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赵匡胤的权力重塑与中央集权

◎权力的重塑：赵匡胤

经过太祖赵匡胤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

——黄仁宇《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赵匡胤在公元960年，奉后周恭帝之命，讨伐契丹，军队抵达陈桥驿，离开封不及一天的行程，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就是所谓的“陈桥驿兵变”。这种情形，在中国的五代早已屡见不鲜。恭帝郭宗训，是一个7岁的孩子。因此960年的政变，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北宋，但这个王朝的建立，却没有遇到抵抗。

出征的军队返回开封，宋太祖即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开开封和太原之间的战事，也因对方顽强抵抗而停止。他在位17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这在黄仁宇先生看来，完全是在不自觉之中，完成了一项“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了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有继五代而成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也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劲敌。他曾对赵普说，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一带设防。只是这个计划，到400年后才在朱元璋指导之下完成。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楚、蜀、南汉和南唐。吴越则仅纳贡，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未纳入宋朝的版图，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田（类似于东汉刘秀的办法，也就是清丈土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的土地），他也推行“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仍是因袭五代的体制，只有局部的调整，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没有采用征兵制，尤为各朝所罕见。在他统治期间，国家的劳动服役，也尽量避免征派于军队，而由“厢兵”服行。

赵匡胤所推行的法律较前代温和，但是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不过，他又说“奉禄薄鲜，未可责廉”，也就是说，工资太低，公务员就会做出很多不顾廉耻的事来，于是对各级工作人员一体加薪，所以宋朝的官俸在历代都是最高的。他所设立的国家储备叫做“封桩库”。他曾说：“候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想等着钱攒到一定的数量，就拿去买回燕蓟，很少有皇帝能这样坦率地承认这种想法。

宋朝鉴于五代十国的分裂，开始对中央权力进行重塑，由于卓有成效，被称为“中央集权”。赵匡胤的作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禁军”，诸州之镇兵为“厢军”；各地方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了五代“牙军”的体制。中央经常向各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诏诸州选所部兵至京城，以后则代以木雕样兵来规定条件，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并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成熟，其兵员就补入禁军。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www.xing528.com)

在军队方面的集权，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杯酒释兵权”。他要石守信等大将交出兵权，就对他们说：“假如你们的手下人也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办？”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忙问主意，结果赵匡胤就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所以他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征服的小朝廷首领，也受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事情，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他的宽怀，一方而也由于他的自信。

财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样的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使，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中央。在朝代草创和各阶段征服时，这些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到汴京，以致仓库盈溢。

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部门。又以文人管理州里的军事，并且打破了唐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员的习惯，重新整个地任命州县官员，因此又要加大选举力度，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3年循环制，确实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超过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的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每年生产500万贯的数量，也就是说，宋朝两年的铸钱数，就超过400年后朱明王朝276年所铸钱的总和。如此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杭州为国都，专着重于水陆交通的便利，并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上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所没有的事。

由于有了以上的分析，黄仁宇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但这和“大历史”又有何关系？黄仁宇先生说，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陪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和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不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朝的种种办法，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税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和五代十国的出现。

而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但军人注重实际，以部下管理经济场所，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并不过多干涉，所以针对各处状况，也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可以套用，所以赵匡胤虽是个军人，但能够自我克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的辅佐，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凑拢起来。

但是，北宋也有自己的难题。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后，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以后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义重新归返到官僚的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间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以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在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的差异。

黄仁宇先生指出，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即使儿百年之后，整理历史原始资料的历史学家仍没有看清。经过太祖赵匡胤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重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但宋代开创的理学和产生的特殊人物，又偏以哲学家为多。这不能不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