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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讲忽必烈与文化冲突

时间:2023-1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文化冲突的尴尬:忽必烈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黄仁宇《忽必烈留下的传统》“胡元制主”是朱元璋对忽必烈的指斥。他曾在<大诰》中给予忽必烈以这一称谓,以表达他的不满和作为元朝子民夺取政权的合理性。忽必烈是一个在蒙古人中汉化较为严重的人。1260年,忽必烈抢先即汗位,阿里不哥随后也称汗。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要同时推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

黄仁宇讲忽必烈与文化冲突

文化冲突的尴尬:忽必烈

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

——黄仁宇《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胡元制主”是朱元璋对忽必烈的指斥。他曾在<大诰》中给予忽必烈以这一称谓,以表达他的不满和作为元朝子民夺取政权的合理性。

忽必烈是一个在蒙古人中汉化较为严重的人。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围卡拉科伦。然而即使是在阿里不哥问题解决之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同为拖雷所生,但按幼子继承父亲家业的蒙古风俗,应比忽必烈有更多的道理继承汗位。1260年,忽必烈抢先即汗位,阿里不哥随后也称汗。双方经过多次厮杀,最终阿里不哥投降,后病死),他也未曾再亲临南方的前线。攻宋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分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老辞谢,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在这些地方,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此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止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

不过,他自己身为蒙古人,就不得不保持蒙古的传统。他所赐“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产物。关于用人一事,他在1285年对右丞相安童说:“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也是蒙古人中较为开放者,受到汉人儒臣的尊敬。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要同时推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矛盾,我们才可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在整个元朝,色目人的地位都非常重要。他们几乎掌握了元朝的经济命脉。色目人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游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需要有擅长推销、专业的商人进行批发。很多色目人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和兵器,所以在蒙古人占领中亚之后,很多就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的扩张进入中原

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应忘记,蒙古人在1234年才灭金,忽必烈在1260年才称帝,1271年才称他的政权为元朝,1276年元军入临安,1279年才消灭了南宋的最后一层抵抗,统一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灭亡,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收组织。因此黄仁宇先生说,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www.xing528.com)

元朝的税收比较有特点,也相当的混乱。在华北地区,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帐册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这些数字就已经模糊不清。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收实物外,一般按账册纳钞。忽必烈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而受到实惠的,依然是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高,也多次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前面已经说过,色目人在元朝的政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在元世祖忽必烈领导之下,就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阿合马替世祖理财20年,他增加新税收,为皇帝信任,做到中书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结果为朝臣不满,被人谋杀。

黄仁宇先生说,他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政权之下,由二三宠臣主持,必无好结果。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也不能说没有事实上的根据,全是诬陷之辞。不过归根结底,这种种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子,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符实,也很紊乱。所以除了色目人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年间,他发行的钞票还不算多,继位的皇帝也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

忽必烈推行的政策,也表现着极大的“因人而治”的特色。比如前期,他很重视汉人,姚枢、许衡、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等人,都很得重用。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就无法抬头,虽说他也派人前往江南,揽访人才,但却再也没有延纳汉人,款待有如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未曾开科取士。至于元朝将人按人种分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其他少数民族)为第二等,汉人(最初归顺和征服的汉族)为第三等,南人(长江以南的汉族人,因为他们拼死反抗过蒙古人的征服)为第四等,成为种族歧视很有典型意味的例子。而那时候,据说也开始出现了按职业分为三六九等的说法,结果教师名列最后,成为“臭老九”,并且这种恶劣的影响,至今没有得到完全清除。

关于忽必烈的两次进攻日本,在历史之发展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第一次的远征在1274年;第二次则在1281年。由于海风的帮助,日本人才免受蒙古的铁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支“神风敢死队”的原因。同样,忽必烈在中国领域以外的发展,如在安南缅甸,以及最后的攻爪哇,也都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结果。黄仁宇先生说,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清: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民也要被强迫在他们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

总之,忽必烈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分问题,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他不仅统一了从五代十国后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也比较稳健温和。只是蒙古人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也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共通体制,因此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真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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