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乱世枭雄中的局限-黄仁宇谈中国历史

◎乱世枭雄有局限：曹操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

——黄仁宇《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曹操，沛国谯（安徽毫县）人，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由于宦官无法生育，有权势的宦官大都通过认领“养子”的办法，来满足自己对于传统宗族血缘关系的向往，而一般的贫穷之家，由于无力抚养子女，也愿意给人领养），买官至太尉。曹操曾跟随皇甫嵩镇压颍川黄巾军，后来又募兵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军。192年，青州黄巾军杀兖州刺史刘岱，由兖州地方官出面迎曹操为兖州牧。同年，曹操在济北（山东长清）打败了青州黄巾军，“受降卒30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他的势力壮大起来。196年，曹操又带兵进入汝南和颍川，镇压了在那里活动的黄巾军余部，他的势力开始扩展到豫州（河南）。

曹操刚到兖州时，毛玟向他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就是让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建议被曹操采纳。196年，汉献帝由长安逃回洛阳，曹操立即迎献帝到许昌（今河南许昌），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同年，曹操又开始在都城附近募民屯田，得谷近千万石，初步解决军粮问题。由于曹操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所以他的势力发展较快。

这时，在曹操的北面是袁绍；在南面，河南南阳有张绣，湖北荆州有刘表；在东南面的扬州有袁术；在东面徐州，先有吕布，后有刘备；在西面陕西关陇地区，有韩遂、马腾等十数支割据势力。197年，曹操大败袁术于蕲县（安徽宿县）。198年，曹操攻徐州，杀吕布。同年，曹操又打败了张绣和刘表的联军，第二年张绣投降曹操。200年初，曹操击溃了在徐州下邳（江苏邳县）的刘备。他还先后让钟繇、卫觊打着汉献帝的招牌，到关中笼络那里的割据势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形势。这样，曹操就在中原站稳了脚跟，成为惟一能和袁绍抗衡的力量。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袁绍出身名门，世代都在朝廷里做大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他又在消灭宦官集团中出了力，因此在关东军讨伐董卓时被推为盟主。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首先从韩馥手中夺取河北一带的冀州，以后又把势力伸到幽、并、青三州。199年，袁绍消灭了幽、青二州的公孙瓒，遂完全据有幽、冀、并、青四州，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200年，袁曹双方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官渡（河南中牟东北）之战。在官渡之战中，袁绍有大军10万，战马万匹；曹操用来抵抗袁绍的军队，大约只有一二万人。袁绍占有冀、并、青、幽四州之地，曹操只占兖、豫二州。从军队、物资的数量和后方力量上来看，袁绍远远超过曹操。但在政治上，袁绍在青州大肆勒索，而曹操注意发展生产，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又打击不法豪强，比袁绍得人心。在治军上，袁绍法令不严，内部尔虞我诈，士气不振；曹操赏罚分明，上下齐心，军队的战斗力强。在用人上，袁绍所任唯亲，曹操唯才是举。总体上看，曹操也不是没有优势。

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起初，袁绍进军黎阳，前锋围攻白马（河南滑县），曹操用声东击西策略解白马之围，先后斩袁绍大将颜良、文丑。接着，曹操主动退屯官渡，将袁绍10万大军阻止于此长达半年之久。后袁绍谋士许攸投降曹操，暴露了袁绍屯聚军粮的地点。曹操率精兵五千，焚烧袁军粮食万余车，袁军军心动摇，全线崩溃。官渡之战后二年，袁绍忧愤而死。以后，其子争立，曹操乘机出击，占有了原来袁绍的地盘。这样，曹操就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却有赖于赤壁之战。挟北方胜利的余威，公元208年，曹操统帅80万大军，直逼在南方的刘备和孙权。赤壁之战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事件，由于孙、刘联军的齐心协力，并抓住了曹操部队的弱点，用火攻将其击败，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而根据这一段历史形成的典故，早已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草船借剑”、“火烧连营”、“周瑜打黄盖”、“蒋干中计”等等。不过，由于诸葛亮个人形象的魅力，使得他竟然超过周瑜，似乎成为赤壁之战的最主要功臣，对于周瑜而言，又有些不公平。(www.xing528.com)

关于这一段历史，黄仁宇先生说，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趋利赴势。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诸葛亮，他的哥哥诸葛瑾仕吴，也做到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份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又与刘备成为对头。

这一段历史的主要史料依据是《三国志》。黄仁宇先生介绍说，陈寿的原稿，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中心，没有办法确定谁才是“正统”，也用不着编造谁是“天生圣人”，所以作者就不须迁就某个固定官僚集团。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的注释，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逐节进行补充，因为其中资料五花八门，常有我们在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结果，我们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史运转的奥秘。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同时，也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可见其为人。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其中说自己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有志于“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东征西伐，以至于他虽“本志有限”，最后总是弄得不能放手，他的权力也因此越做越大。按曹操的本意，他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结果是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还是感觉到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并没有小说和戏曲中所形容的那样狡诈。

曹操最被别人攻击的，是“魏武三诏令”（曹丕夺帝位后，追封曹操为魏武帝，故有魏武三诏令之说）。此令是曹操于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以丞相的身份发布的，其中提到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而他征求的不是“操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都可以做坏事，但是对汉末的影响之大，又不是他曹操所能预料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但他虽看清传统道德的弱点，知道道德并不能拯救当时毛病，但却也没有搞明白，放弃传统道德，也不能拯救当时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样，他的儿子曹丕却不是真的周武王，也没有打算做周公，结果他后来成了魏文帝。

魏朝之后，又有晋代魏，不过，这两个朝代都没有办法能解决当时的问题。司马炎刚统一中国，10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311年洛阳沦陷，317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变而为南北朝之宋齐梁陈。北方之“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仍然不能做到这一点。

原因何在？黄仁宇先生认为，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369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有看到演变之全豹。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对于曹操，还是对于传统文人和士大夫的偶像——诸葛亮，我们都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评判，而不要被表面的厮杀与运筹帷幄所蒙蔽。