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事情的发生，不能把它看做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它的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甚至是和某种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相关联。所以，一旦发生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社会上形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社会总是在变迁的，人们观念总在转变中，很多新鲜事物初现端倪的时候被视为洪水猛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能看得更清楚些，它要么被摒弃，要么转而成为被人们所认可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反应停”事件
被美国科学杂志《月球》列为20世纪十大科学错误之一的“反应停事件”曾见证了药品检测失控的恶果。
沙利度胺最早由德国格仑南苏制药厂开发,1957年首次被用做处方药。沙利度胺推出之始，科学家们说它能在妇女妊娠期控制精神紧张，防止孕妇恶心，并且有安眠作用。因此，此药又被叫做“反应停”。
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至少15个国家的医生都在使用这种药治疗妇女妊娠反应，很多人吃了药后的确就不吐了，恶心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于是，它成了“孕妇的理想选择”（当时的广告用语）。因此，“反应停”被大量生产、销售，“反应停” 每月的销量达到了1吨的水平，仅在联邦德国就有近100万人服用过“反应停”。在联邦德国的某些州，患者甚至不需要医生处方就能购买到“反应停”。
但随即而来的是，许多出生的婴儿都是短肢畸形，形同海豹，被称为“海豹肢畸形”。1961年，这种症状终于被证实是孕妇服用“反应停”所导致的。于是，该药被禁用。然而，受其影响的婴儿已多达1.2万名。
1962年，由于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了反应停，导致新生婴儿畸形。图上的婴儿多了一个脚趾
经过媒体的进一步披露，人们才发现，这起丑闻的产生是因为在“反应停”出售之前，有关机构并未仔细检验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记者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怒，并最终迫使沙利度胺的销售者支付了赔偿。
“反应停”事件是一件可怕的丑闻，更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它以高昂的代价促成了著名的“赫尔辛基宣言”——这一国际医学界的基本道德标准的诞生。
反应停受害者，图上的人肢体畸形
美国戒酒运动
1920年1月16日，美国颁布戒酒令，开始戒酒运动。禁酒令（即沃尔斯特法案）在这一天开始生效，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止酿造和出售啤酒、葡萄酒、白酒。之前已有25个州制订了自己的禁酒法，现在这个法律是面对全国的。戒酒运动作为一种高尚行为在全国掀起了高潮。执法官员会把他们所发现的酒倒掉。
许多人认为，饮酒不利于法律的执行和秩序的稳定。禁酒被看做是重塑美国精神、摒弃欧洲人恶习的一种方式。但是，没过多久，禁酒运动就产生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家开始分裂，美国人分成了干、湿两派，干派支持禁酒运动，湿派抵制禁酒运动。禁酒产生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犯罪率上升，腐败横行。
禁酒令一出，很多酒饮料就被倒入臭水沟
向公众提供酒精成为犯罪分子聚敛财富的一个行当；普通市民则私自酿造酒水。地下酒吧每晚都被饮酒跳舞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饮酒一旦成为地下活动就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据联邦基督教协会统计，实行禁酒令后，美国饮酒的人反而增多了。1927年，在纽约市因酒精中毒而死去的人超过700人，而1920年仅为84人。
繁忙的商业港口附近发现了大量贩运走私酒的船只，很多人靠此获取暴利。美国组建了自己的禁酒海军，4艘小型武装艇和8艘高速游艇都全副武装。执法船只要发现走私船就可以直接开火。
像芝加哥的洛德·阿尔·卡彭那样的罪犯因卖酒而大发横财。据估计，这些人靠贩卖私酒3年内就能盈利1100万美元。执法者有权逮捕胆敢触犯沃尔斯特法案的人。据统计，仅1923年这一年，全国律师所处理的半数案子都是关于禁酒的。为了贯彻这一法律，国家一年要花费1亿多美元。
1926年报界搞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反对禁酒。当时的美国总统虽然表面上支持禁酒，但暗地里也在大喝特喝。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许诺撤销禁酒令助了他一臂之力。漫长的13个年头之后，沃尔斯特法案终于在1933年12月5日被废除，这项“伟大”运动就此以失败告终。
这是当时美国街头的禁酒场面
拜耳新药海洛因
18世纪前后，以从罂粟提炼而来的吗啡为主要成分的各种镇痛剂风靡世界，这成为资本主义对外掠夺扩张史上的罪恶。19世纪中期，皮下注射器的发明使吗啡的滥用进一步扩大，因吸食和注射吗啡而成瘾的人遍及世界。
海洛因来自于吗啡，学名为“二乙酰吗啡”，1897年8月21日由德国拜耳制药公司化学合成专家菲历克斯·霍夫曼首次合成。当时，拜耳公司领导认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海洛因用来镇痛和解除吗啡瘾癖有显著疗效。拜耳公司将这种药物命名为“海洛因”，意思是“英雄式的新发明”。于是，在没有经过彻底的临床检验的情况下，拜耳公司便于1898年初将海洛因匆忙推向了市场。
到了20世纪30年代，拜耳公司向美国等全球20多个国家推销了数吨高纯度的海洛因制品，包括粉剂、糖浆剂、栓剂等。海洛因给拜耳公司带来了滚滚财源。由于拜耳公司没有对海洛因申请专利，受高额利润的驱使，许多世界著名医药企业也纷纷推出同类产品。各国医生也被海洛因的药效折服，称其“具有魔术般的疗效”，对咳嗽、胃癌、精神抑郁等病症均有疗效。当时，也有少数医生提出过异议，认为海洛因没有经过严格检验，可能具有毒性和致瘾性，但拜耳公司打出的广告声称，海洛因虽为吗啡的衍生物，但不至于上瘾，刚好可以医治广泛流行的吗啡上瘾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海洛因大行其道，就连尼泊尔的疯人院也将其作为镇静剂使用。
实话实说，海洛因这种现如今公认的毒品，在投入使用的最初阶段的确没有引发大规模的上瘾症状。这是因为当时人们还不懂得吸食和注射，只是口服，而且一次口服的剂量只有几毫克，这一点点剂量尚不足现代瘾君子们一次注射量的1/10；而口服海洛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脑神经产生兴奋刺激。因此，服用海洛因的患者不仅不会立刻获得巨大的快感，相反倒有疼痛受抑制的感觉，从而不会连续或超量服用。
罪恶的罂粟，海洛因就是以它为原料提纯出来的
然而在美国这个海洛因最大的进口国，后来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美国毒品已经开始泛滥，当时有1/10的医生吸食鸦片成瘾，还有数十万名吗啡依赖者。随着海洛因市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瘾君子开始将目光移向了这种新产品。1910年后，美国的医院里突然冒出大批海洛因成瘾者。事实证明，海洛因的成瘾强度高于吗啡3倍。于是，美国医学会明令禁止生产海洛因。海洛因交易只得由公开转入地下，价格也随之飞涨。这无疑给拜耳等海洛因生产企业再一次带来了滚滚财源。据统计，1920年前后，世界海洛因的医疗总需求量只有2吨，但年产量却达到了9吨。
直至1931年，拜耳公司等厂家才最终停止了海洛因的生产。然而，海洛因这一尽人皆知的毒品在世界范围内早已泛滥成灾。
注射器助长了海洛因的泛滥之势
教会传出的性丑闻
在世界许多地方，宗教信仰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宗教信仰对世界的影响逐渐变弱，而宗教卫道士的丑闻使这一趋势变得不可阻挡。
1974年6月9日，巴黎报纸登出了这样一篇报道：红衣主教死在酒店表演女郎的公寓里。显赫的红衣主教被发现死在24岁的酒店色情表演女郎桑东妮的公寓里。警方报告说，这位红衣主教当时“正在倾听忏悔”。但真相大家都猜得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爱尔兰天主教会闹出一系列的性丑闻而名誉严重受损。1992年的一件丑闻更成了爆炸新闻。有人揭发爱尔兰的一名主教埃蒙·凯西在美国有私生子，这位主教秘密挪用教会的钱供养他的私生子。事情被揭发后，埃蒙·凯西被迫出逃到南美。1994年，一名叫布伦丹·史密斯的教父被指控犯下了猥亵和强奸儿童罪。爱尔兰政府因拒绝引渡布伦丹·史密斯教父回爱尔兰受审而面临危机，甚至垮台。史密斯一案在爱尔兰开了对神职人员提起刑事诉讼的先例。
美国福音传教士吉米·斯瓦加特告诫收看电视节目的800万信徒，一定要戒除婚外性行为，但他本人嫖娼的场面却被人拍了下来。
近年来，关于教会的性丑闻更是层出不穷。据美国报纸进行的一次广泛的调查显示，美国177个罗马天主教教区中，仅有16个教区未被人指控性侵犯罪行。并且专家说，很可能有更多人保持沉默。这还仅仅是美国的情况，当天主教性丑闻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当第一个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之后，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回应，梵蒂冈、法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各地都爆出了更多的相似丑闻。
人们不禁要问，天主教的神父们怎么了？没有人能够回答。
宗教信仰是神圣的，教堂遍布世界各地，神职人员是备受尊敬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教会传出性丑闻，它的惊爆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德国皇族的同性恋风波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日耳曼民族纪律的象征。但是，1908年的一桩丑闻几乎使他的精神完全崩溃。
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巴伐利亚维尔茨堡附近观看军事演习
20世纪初的德国，同性恋人数很多，据说当时柏林有2万名男妓，因此法国人称同性恋为“德国病”。尽管德国当时关于同性恋的立法十分严厉，但只在涉及诱惑少年和引起公众舆论注意时才适用，而且只对无名百姓才适用。当时有一种传言愈演愈烈，说政府的军队、行政、外交部门的高级官员中也有许多同性恋者。一份重要报纸的编辑、出版商哈顿甚至宣称，在政府最高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同性恋集团，形成了第二政府，他们一直在蒙蔽皇帝。这份报纸试图对围绕在皇帝周围的贵族实行各个击破，并号召大家把他们“揪”出来严加惩治。一时间，揭露这一集团成为一种爱国行动。德国社会由此掀起了一场声讨同性恋的浪潮。
有人力图证明菲力普·艾伦伯格王子是同性恋者。而这起名誉伤害案尚未结束，事情又波及首相、威廉二世的儿子、一名外交官和众多可疑人员。后来这一事件导致王子引退，朝野议论多年。当时，一般公众都能识别同性恋者，讥笑他们是“第175条人”。德国刑事法第175条于1871年5月15日颁布，于1994年3月10日废除。此条例将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定为刑事罪行，
20世纪初德国的军营场景
1889年，有德国“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在国会大厦的走廊里
德国皇帝在这场事件中尴尬万分，因为有证据表明，皇帝和一位渔夫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不过，幸好那家报纸还不敢拿皇帝开刀。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位期间，曾经有传言指他与其好友菲利普·奥伊伦堡有染。传言引致1907年的哈登·奥伊伦堡事件。俾斯麦曾经指出威廉与奥伊伦堡有“不正当关系”，但此话可能只是纯粹的推测。
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出炉的内幕
20世纪早期，无声的、闪动着的电影开始给人们带来欢娱。几乎从那时开始，电影制作人就受到了美国卫道士的攻击。“电影是犯罪的学校，一个硬币就能通向地狱。”克利夫兰的威尔伯·克拉夫斯神父在1910年写道。从1915年起，许多州和地方政府都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剪辑或禁止上映他们认为不好的电影。
山坡上的好莱坞商标(www.xing528.com)
电影受审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1915年，最高法院在俄亥俄州规定电影是一个行业，一个单纯的行业。因此它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司法界普遍感觉电影是猥亵的、不值得尊敬的，是二三流产业，它唯一的功能是让无知的观众兴高采烈，让同样无知的商人从中获利。
到20年代早期，这些“无知的商人”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业的巨头，一个新兴产业的主人。现在电影每周会给4 000万各阶层的美国人带来欢乐。阿道夫·祖格，派拉蒙公司的老板，1903年曾在纽约卖过皮毛。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B·梅厄，1907年投资电影业之前曾做过废金属生意。杰克·华纳，波兰移民的后裔，1906年和兄弟一起开了第一家廉价电影院。
影业巨子大多是第一或第二代犹太裔美国商人，他们来到好莱坞，开创了一项文化产业，在美国赚到了钱，实现了美国梦。他们不在乎自由主义表现手法和审查制度孰是孰非。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一战后短暂的繁荣年代里，即繁荣的20年代，吸引年轻人来寻求快乐。
米高梅公司老板路易斯·B·梅厄
每个人都理解繁荣的20年代的冲击：装束轻佻的少女、私酿杜松子酒、禁酒令、黑帮……所有这些，所有这一切。电影业当然想拍下这些东西，他们不想拍维多利亚式的道德价值观，他们想拍下美国正在经历的道德结构的巨变，这样做恰恰加速了审查制度的发展。宾夕法尼亚审查委员会主席宣称：“电影已经使我们陷入泥沼，同居、通奸、拉皮条和卖淫充斥其中。”
建立审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在银幕上所看到的东西不满。20年代早期，一系列震撼好莱坞的丑闻加速了这一进程。“胖子阿尔巴科丑闻”是其中影响最坏的，可以说这一事件推动了这场银幕道德运动。
尽管美国实行了电影审查制度，但30多年后仍然挡不住好莱坞著名艳星玛丽莲·梦露的走红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好莱坞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差异太大了，这本身就是个问题。这里还生产了大量娱乐品投向市场，并且已经销售到美国的各个角落。而这里频频发生的丑闻迫使好莱坞巨头寻找一个不会受谴责的人来代表他们。
1922年，为了纯洁电影画面、保证票房收入，美国电影行业开始筹建审查委员会。这一机构由威尔·海斯领导。威尔·海斯，长老会教友、共和党人，曾任邮政总局局长。1922年，在巨头们的邀请下，他出面主持一个新协会——美国电影制造商和经销商协会，并出任正在筹建中的审查委员会的主席。
好莱坞默片时代的巨星查理·卓别林。这是他在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剧照
海斯的工作非常繁忙，为此，他每年的收入高达10万美元。为了将银幕行为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海斯办公室对剧本和影片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它的主要目的是督促电影公司不能制作使观众观看标准降低的影片。
但事实上，威尔·海斯就是今天被称为“挡箭牌”的那种人。他代表电影业的形象。他是被好莱坞巨头推到前台向公众作报告的人，是向国会作证的人。他随时准备抵挡对电影业的抨击。他曾风趣地说：“我是无形事业的一个有形标志。” 他的目的是促使人们相信好莱坞不是西方世界的罪恶之源。海斯保证好莱坞会进行自我审查，不再美化不道德的行为。
海斯是电影业的天才代言人，但是他几乎无权控制电影的内容。因此，在随后的七八年里，有关建立审查制度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好莱坞电影腐化了美国社会吗？电影是否造成了更多的青少年犯罪？在默片转化为有声电影之后，这些问题更加突出。
日本的“援助交际”
在日本，人们越来越担心“援助交际”会肆意蔓延。所谓援助交际，就是少女出卖身体，陪中年人在俱乐部、旅馆等场所玩乐以换取资助的行为。
在东京的闹市街上，总能看到一些奇装异服的年轻女孩子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看年龄也都不过十几岁，正值花季。她们一边说笑着，一边又不时地扫视过往的行人，尤其是那些看起来衣冠楚楚的男人，还间或抛去一两个媚眼。她们好像卖春的妓女，但又看不出有多少风尘之色，每个人都显得很开心。她们其实就是从事所谓“援助交际”的日本初中或高中女生。
“援助交际”是日本人对女中学生从事性交易的委婉说法。而那些女中学生从事“援助交际”的原因也并不是因为贫穷，更多的是在寻求刺激。她们陪着那些四五十岁的男性喝酒，唱卡拉OK，甚至淫乐……她们大多觉得在自己高兴的同时，还能得到相当可观的“酬劳”是很划算的事。“援助交际”可以说是日本社会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一种写照。1997年6月9日，东京报界更是曝出了一条新闻：一位大学负责人被发现曾与280名年龄在14到17岁的女生有过这种关系。国际社会对此震惊不已，但日本人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日本颓废的社会风气和教育制度的失败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国务院的一份人权报告指出，日本所谓“援助交际”等少女卖春行为屡禁不止，使许多年龄十几岁的女性的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这份报告中说，日本自1999年出台了禁止未满18岁的少儿卖春和取缔少儿色情作品的“少儿卖春禁止法”后，虽然警察当局对该类行为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但是男性针对十几岁女性的买春行为以及用金钱换取和对方约会的事情从未间断。“援助交际”已经成为日本当代社会的痼疾。
传统和现代并存的日本社会
纳粹战犯的罪恶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集中营的秘密被揭穿之后，希特勒的罪恶勾当彻底大白于天下。
走进这道大门就是万恶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后的几个月，盟军部队共发现了18个重要的纳粹集中营和5个灭绝营。1945年4月12日，美国军队解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是最早建立的集中营之一。共有5万名被囚者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命丧黄泉。而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共有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者照片
集中营的惨状被报道之初，有人还认为那些报道有些夸大其词，因为他们不相信人类竟然能够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但随着更多的人亲眼目睹了实情，真相越来越清晰，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来自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和那些所谓的不受欢迎者被赶到一处，而后用船运往集中营。那些在集中营的暴行之下苟延残喘的人被送往灭绝营，在那里被毒死并火化。在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至少有200万犹太人死于机械化的大规模屠杀。纳粹在处死这些人的同时，还肆无忌惮地搜刮钱财，其手段更令人发指：床垫由人的头发填充而成；化肥则来自于人的骨头；死者的金银则被熔化掉，用来作为战争的财力支持……虽然这是纳粹政府和军队所为，但德国民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战争末期，德国公众被迫参观集中营，亲眼目睹纳粹头子那难以名状的暴行。附近城镇的居民被召集起来，挖掘坟坑，用以埋葬那些死于纳粹屠杀的牺牲品。
1920年代晚期，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在德国纽伦堡集会。希特勒前面的就是格尔曼·戈林
大屠杀的新闻传播开来，正义的呼声也随之高涨。盟军在德国纽伦堡建立了国际法庭。希特勒的爪牙们被控犯有三种罪行：战争罪、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审判团由来自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的法官们组成。美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罗伯特·杰克逊首先进行了控诉。他当时的控诉词是这样的：“我们要对经过精密策划的、如此令人发指的、惨绝人寰的罪恶行径进行强烈的控诉和惩罚。现代文明绝不能够漠然置之，保持沉默。我们绝不能够让它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纽伦堡审判
格尔曼·戈林是深受希特勒器重的二号人物，也是盖世太保制度和集中营制度的创始人、战争贩子的领导人和反犹太人压迫制度的建立者。他的罪行罄竹难书。在法庭上，他和其他一些战争贩子辩称他们只不过是服从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企图以此掩盖他们自身的丑恶嘴脸。法官对此予以驳斥，他们认为即使在战争期间，战犯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19名纳粹头目被判有罪，其中12人被处以绞刑。
与此同时，整个欧洲都在审判战犯，这些人必须为他们灭绝人性的行为付出代价。最终，共有58名纳粹分子被判处绞刑。
将这些人处以极刑并不能减轻文明世界的痛苦与怨气。尽管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何会犯下如此野蛮的兽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绝不能忘记，人类有能力在自己最邪恶的时候做出骇人听闻的邪恶之举，这就是希特勒德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被运往奥斯维辛的犹太人
犹太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
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由于瑞士邻近德国，许多犹太人就把钱存入了瑞士银行，这些犹太人大多在二战时期被纳粹杀害。与此同时，德国法西斯也把搜刮来的大批犹太人的财物存入瑞士银行，包括大量的黄金饰品。
纳粹党徒迫使德国平民经过陈列有因饥饿而死的犹太妇女的路边
二战后，犹太人中的幸存者和受害者的亲属前往瑞士银行取钱时，银行却以没有死亡证明或无法查账为名拒绝支付。可是人们在瑞士的一家银行里发现了被粉碎的记录单，仅这一家银行侵占的犹太人财产就将近5 000万美元。随着越来越多证据被披露，瑞士银行终于顶不住了。随后，瑞士银行方面声称愿拿出6亿美元让犹太亲属们放弃追查，但被亲属们严词拒绝了。
其后，大屠杀幸存者和遇难者的亲属联合起来起诉瑞士政府和银行，要求其赔偿15亿美元。为此，美国许多州和城市都对瑞士政府做出了制裁。
1999年，一份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死难者在瑞士银行的资产情况报告通过互联网得以公布。这份报告是由美联储前主席沃勒克领导的650多名国际会计师组成的特别调查小组对大屠杀时代的瑞士银行账户进行了长达3年的调查结果。这份报告的结果是惊人的，总共涉及54 000个犹太人开的账户，调查同时还发现了属于纳粹高官及其合作伙伴的1 600个账户，但报告没有透露他们的具体姓名。另据与调查小组关系密切的一家媒体报道，由于许多账户已经被封存了很长时间，到调查小组整理它们时已经成为空户，所以要想查出银行到底鲸吞了多少财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家媒体还说，仅仅根据那些还有钱的账户推断，其总资产数可能高达13亿美元。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勒克
随后，瑞士银行家们宣布，他们支持已公布的对二战大屠杀受害者财产去向的调查报告，并准备接受指责，但他们希望能够受到公正对待。据说，瑞士银行已与大屠杀受害者及其继承人达成庭外和解，并为此支付了12.5亿美元，这个数字与沃勒克领导的银行调查小组估算的数字相近。
欧洲被杀害的犹太人纪念碑
这还算是相对公正的结局，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几十年来瑞士方面会一直拒绝支付掌握着的犹太人财产呢？
斯塔维斯基诈骗案
1932年的法国，社会风波不断，左派在选举中获胜，但很快在大萧条的压力下被迫下台。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如何对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无可挽回地分裂了。随后共有5位总理在短期内相继让位。1933年12月，最后的较量随着斯塔维斯基丑闻的败露而到来。
电影《斯塔维斯基》剧照，左二为保罗·贝尔蒙多饰演的斯塔维斯基
斯塔维斯基是一个法籍白俄侨民，他在法国高层政要中颇有人缘。他的特长就是“从不知道‘羞耻’二字”。1933年，他伙同众议员兼巴荣纳市市长加拉开设了巴荣纳市立信贷银行，并以大批假珠宝作抵押，发行巨额债券。他的那些高层政要朋友对他通过诈骗手段获得的巨额财富不闻不问。但是，发行假债券的行为显然玩过了头。1933年底，报刊揭露了斯塔维斯基搞金融投机的丑闻，牵涉政界、警察、司法部门的要人共1 200多人。丑闻揭露后，舆论大哗。
案发后,银行经理被捕入狱, 而斯塔维斯基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1934年1月8日,警察包围了斯塔维斯基在夏蒙尼的隐蔽住所。当他被发现时已经倒在住所的卧室里，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脑袋。警方声称他是自杀。随后调查此案的一位当地官员在一条铁路附近被人斩首。警方的这一说法遭到大多数人的怀疑,人们怀疑警方处决了斯塔维斯基，目的是为了保住其他腐败官员。这起案件至今悬而未决。
充满传奇色彩的“斯塔维斯基事件”被拍成了电影，导演阿兰·雷斯奈斯和主演保罗·贝尔蒙多
政府丑闻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极右翼团体趁机在街上制造骚乱，企图推翻共和国本身。尽管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却迫使内阁于1934年2月辞职。一些保守党相继组阁执政，但没有一届内阁能根治国家的弊病。
1934年的斯塔维斯基事件，其核心问题就是金钱，事件导致两届法国政府倒台，但是，事情的真相始终没有公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