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黄仁宇带你领略帝王将相的黄金时代！

◎帝王将相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

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黄仁宇《贞观之治》

李世民及其“贞观之治”，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事了。一部＜说唐》，主要讲这方面的故事。另外，程咬金和瓦岗寨的故事，也与这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在隋末的群雄纷争中，主要是依靠李世民的力量，李渊建立了唐朝。不过，由于不是长子，李世民无法合法地取得帝位，他的哥哥李建成被立为太子。626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射杀李建成，史称“玄武门之变”。此后不久，李渊就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他的年号为贞观(627-649年)，所以他的统治又叫“贞观之治”。

对于“贞观之治”，黄仁宇先生说，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日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酒庆贺，并自弹琵琶，李世民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此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和印度接壤。

唐朝在中国历史中，也以其政策上的宽容与大度而出名。黄仁宇先生指出，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能对各种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去印度取经归来，太宗亲自召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以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也不下数十人。所以有人说，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其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比，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

这种局面的出现，当以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都能一视同仁。这种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大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也就是说，他认为是自己民族政策的成功，才造成了这种局面。

李世民18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的“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都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10多岁时已经能指挥10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挡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有次北方的少数民族首领率大军前来，而李世民的部队还没有赶到，他竟然能够单身前往，与之对答如流，镇定自若，结果敌军退去。这种作风，无疑树立了他的个人威望。

关于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背景分析，黄仁宇先生说，7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以小自耕农做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学家艳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是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地恭维。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7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1日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全盘照搬的“大化改新”；贞观之治牵涉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底，到底不能持久。(www.xing528.com)

至于李世民杀兄屠弟之事，历史上的观点很多。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了唐初平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渊称帝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很显然，天无二日，皇帝操生杀予夺的大权，使得他的宝座成为一个极危险的位置。彼此争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用传统道德观念阐释这段历史，常有不得要领之感。例如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时，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在今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学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几百年后，万历皇帝还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真是不着边际，况且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提并论。

黄仁宇先生运用西方心理学中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认为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论解释。他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他曾要卢祖尚任官，卢祖尚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再三，卢祖尚坚辞不受。李世民一怒之下说，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时斩卢祖尚于朝堂。可是他既有弑兄逼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心，且受良心谴责，因此更要表彰他的种种行为，无非自卫；既登九五之尊，则更要表明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做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

李世民与魏征是一对中国古代标准的“君圣臣良”。魏征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李世民也将魏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以表示他始终宽宏大量。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

据说有一次，李世民正在玩弄一只非常喜欢的小鸟，结果魏征到来，李世民明白魏征一旦知道这件事，肯定又会劝谏他不能“玩物丧志”，于是只得将小鸟藏在衣袖里。哪知魏征那一天故意和他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等魏征走了以后，李世民发现小鸟已经被憋死了。还有一次，由于魏征的“劝谏”太过头，气得李世民回到后宫，还不停地说，“一定要杀掉这个田舍翁（种地的老汉）!”结果皇后则祝贺他得此忠臣，可喜可贺，李世民才转怒为喜。

但是，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魏征自知处境的危险，所以才会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其荣。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背景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甚远尚书、中书、门下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合称三省六部，是隋唐至宋的中央最高政权机构。它是自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与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订、审核与贯彻执行）。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成选民区，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唐太宗正好赶上了好时机，7世纪之初第二帝国之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的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都是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在执行专制皇权时，又能稍微参酌众议，因此他的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只是这种作为，并不能加以制度化。

同时，黄仁宇先生借李世民与贞观之治，分析了道德的作用。他说，李世民的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只是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这种情况与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相似，无不以拯国民为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民。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人性本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尤其值得我们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