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结构：视觉符号与社会风习的活生生体验

以文化为生活方式的总和，威廉斯进而以“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为此种全部生活方式的组构原则。情感结构意味着社会经验的一个个鲜活的个案，它寄寓在一种特殊的生活、一个特殊的社群之中，其栩栩如生的鲜明特征不证自明，无须外部分析来加说明。对此威廉斯指出：

我建议用来描述这一现象的术语是“情感结构”：它就像“结构”一词寓示的那样，坚定而又明确，但是它运作在我们行为的最精致、最捉摸无定的部分。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情感结构就是一个阶段的文化；它是那个普遍机制里的所有要素的一个活生生的特定果实。[1]

由此可见，情感结构同时表出了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常规和非常规经验。威廉斯认为，正是这些情感结构，潜移默化形成了系统的观念信仰，以及意义传达模式，虽然它们本身是活生生的生活经验。故此，情感结构一方面是指文化的正式构造，一方面又是指文化被感受经历的直接经验，具体说，它就是某个特定阶级、社会和集团的共享价值，或者说，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所以，难怪有人这样梳理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定义由来：

文化是“意义和价值”的创造，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总和”，而用文化唯物主义的模式来看，它是与全部“社会物质活动”难分难解的“人类建构过程”。[2]

这还是坚持文化的物质属性，反对纯粹把它看作精神活动。

《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用他的“情感结构”分析过许多19世纪小说。他指出，19世纪作家经常出奇制胜，用奇迹发生来解决彼时社会中所谓伦理和经验之间的矛盾。诸如男男女女解脱没有爱情的婚姻，或者是打发伴侣上西天，或者让伴侣发疯，都是转瞬之间故事。再不就是大笔遗产从天而降，一贫如洗的主人公顿时变成巨富。抑或现存社会秩序中一筹莫展，处处碰壁的人物，可以漂洋过海，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去实现雄心壮志。或许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密考伯先生。这个总在异想天开的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穷途潦倒，一事无成。可小说结尾处消息传来，说是后来去了澳大利亚的密考伯，在那个罪犯流放发配的国度，终于心想事成，做成了事业。遥远陌生的澳大利亚莫非就是白日梦主义者的乐土？用威廉斯“情感结构”的视角来分析，那便是这些异想天开故事，都表现了一种共享的情感结构，是为19世纪社会中潜伏在主流文化之中的无意识和意识诉求。故此这里文化分析的使命，便是在以文学为主要载体的文献文化之中，来寻找真实的生活。文献文化的主要意义，由此可见，便也在于当这些情感结构的当事人归于沉默之后，继续在给我们提供此种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威廉斯辟专门章节进一步就情感结构说了说明。他指出，这个结构之所以是“情感”的，是为了强调同“世界观”、“意识形态”这些更正规的概念区别开来，从而表明一种既超越的传统意义和价值体系，又悄无声息渗入其中的双重微妙立场。之所以是“结构”的，是因为这是一种现时在场的、相互关联的、活跃连续的实践意识，其间冲动、抑制以及精神状态等个性气质因素，以及它们同意识和思想的复杂微妙关系，正可被界定为一种结构，一个其特定的种种内部关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峙的有机结构。由于这个结构是流动不居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社会习俗制度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也是常新不败的。

从方法论上看，威廉斯强调情感结构是一种文化假设。它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社会经验和物质经验，但唯有在文学和艺术形式中，最为切实地让我们感觉到它。他特别指出，由于情感结构可以被界定为溶解且流动中的社会经验，有别于那些已经沉淀出来的、更为显见且直接可用的社会意义形构，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艺术都与同时代的情感结构有关。当今大多数艺术的形式构造都牵掣着社会非常显见的主导或残存文化形态，但是新的社会形态则更多联系着处于融化流动状态的情感结构。所以情感结构表征社会存在和社会风习，自有意识形态所不及的优势。例如：

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往往有意识地对贫穷、罪孽以及造成社会衰败和偏差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揭露。而与此同时，这一时代的感觉结构则通过狄更斯、艾米丽·勃朗特及其他作家的新的语义形象，专门显示这种揭露，显示已成为普遍状况的人际隔阂，显示作为这种状况的相关例证的贫困、罪孽或种种不合理现象。而同这种对社会秩序本质的揭露相关的、某种取代性的意识形态却是到后来才普遍形成的。[3](www.xing528.com)

简言之，19世纪小说的情感结构或者说感觉结构先在于此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形象地展示了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恐惧感和羞耻感，等到意识形态接手，社会批判的张力反而已成强弩之末，明显是弱化了。

我们不难发现，威廉斯的上述情感结构的文化唯物主义分析，首先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确切地说，它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文化批评。是以威廉斯认为他的这些理论，同是时同样首先作为文学批评方法流行的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如他所言，“我记得说过，充分意义上的历史符号学，基本上可以和文化唯物主义等量齐观。”[4]这可见威廉斯是有心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同20世纪下半叶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法国理论联系起来的，唯独对于各门各类的符号系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沟通历史，多少还是心存疑虑。

总之，文化在威廉斯看来，就是由普通男男女女的意义和实践所构成。文化是鲜活的经验，作为文化研究对象的文本，是一切人等的生活实践以及意义。文化不可能脱离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恰恰相反，文化实践无论服务于什么目的，它的生产意义永远无可争辩是物质性的。

注释

[1] 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Chatto&Windus，1961，p.48.

[2] Christopher Prendergast ed.Cultural Materialism：On Raymond Williams，Minneapolis：Press of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4.

[3] 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4] Raymond Williams，Writing in Society，London：Verso，1984，p.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