀视觉艺术的人数之众，为前所未有。如果根据格雷欣法则，劣报驱除良报，那么，计上人口增长的因素，何以《泰晤士报》比较它1850年实际上是垄断报业的那些时日，今日的发行量增长了几乎三倍？[2]

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对今天的高雅文学和文化，还能有当年威廉斯的那一种自信吗？今天我们的优秀文学、优秀音乐、优秀艺术，比较半个世纪之前的那个饥饿中国，又是怎样一种光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黄金时代？在新媒体发展突飞猛进，文学自身流通形式发生戏剧性变化的读图时代，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张目？要之，理论攀援后现代的各路思潮，极尽晦涩艰深，莫测高深，什么都谈偏偏不谈文学，或者最多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思想起来，或许也情有可原。因为文学本身在今天的文化与社会中，已经无可奈何被边缘化了。乃至随着原创性的大师们相继辞世，理论终而被视为与文化一途，回到走大众路线的文化研究上面，又何尝不是一种幸事呢？

注释

[1] Raymond Williams，“Culture is Ordinary，”Ann Gray ed.Studying Culture：An Introductory Reader，London：Arnold，2002，p.6.

[2] Raymond Williams，“Culture is Ordinary，”Ann Gray ed.Studying Culture：An Introductory Reader，London：Arnold，2002，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