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的巅峰：康乾盛世

◎中央集权的巅峰：康乾盛世

所以满清的改革与整顿，纪律与技术上的成分多，组织和制度上的成分少。

一黄仁宇《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

“康乾盛世”，是指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至嘉庆元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当时乾隆尚为“太上皇”），一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传统中华文明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高峰，成为它衰落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我们知道，清承明制，继续保持着高度的中央集权。除了所谓“后三藩”，系明降将曾举兵反叛之外，再无一个重臣背叛朝廷的纪录，不仅为西方之所无，在中国也仅有。在康雍乾时代，权臣、外戚、宦官等传统政治常见的弊端均不复存在，尤其是密折的应用、军机处的设立，使皇帝的意志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贯彻到全国每个角落。

黄仁宇先生说，因为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国家不恃军事力量而依然存在，于是更提倡社会价值，所产生的社会秩序，以“尊卑，男女，长幼”作纲领，有替代法律的功效。教化的推行，文治的兴起，更使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元化”现象，有影响的异端思想家不再产生，即使产生了，其思想学说也得不到传播。整个士人队伍，儿乎无一例外地束缚于儒家纲常伦理之中。这些特点都因明清帝国而发展到尽端，直到鸦片战争才彻底暴露，原来这样的体制不能在现代社会里存在。

最重要的是，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康乾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历代没有解决的蒙古、新疆、西藏问题，在这个时期均获得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被牢固地置于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与管辖之下。清政府甚至还特设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在边疆地区驻军设防，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主权的完整。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为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而康熙、雍正和乾隆，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关心百姓生活。康熙推行“休养生息”，反对官僚生事扰民，并尽革明朝的均役提编等弊政。雍正对政敌虽然残忍，但其政治斗争大多限于上层，极少危及民间，他对贪官污吏实行严猛政策，取消、限制陋规和加派，也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乾隆晚年吏治废弛，但主观上仍欲施惠于民，蠲免赈恤有增无减。

由于此间的统治者都深刻地认识到“民为邦本”，所以，清代百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得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从事生产，这就促成了经济的繁荣。清代的经济发展，表现为土地开垦、人口增加、商业发达、手工业兴盛，也表现为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正是由于生产的发展，国库充盈，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清廷能够得以发动类似“十全武功”之类的重大战役，而不致过分盘剥扰累民间；也正因为库贮充实，物力丰盈，所以尽管乾隆后期，皇帝纵情豪奢，官僚巨额侵蚀，而清廷财政仍能勉强支撑，没有全面崩溃。

由于国力的强盛，导致这一段时间学术的全面兴盛。这个时期以惠栋、戴震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和平安定的社会条件下，利用考据方法，系统发掘、整理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戴震对《周易＞、《尚书》、“三礼”等著名经典的分析与考订，为人们准确了解古代社会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都标志着中国古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www.xing528.com)

“盛世修史”，在文人学者沉醉于古代历史文化的同时，政府也积极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康熙时曾编有《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重要图书文献。而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聚集于敏中、戴震、纪昀、王念孙等著名学者，编成《四库全书》，将中国历代重要典籍完整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之下，卷帙极繁，内容浩瀚，包罗万象，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康乾盛世，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那么，义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呢？

黄仁宇先生说，清朝的改革与整顿，纪律与技术上的成分多，组织和制度上的成分少。清朝也进行过一些财政方面的改革。比如，顺治年间就开始了整顿赋役制度，清理赋役簿册。但这种整理，其前提却是相信明朝的兴盛与灭亡，乃是在于“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年间，海内殷实，家给人足。及乎天启、崇祯之际，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滋奸，民不堪命”，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上找原因，无法适应社会新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只能在传统的老路中寻找出路。

开国以来，清政府对汉人充满猜疑心理，各部尚书、侍郎均是满汉各半，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时期，领兵打仗的汉人才逐渐占据从中央到地方的要职。

由于赋役不均，导致清代的赋役征收相当混乱。因为清初赋役的征派是按地亩、人丁两重标准进行的，而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丁税成为广大贫民的沉重负担，从而不断引起逃亡和反抗。为稳定税收额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宣布，以前一年的全国丁银数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这就是著名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这只足不再增加丁银，却并不是免除丁银。

由于人口变动的情况相当复杂，每户人丁的子孙情况各不相同，很容易发生以多承少、以少承多的现象。所以到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已有实行将人丁摊入地亩的征收办法。到雍正时，清政府又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卣”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称为“地丁制”。

从此，中国历史上儿千年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这有助于农民对国家依附性地位的削弱。不过，这与现代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之展开，还有相当的距离。

然而，除了以上这几项措施，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在制度上的重要创举。火耗归公的推行（所谓火耗，是指历来收税时，以白银部分在熔化时会有损耗，因此需要征收附加税，而这笔收入向来为经手者侵占），本意是雍正帝希望将这种非法收入，公开核算，合法的分配用途，增强皇帝与各省总督巡抚间的直接联系，减少收税时的贪污，增加地方的正常收入，让政府除了“管理”之外，也能参与“服务”性质的工作。但是这改革只在短期内生效。

当时最大的障碍，则是以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税收对象，税额无法确切的提高，纵使皇帝与臣僚有心改革，也无法突破环境。况且清初人口大量增加，一般人民生活艰难，更使措施困难。到了1800年前后，火耗归公的改革已经无意义。明末的不良状况也开始重现，其原因仍然在于，如果低层机构不变更，就是上层机构再想改弦更张，也无济于事，最终也只能仍是“一穷二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